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忠堂宝谟楼遗址
柱国元辅坊（摄于一九六○年）
本版图片由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绘图/王伟宾
明神宗赐高拱诰命（局部）
□本报记者赵慎珠
在忠义之士灿若星辰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格外耀眼；在厚重河南精彩出彩的辉煌长卷中，总有一些章节值得发掘。高拱以及他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建树的功业，就很有书写的意义和价值。
明代隆庆时期，只有短短的6年，却是一个能臣辈出、风云际会的特殊时期，明史在这里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阶、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人物次第登场，高拱更是政绩卓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嵇文甫评价：高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高拱是新郑人氏，人称高新郑，后又长眠于此。
清明时节，整理思绪，毕恭毕敬，拜谒名臣。
◎锐意革新
高大的泡桐树上，一簇簇白里含紫，紫中隐白的泡桐花开得热闹非凡，空气中飘来淡淡的甜香。
新郑黄帝故里鼎坛南侧绿化带的东南隅，一座宏大的拱形过厅，伫立在茵茵绿地之中，基座高约1.2米，过厅上部，用青石条铺就，墙身和券顶，用青灰砖以白灰粘砌，它是鉴忠堂宝谟楼遗址。
清康熙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载：“明穆宗赐高相国拱所建，在城内东街道北。”遗址是新郑旧城保存下来唯一的明代建筑，高拱多次在此迎接圣旨，百姓叫它接旨亭。
400多年前，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腊月二十二日，北京城风雪交加，皇帝下旨，召高拱再起，任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
新郑城内，锣鼓声声，鞭炮阵阵，家家户户正在辞旧岁，迎新年。农历正年初二，寒风凛冽，58岁的高拱，一大早就等候在了鉴忠堂宝谟楼前，一个望六之人，已经容不得从容等待，在他的眼里，忠君报国到了只争朝夕的关头。接过圣旨，高拱没有按惯例忸怩一番，而是立即轻装就道，未携带家眷，顶风冒雪，乘驿车仆仆北上。
高拱再入内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迅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隆庆初年，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导致明王朝陷入财政亏空、边境废弛、社会动荡的困境。
河南工程院教授岳天雷考证，隆庆朝的阁臣有九人之多，先后任内阁首辅的有徐阶、李春芳、高拱三人；先后入阁出阁的有赵贞吉、高仪等五人；一直任阁员至次辅的只有张居正一人。九人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人事不断变迁，权力不断转移。表面上看，似乎是争权夺位的“混斗”，本质上，却深藏着守旧与革新、保守与改革的根本对立。以高拱、张居正为一方，其政见纲领是变法改革，力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学术上主张儒法兼宗和经世实学，是谓革新派或改革派。两派营垒对立，阵线分明。
高拱撰写的《除八弊疏》在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撰写的《陈六事疏》在后，两人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整顿改革、力行实政之上。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后，在整顿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颇有建树，大刀阔斧地进行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牟钟鉴认为：他使帝国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新刚健的新风。
高拱“能得人”“善用人”，起用一批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如吏部尚书杨博、蓟州总兵戚继光、应天巡抚海瑞等，他们或擅长行政，或擅长军事，或擅长漕运水利，都是“明体通变，事功卓著”的高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清史专家韦庆远点评：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靖边有功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和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曾在著作中说过：“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处失守，大明必亡。”这四个地方，是宣府、大同、蓟州和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西北边陲，一直深受蒙古部族的威胁，在蒙古各部中，鞑鞳部的俺答，实力最强。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翟禹统计，嘉靖朝的45年中，俺答入侵达30多次，特别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后，几乎年年犯边。
更严重的是，明军屡战屡败，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俺答进犯山西“一月有余，深入千里”，“杀掠男女数以万计”，所过之处“萧然一空，死者相藉”。
高拱复政后，选拔任用大批军事人才，巩固加强边疆的防御力量。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夏，明军扭转了遇战即败的局面，甚至传来了罕有的捷报。
如何保障边境的长治久安？高拱提出，必须实现封贡互市。封贡，就是帝国授予俺答封号，俺答表示归附帝国，以此缔结更长远的和睦关系；互市，就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开市贸易，组织物资交流，互通有无。
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反对互市的官员气势汹汹，高拱力排众议，领衔上疏，力主开市。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奇迹就此出现。大明王朝历经200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开启和平的帷幕，此后的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高拱又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平定安氏之乱，在南方剿倭除盗。
和平终于实现了，高拱居功至伟。
就在高拱盛名之时，一个阴影，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意气相投“三十年生死之交”，但是“权力欲往往误导人物，情绪淹没了理性和良知，终于演变为隆万年间原可避免的政治悲剧”。
《明史》记载，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10岁的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手，两个月后，将高拱逐出内阁，“回籍闲住”，张居正升任首辅。
现代学者许敏考证，张居正首辅任内，继承和深入了高拱任内的措施，使得万历前十年的朝政焕然一新，张居正改革非万历朝始有，而是历经高拱、张居正层层积累，促进的结果。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原内阁大学士沈鲤在《张太岳集·序》中写到，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或把两人对立起来，褒一贬一，或一概骂之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故里新郑
沿着新郑市区向东北而行，有一条莲河弯弯曲曲，由北向南。莲河两岸，沙丘地蜿蜒起伏，沙丘之下的两个村庄，都名为高老庄，当地村民为了区别，把河以西的，称为西高老庄，河以东的，称为东高老庄，东高老庄是新郑高氏的祖籍地，西高老庄则为高氏的祖坟地。
莲河西岸、沙丘东南的高氏祖坟，大约占地百亩，临近黄昏，祖坟一片肃穆。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说，高氏大约26世的近万人，安葬于此。
《高氏族谱》记载，高氏的祖先，元代为山西洪洞县人，元末兵变，举家逃难到了新郑，定居莲河的东岸，以务农为生。高氏一门辛勤开垦，到了高拱的曾祖父高旺时，家境殷实，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
高氏从高拱祖父高魁开始，步入仕途，家族渐趋兴盛。高魁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因大臣官僚纳贿成风，他辞官回乡，最终长眠在了河西高氏祖茔。高魁墓碑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见。
从东高老庄步行向南，一个不大的院落门前，注明“高拱诞生地”五个字，屋子里供奉着高拱的画像。高氏后人介绍，这里曾有一座老屋，几年前还留存着一段高1.5米、长近3米的断壁，可惜在重修时被拆毁了。村民们常来祭拜，画像前，香烟袅袅不绝。
高拱的父亲高尚贤，曾任工部主事、光禄寺少卿。公元1513年1月，高拱生于新郑，幼年即有才气，“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拱为皇子裕王朱载垕讲学，任首席讲读官。14年后的公元1566年，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
同年，嘉靖皇帝驾崩，30岁的朱载垕继位为帝，年号隆庆。高拱愈加得到重用，但他与首辅徐阶政见不合，第二年五月，便还乡养病。
新郑老城东街的路东，几栋清代建筑风格的房屋，混杂在现代建筑中，青砖灰瓦，有几分不同。杜平安说，此处名为澄心洞，又名八卦洞，一部分老房子被毁，明代是高魁、高尚贤、高拱一家三代的老宅院，高拱两次返回原籍时的住处。
两起两落，仕途曲折，60岁的高拱第二次离开京城时，惆怅悲凉，见落叶而有感：“飘飘落叶随风吹，叶落何时还故枝？盛年光景能几何，俟河之清日月多。”
他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撰写《春秋正旨》《问辨录》和《本语》，后世学者视它们为实学著作，台湾学者钟彩钧点评：高拱把政治家的实际经验，融入了经书诠释中。
◎皇帝追封
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法言说，公元1578年，高拱在家中抑郁病故，享年66岁。
出新郑县西北约1公里的阁老村西北，在一片绿油油的麦地中，一个高大的墓冢格外突兀，它便是高拱的长眠之地。墓冢坐北朝南，北倚郑韩故城北城墙，南临古迹梳妆台。
《新郑县文物志》记载，原墓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50米，从南向北依次有石牌坊、拱形大门楼，门前一对石狮。进二门，中间修有甬道，甬道两旁对称排列有石狮、石羊、石猴、石龟、石马、石人等组成的石刻仪仗。石人高约2米，身着皂服，手持朝笏侍立。后台是祭祀坛，左右有厢房，最后是祭祀大殿。殿后60米，有上圆下方的墓冢，高8米，周长95米。墓冢四周，植5棵柏树，意为“五龙捧寿”。明清时，此处树木郁郁，整齐庄严，古迹梳妆台兀立于前，郑韩故城环绕于后，颇为可观。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建筑倒塌，柏树被伐，石刻被砸。
墓冢茕茕而立，孤单寂寞，如同高拱“志不尽抒，才不尽酬”的晚年，不免让人多出几分唏嘘。
高拱去世24年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初，礼部在批文中，高度评论高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
当年四月，皇帝赠太师，谥文襄。
在新郑博物馆的收藏室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小心翼翼铺展开来一份圣旨，它是明神宗朱翊钧赐授首辅高拱的平反追赠诰命。此诰命横0.545米，宽0.3米，用料考究，彩色绚丽，书法端庄，五彩丝绢的底色细分为淡黄、浅黄、深黄、灰、白五色，其上织有祥云瑞鹤衬托底纹，右端织“奉天诰命”四字篆书，字的两边，有织银色双龙图案，左端印记下落款“万历三十年四月六日”，落款处的“制诰之宝”印章，气韵非凡。
一段言辞恳切的追忆，表达出万历皇帝对高拱的赞美：“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
高拱勇于任事，皇帝心有戚戚，追思无限，再赠他为特进光禄大夫，再次评价“经纶伟业，社稷名臣”，皇帝赞扬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功勋，把他与春秋晋国大夫魏降、北宋名臣范仲淹相提并论。
◎家风传承
高氏家族多有金榜题名，世代为官从政，家风家训，代代传承。
高拱的祖父高魁，担任山东金乡县令时，清正廉洁，返回高老庄时，行囊寥寥，唯有金乡枣苗若干。新郑市区东北部属沙岗地带，土地贫瘠，种植农作物收成较低，却适合枣树生长，此后该地枣树成林，硕果累累。高拱老家一带种植的鸡心小枣最有名，曾为贡枣。高拱奏请皇帝，种植枣树的乡民可免粮免捐，以此带动了百姓种植枣树的热情。
高拱为官三十年，廉洁自律，“田宅不增尺寸”，清官海瑞记录他：“是个用血气不能为委曲循人之人”，“是个安贫守清介宰相”。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新郑西南隅的城墙被水冲坏，因高拱任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按制度应当扩大县城范围，并修砖墙。知县匡铎向河南巡抚呈请修建，令邻境各县助砖助石，改土墙为砖。高拱得知后，写信给匡铎：“连年灾荒，民生困难，不宜修城。”匡铎回复，修城所需之物已在筹备中，高拱再次写信，严令修城面积不得大于原城。
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舒琪说，新郑自秦代置县，从明代至今，县城的位置未曾改变，一直位于郑韩故城的西城区中部，如今在南北二街，老城墙仍有迹可循。
2006年，新郑市改造西环路，开挖路基时，发现明代城墙墙基近千米，下以青石长条为基础，上砌带有文字的大砖，砖文记载多为新郑、密县、尉州、钧州、许州等周边各县名和窑匠、砖户所造等字样，年代均为隆庆四年。这一发现，恰巧印证了县志的这一段文字。
暮春时节，新郑的道路两旁，枣树一望无际，枝头满是鹅黄色的新芽，密密匝匝，层层叠叠，高拱救时良相的故事，在当地成风化人，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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