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中留存下来的关于文学的一些片段中，认为文学不是为道德服务，而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个人人生的首要方式：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偏籍，不假良使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标志着文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下一个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是陆机的《文赋》，它的重点在于把重心放在创作活动本身之上。因为赋希望深入全面发掘一个主题，陆机试图描述创作一篇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陆机是最早将情感看作诗歌中心的作家之一。在对文体的分类中，陆机写到：“诗缘情而绮丽。”他以更广泛、更多变的“情”取代了儒家传统经典中宣扬并已极度道德化的“志”。这也使他坚持认为诗歌就应该用来描写感官和肉体所体验到的美好。陆机的里一个主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诗人所激发出的情感是对这个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一种回应。因此，诗人应该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之后，他应该：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凌云。
这里，诗人的心灵与一年四季相契合，它的感觉也随着每个季节出现的不同事物而起起落落。
钟嵘（459-518）作为当时主要的文学理论家，他原创性的贡献较少，但是他的《诗品》将从古至今所有的诗人按其优秀程度予以自上而下的分类。这种分类方式起源于汉代，当时班固按道德特征将人人几等，随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是按天赋与品性将人分等，以此来选拔官员，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精英的地位。这种从以道德品性或政治才能论人到以诗歌技巧论人的变化，表明文学艺术越来越被视作一种独立其身的成就，而非伦理或政治的依附品。
钟嵘是第一个强调诗歌直接性的批评家。他主张作家应该避免从早期著作中引用过多的典故，而应该直接描写这一刻的现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他强调对物体进行详细而而娴熟的描写，并认为这是诗歌的一个优点。钟嵘同样是第一个强调描写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要有更深刻造诣的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