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粮食安全，取决于如今的种子自主权。
对于没有经历过饥饿的年轻人来说，大多难以理解农业技术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人们惯于仰望“星辰大海”、关注芯片能源和元宇宙，却鲜有目光停留在脚下的土壤。在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是科技、消费、能源和医疗，舆论的聚光灯很少照在农业板块上。
2017年，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曾题写：种子是农业科技的“芯片”。彼时袁隆平院士已经意识到，未来的粮食行业，80%依赖于单产的提高，而单产增加的80%又源于良种的科技进步。
如今，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气候变化、制种成本与农资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农业生产供种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俄乌战争也让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上涨，其中涨幅最多的就是能源和粮食。
以粮食为例，2022年3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粮价指数同比涨幅扩大12.1个百分点至31.4%。其中，谷类和油料类粮价高于平均水平，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5%和53.5%，对应指数分别为166.5和243.2、均创有数据以来新高。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国家已经在“十四五”规划里提出：要把种业作为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当百姓经历了“抢菜难”、“吃菜难”以后，如何通过科技创新破解种子难题，保住中国百姓的“饭碗”，已然成为打赢这场“翻身仗”的关键。
种子危机由来已久上海疫情期间，抢购蔬菜成为了很多居民的每日“必修课”。
实际上，我国是全球蔬菜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国，蔬菜产量自1961年起就位居世界首位。直到2018年，我国主要蔬菜产量仍然位居第一，相比1961年产量翻了十倍，全球占比达到59%。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蔬菜2021年出口157.7亿美元，同比增5.6%；进口11.9亿美元，增14.8%；贸易顺差145.8亿美元，增4.9%。且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2031）》，2021年，中国蔬菜生产量约为7.5亿吨。产量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相当于人均生产超过半吨蔬菜。
但如此巨大的蔬菜产量，却并未促进上游形成强大的蔬菜种子产业链。
据统计，蔬菜是我国种子进口额最高的农作物，2021年进口额达2.4亿美元，占农作物种子总进口额的35.3%；菠菜、洋葱、高端品种番茄以及甜菜和黑麦草等种子的进口依赖度超90%；还有一些种子，在大田种植中国产种子尚有一席之地，但在规模化种植基地、大棚基地，仍然依赖“洋种子”。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庄飞云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大概是600万亩，其中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基地面积大约在70万亩，这些基地用种90%以上来自国外杂交品种。
再比如最近二十年才在我国千家万户餐桌上普及的西兰花，其种子就主要依赖日本坂田。直到2021年，中国西兰花种子自给率才提升到15%左右。
一方面，对于海外种子严重依赖；另一方面，国内很多珍稀甚至濒危农作物的种子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开发。
据贵州日报报道，20世纪90年代，贵州平坝黄花因营养价值高，成为我国农业学界研究热点。但由于当时无人重视收集种子，20多年过去之后，如今却找不到平坝黄花了。贵州省农科院园艺所所长李飞表示，“由于对种子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上生态环境不断变化，许多野生种质资源正在不断消失。”
而且，尽管中国蔬菜出口额巨大，但很多进口国对于蔬菜品种有着严格要求，这也使得出口蔬菜更要依赖进口种子。但进口种子多数是不育一代杂交，不能用于育种留种。菜农每年都需要复购，为种业巨头的报表贡献了漂亮的营收与现金流数据，但也加剧了少数热门蔬菜种子的进口依赖度。
当然，从整体市场而言，“洋种子”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远没有少数领域90%以上的超高份额。据农业部数据，2017年全国共24家外资种子企业，销售额为25.3亿元，占全国种子销售收入的3.2%。
但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源做不到自主可控，相关作物生产就无法做到自主可控。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持证种子企业数量为7372家，其中蔬菜类2393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市场规模已超千亿元，成为国际巨头的必争之地。可以说，一方面，我们在扩大种业开放，满足加快引进国际先进种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国内的种业振兴也同样非常紧迫。
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玲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水稻、小麦、大豆三大作物全部是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玉米国外选育的品种已降到10%，棉花国外品种已经不到5%。种业振兴，已经初具成效。
但在蔬菜等领域，部分品种的国外依赖度依然较高，尤其是“两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蔬菜种子，外国公司垄断的局面仍未打破。而一个蔬菜优良品种培育需要从各地选取材料，通过不断杂交对其后代进行遴选，在不同地区多年试种才能推广，这个周期最短也得5年，正常在8至10年。这是典型的长跑比赛，我们只有加大投入，迎头追赶。
中国种子企业对国际巨头的赶超之路，也同样是一场长跑。
种子危机让我们丢失“钱袋子”近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粮价屡创新高，其中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国际市场价格均上涨至近年来的高位。与此同时，我国四大粮食作物价格也出现上升，尤其是玉米价格，在2021年5月，玉米收购价与疫情前相比上涨45.65％。
我国粮价的上涨与种子被国外所垄断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部分蔬菜品类50%以上的种子仍依赖进口。而作为粮食的根本，种子的优劣不仅直接决定了粮食产量和质量，还决定了粮食的价格，价格决定了市场份额，以及农户培育这种粮食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的是，“洋种子”与本土种子相比确实具备一定优势。例如来自韩国的白萝卜便具有品相好、外形美观、汁多渣少等特点，而以色列的辣椒不仅品种好且产量高。
但是，高质量种子其价格也同样价格不菲。比如2015年自日本进口的西兰花种子，其10万粒包装从每袋价格在3500元，涨到现如今的2万多元。
可以看出，一粒粒看似朴实无华种子的背后却蕴含着巨大财富。此前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一种进口高端樱桃番茄种子，一粒就要8元，一克4000元，是当下黄金价格的10倍。而进口一斤该类型种子的价格足以购买一台低配版的法拉利跑车。
因此，当高质量种子掌握在别国手中时，便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种子乃至粮食的定价权。这种局面的延续则为中国市场增添了不定因素。
《管子·牧民》中写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粮食供应与社会运行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倚重进口粮食种子，也使得国内企业丧失育种商品性市场空间。
目前，全球种子市场已形成孟山都 拜耳、杜邦 陶氏、先正达三足鼎立的格局，三者占据全球近一半市场份额。
而在中国市场，我国种业集中度依旧较低，其中龙头企业隆平高科的市占率也仅有4%，相比于国际种业巨头CR3（集中度）占比市场份额接近50%，我国三种主粮种业CR3市占率还不到10%。
据统计，随着2011年我国种业进入深化改革阶段，我国种子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呈增长态势。以出厂价格计算的我国种业市场销售额由2014年的482亿元增长至2020年55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3%。初步统计，2021年我国种业市场规模达565亿元。
这也意味着，在2021年的国内种业市场，国外三大企业将拿超过200亿元的份额，成为这块“种子蛋糕”的“主嘉宾”。
因此，尽管我国种业市场空间巨大，并潜藏众多资本机会，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市场还处于倚重进口种子，从而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海外，使得本国企业难以攥紧这个“钱袋子”。
种企能撑起粮食安全“保护伞”吗？拥有种子自主权，可以让中国种企更加攥紧“钱袋子”，且种子自主权已经具备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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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就足以显示我国实现“国产种子”的决心。根据《种子法》，随着种业创新链的拉长，要通过建立和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保护育种创新链各环节当事人的创新成果，充分调动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消息，中国自2013年以来首次扩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数量，在现有的100个基础上共新增116个国家级制种大县或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2022年4月，农业农村部表示，政府希望到2025年，上述国家基地将提供作物生产所需的80%以上的种子，高于“十三五”期间的70%以上。
然而，虽然我国水稻、小麦两大口粮及一些特有品种在育种技术上有优势，但商业育种能力弱，缺少核心品种。同时，分子育种、转基因育种等前沿定向育种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系统性应用不足，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和育种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亿欧智库《2021中国农业生产数字化研究报告》，数字化和智慧化育种已经成为育种体系的主要形式。如今，随着自动化采样和数据获取技术的突破，从分子水平的基因表达数据到宏观性状表现型数据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育种数据的存储、分析、利用成为现代数字育种技术的关键。
此外，我国在育种技术监管上正逐渐变得更加灵活。
2022年4月29日，农业农村部颁发2022年第一批转基因玉米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先正达全资子公司中种集团获3张，成功进入转基因性状技术市场，杭州瑞丰再获1张。
对此，天风证券研报称，转基因玉米种子政策推进有望加速。先正达是国际重要转基因种子公司，转基因技术积累深厚，允许先正达转基因技术在中国运用，体现我国对于转基因玉米推进的决心。国泰君安研报也指出，2022年种业景气度有望超预期，转基因、种子法等政策有望改善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改善行业格局。
实际上，早在2019年末，大北农和杭州瑞丰就拿到了农业部颁发了农作物转基因安全证书，消息被曝出后，大北农被拉了7个涨停板。
全世界的种子生产商，都有一个成为“终结者”的梦想。种子公司本是高科技企业，大型种业公司的毛利高于60%，种业公司从来都不应该是“靠天吃饭”的农业股。
近年来，我国种企在研发投入上一直呈增长趋势。
以大北农为例，自2010年上市至今，该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累计已达到49.89亿元。其中2021年，大北农加大研发投入至6.13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2.13%，同比2021年的5.43亿元增长12.84%；2015年至2017年，该公司投入的研发经费分别为5.0亿元、5.2亿元和5.3亿元，分别占当年销售收入的3.1%、3.1%和2.8%。现有实验室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科研仪器设备原值超过3.5亿元。
无独有偶，垦丰种业副总经理刘辉表示，垦丰种业每年生物育种研发投入都在销售额的5%~8%。“十三五”期间，该公司研发投入年均8000多万元，占总销售额5%左右。
且从整体来看，根据国泰君安报告，2022年一季度，我国种植业上市公司营收、净利均有较好增长。具体来看，我国一季度种植业合计营收130亿元，同比增长14.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05%；种子行业合计营收35.32亿元，同比增长8.3%，归母净利润5.7亿元，同比增长79%。
尾声种质资源，实际上是战略性的资源。种业之争，实际上就是科技之争。
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我国种业科技发展程度依然和全球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相关调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持证种企约6400家，其中约82%为销售企业，同质化严重、行业集中度低。在种源基础上，我国作物种质资源超过51万份，居全球第二位，但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通过精准鉴定，应用于育种的不足10%，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
或许“国内种子论斤卖、国外种子按颗卖”的现状一时难以扭转，但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具备深厚的农业根基和优势。过去，袁隆平院士让中国人民不再挨饿，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技种企将不会再让“粮荒”的悲剧重演。
如今盛夏将至，中国的大地上万物焕发生机，国产种子必将拔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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