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西周时期的东都成周城，无疑是一个关键历史节点。西周成周城的历史地理，是探寻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所建立的多种认知模式的立足点与基石。是“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学术体系产生的基础。没有成周城在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文化地位，以上所有学术理论就失去了根本，成为无本之木。
成周城之所以能成为众多考古学大家作为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最重要参照地理坐标，皆是因为1963年出土的西周时期“何尊”青铜器。因何尊铭文中有明确关于“成周”与“中国”的原始记录，也是至今发现最早的关于“中国”的文字记录，记录了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周武王希望在“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成周城以统治“四方”的历史史实。
因为成周城是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东都，西周灭亡后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上将以后的周王朝时期称为东周王朝，于是东周王朝的京都洛邑也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西周时期的东都成周城。成周与洛邑，被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想当然地解读为同一地理下了同一城池，并左右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研究方向。
但是，经过在洛邑地区进行的数年重点考古工作，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项证据或历史文物、考古遗址可以证实西周的成周城就是东周时期的洛邑城。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者仅仅28件，由此可见，整个西周时期成周城的政治历史文化地位远超宗周的政治文化历史地位，成周城已经成为西周王朝的具有最重要地位的地名而存在，并为当时人们所广泛使用。但即使这样，在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时建立新都，《史记》中的记载却是“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而不是“东迁于成周”。按照史家的文史记录惯例，“成周”的地位与名气远大于“洛邑”，司马迁为何记录的却是“东迁于雒邑”，而不是“东迁于成周”呢？这只能说明西周时期的“成周”与“洛邑”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将“成周”与“洛邑”等同一地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误解。
对于“成周”的地理位置所在，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并非没有清晰的认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在其论文《“最早的中国”新解》中有如下论述：
但与此同时,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如《尚书·康诰》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洛诰》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
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尚书·牧誓》《尚书·康诰》《尚书·酒诰》),其人为“西土人”(《尚书·大诰》)或“西土之人”(《尚书·牧誓》),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描述。成周称“中国”和“中土”,则是周人沿袭的三代旧说,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
“成周”与“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是孙庆伟教授在文章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笔者也深为赞同。但是，西周时期被广泛认同并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仅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是相对于“西土”的“宗周”而言吗？这恐怕是对成周与洛邑产生历史性误会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古“中国”概念产生误解的根本所在。
“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并体现在大量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被当时西周国人广泛使用，不会是相对而言，而是应该具有全体周人普遍的地理与文化认同，是具有绝对性的周王朝统治范围内国人的常识性认同。
在出土的青铜器禹鼎的铭文中，对当时的“东国”有过具体的记录：“烏虖（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内。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从中我们可以对西周时期的“东国”有一个大致的地理概念，即是与南淮夷、东夷具有相邻关系的地区，鄂侯馭方、南淮夷、东夷才能广伐南国和东国。南淮夷、东夷与洛邑地区相距遥远，非南淮夷、东夷的军事力量所能到达；西周王朝的西六师、殷八师王朝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让地方性的军事力量威胁到西周镐京的门户洛邑。从周王的“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的决定来看，周王朝军队也具有决定性、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目标。
因此，西周时期的“东国”和“东土”只能是周人对南淮夷地区、东夷地区周边地区这些具有周人普遍地理概念认同的淮河中下游地区。即使今天中国疆域幅员辽阔的情况下，淮河中下游地区也是典型的华东地理概念地区。所以，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只可能位于今天的淮河中下游地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王朝将东都成周城营建位于或接近淮夷地区，是否降低了西周王朝的历史地位？是否让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者感到难以接受？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夷地区、淮夷地区，是否让一些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感到难以理喻？其实这些学者大可不必如此恐慌，为古人担忧。西周王朝在任何地方建立东都成周城，都是西周王公的合理、顺乎自然的选择。《逸周书•度邑》中记录了周武王的临终遗言：武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周武王说“周公旦，我谋取夷地夷人，抚慰殷地殷人，是依靠天命，接受上天的使命，希望你能很快时间内实现它”。于是，《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七年时间内实现了周武王“图夷，兹殷”的建国目标。
因此，周武王与周公在淮夷地区的东土东国营建成周城，作为管理东国东土的东都，成八师的军事驻防地，以有效、方便地管理东国东土，是最合理决策。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当为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称谓，而非相对于宗周东方的任何城池，都可以成为“东国”和“东土”。以洛邑的相对于宗周的东方，和以淮夷地区的绝对“东国”和“东土”概念，洛邑地区与淮夷地区，哪里才是标准意义上的西周王朝的“东国”和“东土”呢？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西周王朝作为典型的农业文明时期，其维持统治的基础是对农耕地区的有效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古代是，今天也是中国农耕粮食生产的最重要地区。西周王朝在淮夷地区营建成周城，使之成为淮夷地区的“东国”和“东土”诸侯国“四方入贡道里均”的西周东都中心，有效管理“东国”和“东土”，不是一项很正常与合理的选择吗？“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青铜器兮甲盘已经给出了成周城所在地理位置的明确答案——四方湖古城，位于“东国”和“东土”的淮夷地区的“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四方（湖）古城。
相对而言的 “东国”或“东土”洛邑，与自然而绝对的“东国”或“东土”四方湖古城，你认为哪里才是西周历史中的东都成周城呢？哪里才是与“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成周城呢？哪里才是无“夏”则无所谓“中国”的西周成周城呢？（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