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二战日军‘慰安所’旧址在哪座城市？”
三八妇女节那天，这条短短的微博，把她姐问懵了。
微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
怀着一点点好奇，又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无知，她姐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答案。
可比答案更早跳出来的信息，却刺得她姐心里难受——
日军侵华时，被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女性数量是20万左右。
而如今，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只剩10余人。
“慰安妇”受害者纪录影片《三十二》和《二十二》中的老人，只剩下3位。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未曾关注的时候，她们正在离去。
“慰安妇”受害者影片《二十二》《三十二》结尾
当历史的痕迹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当有声的证词和无言的证据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她们的身影又将保留至哪一刻呢？
今天的话题也许有点沉重，可她姐还是想和小伙伴们聊一聊它。
聊聊这个被我们渐渐忘却的群体——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们，和她们的故事。
（特别说明：由于在这一议题下，
“慰安妇”较“性暴力受害者”更广为人知，
文中仍暂时使用“慰安妇”一词）
“眼泪都不敢流”
乍一看，韦绍兰和其它老奶奶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她和儿子罗善学一起生活在广西桂林的一座砖土房里。
《三十二》
年轻的时候，她为了生存还能去山上挖点药草卖卖。
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草药挖不成。
白天她就去附近的溪流处提桶水，洗洗衣裳，或者拾一些柴，做顿饭。
闲下来了，她就在门口坐坐，看看远处的夕阳和近处养的家禽。
日子至少能过下去。
只是看着镜头里的她，或许很难想象，韦绍兰曾经被强掳去，被迫成为了“慰安妇”。
《三十二》
那一年，韦绍兰24岁，结婚没多久。
可好日子还没开头，就被炮火给轰散了——
1944年10月左右，侵华日军包围了桂林。
有日军小队闯进村子里，肆意地抢夺粮食、牲畜，一同被抢走的，还有难以计数的女性。
韦绍兰被抓住的时候，怀里正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
日军割断她裹着孩子的背带，一路拖着她就往山下走。
耳边轰轰的炮火声，刺刀明晃晃的光亮，吓得韦绍兰连害怕都忘了。
她不敢流眼泪，也不敢抬起头来看，只是颤抖着、机械地走着。
《三十二》
到了马岭，她被关起来，日子彻底灰暗了下去。
别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日军进了房间，韦绍兰就要面临一次让身心受创的“强奸”。
没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理期，没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病，没人管她是不是在流泪。
甚至有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她还要低头哈腰，用教给她的日语说一句：“欢迎您，请坐。”
只要抬头看了、哭了、说错话了，就要挨上一顿打。
整整3个月，几乎每天，她和其它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日子。
有些受害者，甚至一天要遭受十几次凌辱。
《三十二》
想逃跑，可太难了。
日军每天在附近巡逻，一旦逃跑被抓住，等待这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就是毒打，又或者是更残忍的“四脚牛”折磨——
逃跑的女子手脚撑地，腹部下方立着尖刀。
姿势要保持住，如果抬头或者姿势不好，都要被暴打。
时间一长，体力不支，女子们撑不住了，刀剑穿腹，命便没了。
网络
但韦绍兰没放弃逃跑这件事。
那个时候，被掳去的女子们除了要承受性方面的虐待，还要负责给日军洗衣洗裤，干各种脏活累活。
韦绍兰就借着这些短暂地“外出”机会，悄悄观察周围的环境，在脑海中一遍遍思考怎么才能跑出去。
终于，她等来了一个机会——负责看管她们的守卫因为太累，打起了瞌睡。
韦绍兰抱紧女儿，悄悄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一出巷子，便赶紧摸黑跑到附近的小路上。
她不敢走大道，大道上没什么遮掩，太容易被抓回去了。
她一路跑，不敢停歇，直到天慢慢亮了起来。
远远地，她看见一个放牛娃，小心翼翼地去问了问，这才找到了回家的路。
《三十二》
可生活，却再也回不到正轨上了。
“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哪怕是放在今天，女生如果被强奸了，仍然会被讲闲话。
更遑论是在当年的乡村。
不说其他人，韦绍兰丈夫首先就接受不了。
韦绍兰回到家里没一会儿，就被丈夫骂哭了：
“我以为你不知道回来了，你肯定去外面学坏了。”
《三十二》
他心里其实知道，韦绍兰没“学坏”，他知道错在那些“流氓一样”的日本兵身上。
可他就是难以克制地开始嫌弃她。
亲人的责难，让韦绍兰彻底崩溃了。
她和许多“慰安妇”受害者一样，选择了自杀。
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她的命还是被救了回来。
村里的医生带给她一个不知道算好，还是算坏的消息。
她怀孕了。
《三十二》
所有人都清楚，这个孩子是一次“性暴行”带来的，身上流着侵华日军的血。
韦绍兰也慌了。
那时候，她拼死拼活抱回来的女儿刚刚离世。身边的人不停劝她：“万一以后没办法生育怎么办？你老了怎么办？”
想来想去，韦绍兰还是不忍心打掉，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1945年7月，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个月前，儿子罗善学出生了。
《三十二》
加诸在韦绍兰身上的歧视和谩骂，像是找到了新的攻击目标，连带着传到了罗善学身上。
同母异父的弟弟不认他，说要“买凶杀日本人”，他是日本人，那也要杀他。
村里的小孩子们看不起他，常常是指着他“日本人，日本人”地喊，不停笑话他。
《三十二》
十里八乡，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
有人给他说了6次媒，每一次问起来，女子们的回答都是类似的：
“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不要名誉了么？”
《三十二》
“日本人”这三个字，罗善学“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哪怕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国籍是中国，说地地道道的中国方言，这辈子没去过日本。
没人当他是中国人。
《三十二》
他有时候也会忧虑——
年迈的韦绍兰至少还有他陪伴照顾，等韦绍兰离去了，又有谁来陪他说说话，帮他倒杯水呢？
熬过了无数大风大浪的韦绍兰比儿子想得开，她总说：
“只愁命短不愁穷。”
人得活着。
自尊，没有命值钱。
“有四两就吃四两，有半斤就吃半斤。”
她姐不敢细想，这句话里藏着多少过往的叹息。
2019年5月5日，韦绍兰老人离世。
2020年12月29日，又一位“慰安妇”受害者骈焕英老人离世。
她们的离去悄无声息。
微博@纪录电影《二十二》
说不出口的词：“慰安妇”
可实际上，她们不止一次发出了呐喊。
一些老人，如陈林桃、万爱花，曾经在1995年之后，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
她们在全世界面前，一层层揭开了身上的伤疤。
她们一次又一次出庭作证，一次又一次讲述自己的遭遇。
晕倒，送医，继续站起来作证。
所求的是一句早该得到的道歉和合情合理的赔偿。
《国家记忆》
“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看到日本道歉的那一天。”
这是这些站出来的“慰安妇”受害者们的信念。
“如果我死掉了，还有我的孩子去抗争。”
可当她的孩子也死掉了，还有谁记得这件事？
我们吗？
我们会吗？
《新闻调查》
2016年年末，上海曾经计划拆除一些旧的房屋，其中包括一座老建筑——海乃家。
这里曾是上海最大的一处日军“慰安所”。
当时，不少人对这项拆除计划表示了支持。
有些人考虑的是实际居住需要。和海乃家相连的几幢建筑里挤了不少户人家，每次使用厨房、卫生间都要排长队，确实不方便。
还有的人则是觉得，海乃家该拆了，毕竟它的“身世”摆在那了。
“它好像过去做过日本人的‘妓院’什么的，放在学校附近总归不大好，不是正能量的。”
《新闻调查》
接受采访的有学生，也有成年的居民。
大家拐弯抹角着，不愿意直接说出那三个字，“慰安妇”。
好不容易有人讲出了这个词，却是一句斩钉截铁的：
“‘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新闻调查》
可“慰安妇”究竟是什么？
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意思是随行慰劳军人的妇女，是为了美化当年的强抢行为而裹上的一层糖衣。
在中国，这些女子大多是像韦绍兰一样被强抢去的。
有的刚刚19岁，还有的，甚至是未成年的女童。
她们有的在当时被凌虐至死，有的不堪受辱自杀，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
她们是被迫成为“慰安妇”的。
更准确地说，她们是“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更是战争性暴行下的受害者。
可直至今日，很多受害者已经离世，她们仍没收到一声道歉，更遑论赔偿。
《二十二》
如今，她们有勇气说，我们没勇气听。
她们有勇气讲，我们没勇气看。
我们甚至，不敢仔细地凝望她们的脸。
这样集体的失语，正加速着对历史的遗忘。
而对“慰安妇”受害者们的污名化，无疑是掷向她们更为锋利的刀刃。
《二十二》
一直在帮助受害者们的张双兵不止一次感到后悔。
他常常觉得，如果他早知道事情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尾，还不如不惊动这些老人们。至少她们的晚年该比现在平顺。
可是曾经经历过那些悲惨苦痛的老人，比他想象得更有勇气——
她说：“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开心啊。谢谢你们。”
《二十二》
她说：“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这群需要被安慰、被拥抱、被温暖的人，反过来温暖着整个世界。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
“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二战日军‘慰安所’旧址在哪座城市？”
答案是南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官微
如果你去慰安所旧址参观，在小广场的一侧，会发现一面有点特殊的墙。
土黄色的墙壁前矗立着一座慰安妇雕像，她们衣衫破旧，或双手撑地难行，或掩面啜泣。
雕像后面是13个巨大的透明的“泪滴”。
那是历史的痕迹，更是她们在哭泣。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官微
那些眼泪该流进我们心里，该在我们心里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勿忘国耻。
那不是要因为“耻辱”选择回避，不去提起。
而是要记得。
记得她们受过的苦难，记得她们的名字，记得陪她们、替她们要一句应得的道歉。
或者至少，在那些把她们当“耻辱”的人里，减少两个——
减少一个我，减少一个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