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汤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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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无形却锋刃凌厉，轻舞之间，便于无声中将世事人生消磨得七零八落。来云南五十年一晃而过，转眼老去。孰知初来云南见过的那块碑石，虽经千年风雨阅世无数，倒依旧年轻，巍巍立于人世——我说的是那块爨碑，小爨，爨宝子碑。
世界大到难以想象。冥冥中与一人一地一物有无相识的机缘，谁能预料？心仪多年至死缘悭一面者有之，眼睁睁错过失之交臂者有之，金风玉露一相逢从此天人两隔者有之，“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者有之，而一朝相识便与之淡淡相处牵挂终生者，亦有之。快乐与忧伤，尽皆生活的密谋。如我，近五十年岁月，虽非朝朝暮暮，竟得以三次拜访俗称“小爨”的爨宝子碑——相比那些慕名此碑却终生不得一见者，怎么都是运气与缘分。
如此，小爨于我，已不纯是一块刻有汉字的石头，而是一个老友了。
1937年曲靖中学校长谢显琳主持建成的爨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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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一叶扁舟从楚地顺长江而下，再坐上刚刚通车的火车到云南时，孤零零的昆明火车站，尚被大片田野包围着，满脸怆然如同遗孤。更仓惶的，是茫然不知未来究竟在何方。一周时日在揪心的等待中逝去，一个陌生地名骤然扑到了面前：曲靖。
此前的云南于我已是天边，曲靖似还在天外。于是再次搭乘一趟慢车，向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去曲靖。一路想象曲靖的模样，终于到了，眼前是座比昆明火车站更显孤凄的简陋站房，曲靖城则还在四五公里外的云深不知处。
又一次等待，等待又一次分配。听说我真能去的，无非一个比曲靖更僻远的地方，日后也许连再到曲靖也是奢望？无所事事中，问一位早我两年来此的上海大学生，曲靖有无好看好玩的去处，回说是什么都没有——两条小街，十分钟便可从头走到尾。问该怎么去，他说走路，或坐马车。我选择了走路，省钱，临出门他又叫住我说，对了，有块碑你可以去看看。一块碑？对，爨宝子碑。他以手为笔在灰扑扑的桌面上，画出了那个“爨”字。爨，他说，是个古老姓氏，爨宝子是个人，官至将军，生卒年代相当于中原的两晋，这些都无关紧要，倒是那碑上的字刻得不错。
走路前往。荒野杳寂。尘土飞扬。随口问过几个路人，倒找到了。那碑很随意地立于曲靖一中校园，一个简陋的风雨亭，四周空空荡荡。秋日午后，斜阳枯黄，爨宝子碑落寞亦自在，可惜我并不了然碑上那些刀劈斧凿般的文字的价值——除了幼时作为功课描过几天红，我对整个汉字书写史几乎一无所知。那碑够大，够巍然，于我却仍是无明。
以前没加玻璃罩的爨宝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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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好处，在有的是了无深意的激情。原只为打发时光随便去看看玩玩。默然凝视间，却隐隐觉出它正以它低调的华丽尊严，鄙视我的无知。那是以它的简洁素朴呈现出来的。一块碑高大如此，却并无繁复装饰。一千多年前边地古爨人的智慧，让人震慑折服。它素简如初，何需繁复？是了，素简是通行中国的古老美学，春秋、两晋、汉唐，《诗经》《史记》《汉书》，都是素简的。花哨繁复是后来的事，时至今日，每天，我们都会遭遇海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不知来处，如从天降，生硬，干涩，从没在文明的泥土中自然生长过。文字与语言的灾难，亦是文明的灾难。
一方那样的碑，原先与我全然无关。身在荆楚，我不知有“爨”。在遥远的长江边家乡小城，我只知道一个叫“乌龟碑”的地名，碑和龟早已不存，那方碑只是个没有内容的传说。爨碑不是。它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突然缘于我的冒昧与无知。
回去后我问那个老大学生，你练书法吗？他说不，就喜欢点旧东西，老东西。那你怎么知道那块碑？他说是听人讲的——民间传说，那碑的发现，是当地一官员见家里食用的豆腐上有字迹，寻迹而去找到的——其实，一件旧东西、老东西，时间久了，便已成了神明。想象那些印有爨字的豆腐如传单一般撒遍曲靖乡野，倒也有趣。
与爨宝子碑的初识到此戛然而止。后来我会偶尔想起那块石碑，像想起一个相忘于江湖的友人。所谓的碑，作为石艺、书法、篆刻等艺术的集大成者，无非一块刻上文字画图，以纪念某项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初意实为让其所记人事万古流传，但最终流传下来的，倒是那块石头，以及石头上的文字和画图。真与那块巨石相知相亲的，不是碑石文字记叙的人事，倒是隐身于历史暗处的石匠，及碑文的书写者与篆刻者。他们从不在石碑上留名，却以无形留在了碑上。如今想来，当初面对那种无形无明，我怎么会思绪浩然？如今方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广场上两方巨大的方尖碑如此，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亦是如此。林徽因的侄女、美籍华裔建筑师林璎21岁时设计的越战纪念碑，最终也成了她本人的纪念碑。头一次见到的爨宝子碑，告诉我的就是那块碑本身，镌文及所记人事，看了一眼，仍不了了之。无明。
清原石旧拓《爨宝子碑》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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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那块碑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铁路小站工区，我一待数年。工余得闲，跟着工友四处瞎逛。某日在车站附近一个小村子里，偶遇一个邋遢无行的乡人。喝酒聊天，聊着聊着，他便聊起了小爨。我大吃一惊，断定他或是个隐士。十多年后，当我尝试把爨碑和那隐士般的老头请进文字时，又去看过一次小爨。初识时的些许感慨已风消云散，那次我在意的，是它的来龙去脉，方知其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安帝乙巳年（公元405年）刻，用笔结体与《中岳嵩高灵庙碑》极相似，在隶楷之间，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已冠古今”。堪称东晋碑版书法中的明珠星辰。自1778年出土于云南南宁即今曲靖市后，即为世所重。碑之正文计13行，每行30字，后列官职题名13行，每行4字。
其时我已听说，在云南，无数人正以爨碑为帖，研习书艺。他们醉心的，是碑上那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字。镌刻着那些字的石碑，已然成了他们的神明。
1916年上海出版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高度评价爨宝子碑：“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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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又是秋日，再去曲靖。面对爨碑，感觉如野石上的枯苔遇雨复活。以为爨碑于我已不再是无明，然日新月异的曲靖已变得我无从辨认。欢喜又心疼。记得当年有一次我路过曲靖车站，一列运送上海知青的客车刚好停在站上。一个知青迎面走来问我：进城坐哪趟公交车？我说哪趟都可以。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没有公交，只有马车。现在我跟那个知青一样，休说公交车，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
那里已不是一所学校，成了一个爨碑园，如同当今所有的园林，林木整齐干净，建筑焕然一新。简陋的风雨亭早已不知去向，面前是一座四周封围得严丝合缝的碑阁。我心有恐惧焉：小爨变成什么模样了呢？给古建刷上通红油漆的事屡有发生。雕花门终于打开。万幸那样的油漆只刷在碑阁的廊柱门窗上，没让小爨变成个古怪的大花脸。
现爨碑亭。
面对它我依然如对神明。它当然只是一块石头，一块一千多年前被打凿出来，刻了几百个爨体字的石头，往早里说，也只是一块上千万年前已存在于世的石头。一块那样的石头，粗砺，笨拙，沉重，左下角略有残损，暗示着它历经的苦难。而碑外不知何时出现的那个油漆通红的碑阁，仍让爨碑陷于无明。原意或是要保护那块碑，可惜那风格形制与爨宝子碑完全不搭界。逼窄的空间，俗气的装饰，外加几道钢箍，让人难受得紧。那当然不只是曲靖之错。时代浅薄。世界浅薄。我们浅薄。相比于爨宝子碑们，那样的园、阁、亭、楼，宽而无当的马路，怪模怪样的城楼，各式星级酒店，各种洋盘的住宅区，都太幼稚太浅薄！我和小爨一起迷失在那样光滑的“新”里。建筑学家黑川纪章就说：“建筑是一本历史书，我们在城市中漫步，阅读它的历史。把古代建筑遗留下来，才便于阅读这个城市，如果旧建筑都拆光了，那我们就读不懂了，就觉得没有读头，这座城市就索然无味了。”刻制爨宝子碑的艺术家如果还在，眼见那块石碑被关在那里，会不会气得唾咳成血？
这次我请人给我跟小爨拍了张合影。不是要跟那个碑阁合影，不是要跟爨宝子合影，是要跟那位工匠那位书写者篆刻者合影。可能是一个人，或许多人。他们就在那里。我知道。隔着一千多年时光，我知道我身边站着许多人，宽袍博带头冠高耸，穿着晋朝的衣服。别处已碰不到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姓爨，一个南中大姓。虽说那些石匠的名字一个都没留下，但他们的生命已嵌进石头的纹络，嵌进碑上一笔一画的凿刻之中。
可怜的是我们。
现今加了玻璃罩的爨宝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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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一晃而过，小爨依然。我们呢，看似生活平静，亦日渐富足。当年在曲靖百无聊赖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初次见识的边地文明，让我此后一直怀着虔诚之心，怀想黯然与落寞中的微光。可真能心安理得了吗？我们的内心，仍一直处于某种紧张不安之中。一种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不安。像来自天空深处，或某种华丽如丝绒的幽暗。拆迁，重建，保护……我们似乎做了很多，但真关乎它本身的，却又少得可怜。我说的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环境，一种从根子上对那种文明的敬重。那无关园林，无关廊柱，无关碑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君不见，不时地，我们还会受到一些惊吓。幸好爨碑依然平静，默然相对世事风云。十多个世纪过去，爨碑比一块普通的石头更加平静。它不应只是一处地方文化的装饰点缀，倒是我们不可稍有忘怀的生命原初。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我们或该不时地回头看看它，想想一路走到今天，丢失了些什么，承续了些什么。
——时光无形却锋刃凌厉，轻舞几下，便会于无声之中，把世事人生消磨得七零八落。在世间兜了一圈，我们自以为成就了些什么，其实也就白白耗费了几十年光阴，转眼我们都已老去。生命落荒而逃，而那块爨碑倒依旧年轻。那石头是大地的纸张，是大地留给我们的信札，须细读慢品深味——千万别等到了天堂门口，才想起去探究一个老友的内心。（责任编辑：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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