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我出差到沈阳，办完公务又绕道去了一趟丹东。站在鸭绿江大桥的这一头远眺，悉心倾听着滔滔江水的呼吸。我掏出手机给远方的母亲打电话：“妈，我来丹东了！”母亲沉吟片刻说：“好多年没去过安东了。”时至今日，母亲还习惯性地称丹东为安东，这让我想起家中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母亲赴朝前夕和几个女兵的合影，上方注有“安东市纪念”字样。那一年母亲21岁，人很年轻，戎装在身，焕发着青春的朝气。
我沿着鸭绿江边漫步，脑海里浮现出许多年前母亲讲的往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母亲所在的部队，作为一支劲旅迅即从海南岛移师丹东，一边训练，一边待命。随着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部队的战前动员也在紧张进行着。
“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战友们都在写申请书，请求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写了申请书，但两次申请都没得到批准。理由是我身体瘦弱，体重才80多斤，又是女同志。我很不服气，气得哭了鼻子。老班长薛宝芸大姐出来替我说话，‘我看郑平同志行，别看她瘦小但挺能吃苦的。’最后我被批准了，但有个条件，就是保证行军能跟得上队伍。”
母亲很平淡，似乎不是在回忆生死攸关的抉择，而是在述说一件寻常往事，就像在说出趟远门那般波澜不惊。我很想问，您就没想到过死亡吗？犹豫了半天还是没问出口。母亲看透我的心思，说：“部队几个月前刚打下海南岛，都以为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大都解放了，该过几天和平日子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要上战场。其实，没有人喜欢战争，但作为军人，我们别无选择。”
我抬头望了一眼横跨江面的鸭绿江断桥和中朝友谊大桥，战争与和平的画面同时浮现在眼前，心头不禁想起一首熟悉的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那是在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漆黑夜晚，母亲所在的部队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来到了那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几天后，当这支军队突然出现在骄横的敌人面前时，他们压根就没料到遇到的是久享盛名的“旋风部队”。那是一个清晨，经过短暂激战后，敌军第6师一个加强营被我40军118师全歼。1950年10月25日，注定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后来被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我军在追击敌人的时候，才发现朝鲜人民所蒙受的苦难是那般深重。解放平壤时，那座美丽城市已成了一片废墟。”母亲心情沉重地说，她当时在想，如果这场战火烧到我们国家，那将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军人决不能让这场悲剧在我们的国土上演！
2
我走上鸭绿江断桥。那是一座有着110年历史的12孔桥，其闻名于世不是由于始建于清末的久远，而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战争。当年，那桥被轮番轰炸的敌机炸断，我方一侧仅残存4孔桥身屹然不倒，故称“鸭绿江断桥”。断桥千疮百孔，至今仍有万千弹痕，我抬起头，恰好桥上飞掠过一群白鸽，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母亲告诉我，那场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超出想象。在朝鲜根本就没有什么前方后方，头顶随时都有敌机轰炸，到处都险象环生。母亲和赵伟同是南阳老乡，东北野战军南下时，她俩一道在湖北羊楼洞入伍，同去朝鲜，又同居一室。入朝不久，赵伟就在一次空袭时被敌机投下的燃烧弹烧死，距她不远处的母亲幸免于难。母亲含泪回忆说，赵伟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牺牲时年仅19岁。头天晚上，她还有说有笑，畅想回国后读大学呢。
前线不断传来志愿军战友牺牲的消息。为了及时补充干部，提高指战员文化水平，母亲所在师利用作战间隙组织轮训队，开办识字班，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和战斗英雄。她被任命为师政治部文化教员，用速成识字法教他们认字，学文化。许多学员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英雄，他们大都贫苦出身，根本就没上过学。母亲说，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无所畏惧，可拿起笔来，却比上战场打仗还难。
轮训队有位连长叫徐长富，个子不太高，入朝时是八连一班班长。在一次激战中，八连浴血奋战6个昼夜，在打退敌人20多次进攻后，徐长富奉命带领全班掩护连队撤退，之后又一人留下来掩护全班撤退。敌军逼近后，看他孤身一人，子弹也打光了就示意他投降。徐长富趁敌军松懈之际，同时拉开两枚手榴弹投向敌军，并借着爆炸烟雾在混乱中滚下山坡，一个人硬是从敌军重围中脱险了。面对学文化，这位特等功臣为难得直挠后脑勺，说：“郑教员，认字太难了，还是让我上战场杀敌人吧。”母亲鼓励他说：“我们将来回国还要搞建设，没文化哪成？你就把字当成敌人好了，认识一个字就是俘虏一个敌人，让它当你的兵；认识五百字，你就当上营长了。”徐长富憨厚地笑了，说：“成，我就消灭它一批，俘虏它一批。”第五次战役后，徐长富作为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回北京参加全国英模报告会。他回朝鲜后看到母亲特兴奋，第一句话就是：“郑教员，我见到了毛主席！”他将从国内带回的笔记本送给了母亲，还在上面工工整整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母亲记忆里还有一位印象颇深的学员杨树华，那可真称得上是个“大老粗”，“毛”字和“手”字他就是分不清，急得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就天天给他开“小灶”，终于让他开窍了。课余时间，母亲和他聊天，问他怎么当上英雄的？他竟憨厚地说：“我也不知咋当的。”原来，在第四次战役时，杨树华带领的战斗小组向正在修筑工事的敌军发起突袭，敌人猝不及防逃下山去。他们凭借敌军丢弃的阵地和弹药，坚守了4天4夜。他荣立一等功，成为二级战斗英雄。在轮训队里，母亲接触过许多这样的志愿军英雄，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浓烈的爱国情感，就像鸭绿江水源远流长；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就像长白山的峰峦昂然向上。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长城，保障了鸭绿江对岸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3
鸭绿江水在静静流淌，岁月抚平了那场战争的创伤。同饮一江水的中朝两国人民，生活得如此平安而祥和。江中穿梭的游船荡漾着欢笑，沿江公园的人们在闲庭信步。许多外地游客都跑到江边，以鸭绿江断桥为背景拍下一张张留念照片。
往事也并不如烟，朝鲜战场上有许多难忘的往事，随着鸭绿江水久久荡漾于心中。
我父母的婚礼是在朝鲜防空洞举办的。母亲说，她和时任师敌工科长的父亲是在解放海南岛之后，经组织介绍认识的，当时没来得及结婚就匆匆赴朝参战了。1952年夏天，在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阶段时，师里批准他们结婚。说到婚礼，也挺简单的，晚上，几位师首长在食堂请他俩吃了顿饭，讲几句祝福的话，仪式就算完成了。
组织上给他俩安排了个防空洞，铺盖卷一挪，就把家安下了。母亲说，说是家，可连张新床单也没有，她只有一条随身的行军毯，两件换洗的军服，再加上入冬穿的一套棉衣裤。父亲比她强一些，好歹有套完整的行李。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妈，战争那么残酷，你们干吗还要在战场上结婚？”母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你看过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吧，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面对死亡，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我沉默了。是啊，每天都面对敌机狂轰滥炸，他们也说不定哪天就“光荣”了呢。
这也许就是战火中的青春和战火中的爱情吧。婚后不久，母亲怀孕了。当时，师政治部领导找母亲谈话，动员她回国。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从小就没了父母，参了军才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有我的爱人，有我的战友，部队就是我的家，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母亲说，她跑到首长那里请求留下来，并保证不掉队，还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绝不给组织添麻烦。就这样，母亲留在了朝鲜战场。
怀孕后，母亲的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吃不下什么东西，更何况战争环境下别说吃水果，就是新鲜蔬菜都见不到。吃的全是海带、干菜和咸菜。母亲回忆道：海带特别腥，一闻就想吐，为了保存体力，她还是强迫自己吃下去，要吐也跑到离战友们远一点的山上去吐，以免让他们发现。
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白天通常待在防空洞以防敌人空袭。到了晚上，借着夜幕掩护才能行军或者活动。母亲有孕在身营养不良，在又矮又潮的防空洞里两条腿肿得一摁一个坑。就是那样一种环境，母亲也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她和大家一样挖防空洞，从里往外拉土。夜行军，母亲也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从没掉过队。母亲说，最初几个月，许多战友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孕妇。有一次，几个女同志去山洞仓库领生活用品。母亲从朝鲜老乡那里借来一个背夹子，背着20多斤油走了五六公里山路，夜黑路陡，一路上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营地。
母亲怀孕6个月后，在一次行动中跌了一跤，出现早产征兆。等父亲和战友将母亲送到附近医院时已晚了，孩子没能保住，是一对双胞胎。多年后，母亲讲起这事，脸上还掩饰不住内心的忧伤。
在鸭绿江畔，我不禁在沉思：一个人的足迹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国家的足迹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后人总能从前辈的足迹中，领悟到一种精神，一种激励，一种寄托。母亲是平凡的，当年也只留下一名志愿军女兵的足迹，但这些年来却一直深深感动着我。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母亲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就注定她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1953年7月27日，母亲和她的战友凯旋，回到了祖国怀抱。母亲说，当她在车上看到了鸭绿江，看到了五星红旗，看到了祖国同胞热情的欢呼时，她和所有战友都喜极而泣。
那天，我久久地凝视着鸭绿江水，看它静静地流向远方，虽说江水波澜不惊，但我依然能从静水深流中，倾听到鸭绿江的涛声。这涛声是从历史大潮中流淌而来，也将迎着新时代的梦想流淌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