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界纯属非虚构
在“5·12汶川大地震”十年以后，当年跟随着救援部队第一时间飞赴灾区的《冷暖人生》摄制组，再一次回到这里。当年那场里氏八级的地震令一切交通与通讯中断。地震发生一天后，在路基坍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隐患之下，摄制团队一脚悬崖一脚平地沿着“友谊隧道”徒步十个小时，抵达震中映秀。
今天，当我们的记者再一次进入这条隧道，一切光照、指示、车辆和行人都和世界上任何一条隧道无异，人们现在大概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遭受过一场灭顶之灾。
记者郑福州，曾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也是汶川大地震的记录者。十年后他领着我们走过北川中学，走过地震遗址公墓，走过当年那些遇难者与幸存者的家。和镜头前的每张面孔一样，三千多个日夜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杨家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半家族成员
十年前我们在映秀的重灾区曾经遇到几位杨姓人，这个二十口人的庞大家族在地震中失去了十一名亲人。特殊时期，彼此都并未留下联系方式，甚至也没有追问他们的名字，凭借一些模糊的图片，我们在映秀镇四处找寻。
在一处修车厂外，一名妇女只看了一眼，便认出了照片中的人是杨云青。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当地人的指认下，只见到了杨云青一人，而当年参与救援的侄子杨和伟，以及其他大部分杨家人，都已离开了映秀镇。
最初见到杨家人，是我们随着救援人员赶到映秀的时候，地震刚刚过去，村子里的人已经开始自救。村里唯一的吊车是老杨家的，这也是废墟之上，当日唯一的起重设备。
杨云青在自家的吊车上组织救援
那些天来，杨云青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已经被灰尘和汗渍沾染了不少。和在场那些洒泪的、掩面的、不断倾诉的人不同，他只是一直坐在吊车里，几乎不发一言地摆弄着方向盘，而他的妻子，刚刚在地震中丧生。
他的弟弟杨云春在地面负责指挥。边上有几个妇女，用砖块和石头搭起炉灶，为在场的人提供热食——他们，全都是杨家人。
救援工作进展得艰难且缓慢，杨云春只能凭着气味，辨别断壁残垣之下的微弱生命气息。
一个坐在边上的女人给我们拿出几张照片，这些都是她在震后的一地碎片中掏出来的——“这是我女儿，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她拍的，她身后就是学校，现在她就埋在里面。”
地震当天，杨家的亲戚从映秀逃出，杨云青的侄子杨和伟从亲戚口中得知，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母亲、嫂子、侄儿以及岳母，当场丧命。但是他连回家都来不及，就原地开始救援工作：“看着一具具尸体被拉出来的时候，真的，马上就可以联想到自己孩子那种死亡的惨状，我这一生都不会磨灭。”
在地震中失去十多位亲人的杨和伟难掩悲伤
说这话的时候，杨和伟身上还穿着警服，脸上全是灰尘和泪痕——“没有分别，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只要是在这个地方的人，‘自救’在这一刻已经太狭隘了。”
杨家人在空地上搭起了帐篷，却始终不愿走近背后那片废墟。一天停歇的片刻，杨云春终于忍不住背过身去对我们说：“底下埋了我们家十一口人。”
杨云春看向的自家倒塌的房屋久久不语
不能为了伤心和悲痛倒下
震后第一个年关，记者郑福州再次回到映秀，在空旷平地上一整排白色简易板房里和杨家人重遇。
那台标志性的吊车在震后修好了，依旧停在房子外头。大哥杨云林和他外出打工的儿子杨和伟，以及杨云青都聚在一起。杨云青在年底经人介绍又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
临时板房里的简陋和人情味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当年在废墟上竭力参与救援的杨云林再谈起那场灾难，言语间已是寻常：“哎呀我的身体就那样，没恢复过来，年纪大了，地震完了以后一直闲不住，要做事，我哪天不做事身上就要痛，就得病，这叫闲不惯。”
他从一堆杂物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细心保存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证书：“这次还是给予了一个肯定，给了一个本本，还是肯定了我搞后勤有点成绩。
这是县委县政府发的，把我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我牵头组织了一个自救队，当时给部队做饭烧水，给工友灾民安置了些搭棚子……”
郑福州关切地问起震后县里给灾民的照顾，他连连摆手：“不要，我不要照顾，我不需要他们照顾，我们当时就没有倒下，为了伤心和悲痛倒下也不行哦！”
这个镇上曾经的大家族，在年关将至的时刻，显得前所未有的冷清。他们依旧围坐成一桌，互相给家人夹菜，饭桌上的话题依旧还是些家长里短，但过去济济一堂的景象，眼下只剩下不足十人。
郑福州临走之前，杨和伟像给亲近的友人送行一样，径直走向屋外，从一排自家腌制的腊肉里细细挑选，执意让郑福州带走，言语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热切。
这些细碎但真切的过往，一晃竟然已是十年。当我们再次联系杨和伟，他婉转表示，不希望再提起当年的事情。
那年春节相见以后，我们将近十年未见。在此期间，杨家陆续添丁进口，然而这种冷清却不曾得到改善。杨云青的大哥和三弟不约而同地离开了村子外出务工，年轻的一代更是不愿回到镇上；他的侄子杨和伟已经在都江堰再婚生子。
十年前杨和伟曾经面对镜头声音嘶哑地流泪：“过去我们常常聚在一块儿，这种景象以后都不可能再有了！”今日再见，才后知后觉震后救灾那一幕，也许是这个家族最后的聚首了。
十年后闭口不谈当年的一切
眼下，杨云青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取名“震中饭店”。我们的车子缓缓经过，郑福州一眼就认出了已经沧桑了不少的杨云青。纵然相处的日子已经非常遥远，但老杨一见到郑福州，连连说：“十年啦，那时候你还好年轻哦！那时候你好年轻哦！”
对于我们的到来，老杨说不上特别高兴，但因为灾难相识的人，那些艰难时刻的共情，依旧鲜活。他指给我们看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看灾难发生之后的这些年，一帧帧的生活景象。
十年过去了，他重组了家庭。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震后那些天曾经几度落泪，几度哽咽甚至几度崩溃，但面对着镜头断断续续讲述痛苦、追忆和后怕的杨家人，十年后却闭口不谈当年的一切。
唯有说起已经去世十年的前妻，他的神色突然温和，依旧唤她“爱人”：“昨晚我还梦见她了，有可能是清明节到了，让我给她烧纸了。”
活着始终是活着
记者郑福州回忆：“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直至今天我一说自己是唐山人，对方必定会追问：‘当年地震的时候你多少岁？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后来在汶川，我发现这一幕异常雷同地发生在他们身上，很多背井离乡的人甚至已经刻意隐瞒自己来自汶川，就是为了堵上后来的所有问题。”
但一如多年后的唐山，地震对于汶川始终是刻在历史里的一道伤疤，这道伤疤也刻在了一代人的身上，刻在那些本能反应里。
对于有些人而言，无论过去多久，那段经历始终血迹斑斑。记者郑福州坦言，直到今天房屋背后大型货车路过的震动感，都让他们下意识地想要逃走。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这个小镇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但那些或鲜活或尘封的面孔告诉我们，灾难仅仅是灾难，而活着始终是活着。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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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人只是我们十年之后重逢中的寥寥几张面孔。
接下来，我们还将为你讲述更多面孔背后的汶川十年。
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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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涵琦、贺雅雯、巴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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