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鲍安琪
1980年1月的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则消息：王冶秋等四人被免除职务。
当时王冶秋的长子王可作为航天部派出的首批访问学者，正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访学。一时间周围流言四起，纷纷传说这几位部级干部是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而下台的。王可很担心父亲经受不住这样的无端伤害，果然，家里来信说父亲已病重住院，并一度病危。
此后，在一次文物系统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接替王冶秋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任资斌针对王冶秋“给康生送文物”等问题传达了组织调查结果。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参加了这次会议。
“任资斌是代表组织讲这些话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直接听到的。”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社会上的流言并没有停息，这是让王冶秋晚年深感痛苦的。金冲及多年来每每想起这事总觉得痛心，也深深感受到什么叫“人言可畏”。
（晚年王冶秋。图/受访者提供）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宋伯胤多年来总是难以忘记一幕场景。那是70年代初的一个鹅毛大雪天，他在故宫后门口远远看到王冶秋吃力地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来，一辆高级小轿车飞驰而过，给满头满脸都是雪的王冶秋溅了一身泥浆。
新中国成立前，宋伯胤从西南联大休学，回重庆暂时谋了个小学教职，自编了一本《新国文》教材。其中收录了王冶秋的《青城山上》，其中有一首小诗，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能背诵：“海静得似春江，帆船却像载着无限的凄凉。不要讲话吧，静静地想，默默地注视着那春江。”
文物复兴三板斧
1970年5月10日，周恩来召集会议，宣布成立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军代表郎捷任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图博口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吴庆彤为联系人。
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文物工作由他亲自来管。他告诉王冶秋，吴德既是北京市负责人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有事可以多找吴德商量。
王冶秋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隐蔽战线工作，因此周恩来1951年11月在考虑由谁带队去香港收购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帖”）时，鉴于当时香港政治情况复杂，决定由王冶秋带着马衡和徐森玉两位专家赴港。他们化装成煤炭商人，由澳门乘运煤船偷渡到香港，以48万港币价格将二帖安全购回。1965年周恩来又派王冶秋再赴香港，以45万港币购回一批善本书。周恩来知道，王冶秋是党内不多的一位由外行转为内行的领导干部。
图博口成立伊始，王冶秋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故宫的重新开放。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要进故宫“破四旧”，周恩来得知后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关闭故宫。周恩来告诉王冶秋，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要他抓紧故宫的恢复工作。
王冶秋和吴德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确定为“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
王冶秋的第二个抓手，是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此后发展为出国文物展）。
1971年春，王冶秋给湖南、陕西、湖北、安徽、河南、新疆、山东、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行文，抽调各地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到故宫参展，并要求每单位出两名工作人员随展。行文用的是“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的名义，但盖的却是“故宫博物院”的公章。
考古学家徐秉琨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辽宁省博物馆人员都已“上山下乡”，他被下放到辽宁凌源县一个偏远小山村。一天忽然得到通知，说有任务要借调他回城，他连夜下山，辗转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文物工作岗位。回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报送展品。他深深感到，这个题目出得好，好就好在不仅文物工作可以得到一定恢复，大量文物干部也可得以保全。
（1973年9月，王冶秋（正中手指大佛者）陪同周恩来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一同观看露天大佛。图/受访者提供）
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熊传薪来故宫工作了4个多月。他记得，王冶秋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几乎从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中午有时就自带馒头等干粮和大家一起吃。对参展各省人员的食宿，他都会细心过问。
来自山西的梁子明回忆，他们这些外省来的工作人员原本只知道王冶秋是文物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满头白发、显得有些苍老的他是一个工作认真、待人亲切的“好老头”，对他都很敬重。
当时连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都难找，梁子明遂客串书写展览会说明，被王冶秋赞为“书法家”，让他颇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感。直到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古建专家罗哲文等从干校回来后，“拉不开栓”的局面才略有缓和。
王冶秋的第三个抓手，是《考古学报》《文物》和《考古》三本杂志复刊。当时全国学术刊物一片荒芜，书架上清一色只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三份文物类杂志可谓复刊独早。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此为契机，7月1日，“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慈宁宫开展。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7月22日，《文物》等三本杂志复刊。王冶秋的三板斧全部完成。
王冶秋还主持了对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五号楼和尼克松下榻的十八号楼的室内布置，把原来室内的“红海洋”摆设全部撤掉，改为反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与壮丽山川的文物与绘画。王天木和陈大章两位专家参加了设计和布置。
随着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美交流的大门打开了。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政道夫妇，王冶秋在座。
这是李政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国。“文革”初期，他在上海的老家被抄，抄走物品中有20件古瓷是其岳父所赠，一直没有发还。他这次回国，也想顺便处理此事。
落座后，周恩来首先责备王冶秋，面向李政道说：“就是他不还这些瓷器！”李夫人忙解释道，那是捐献给国家的。周恩来仍然坚持说：“不是，是他们舍不得还！”并指示王冶秋一定要发还这些瓷器。事先王冶秋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周恩来是要他代人受过，于是便点头表示接受批评。
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李政道夫妇，当王冶秋经过第一桌走向第三桌时，周恩来向他喊道：“王冶秋！你怎么跑了？到这儿来！”又说：“我看你王冶秋不是那样的人！”王冶秋明白，“那样的人”是指向“文革”新贵靠拢的政治投机者。
喧嚣中的“红楼”
利用这几个大项目，王冶秋陆续将文物局系统在干校劳动的人员调回。开始军代表不同意，王冶秋就与其达成各提名一人的对等调人协议。
有人向王冶秋建议，文化部的不少秀才、笔杆子集中在干校，可将其调到“图博口”，“人弃我用”。王冶秋接受了这个建议，要来名单和简历，亲自核定后，上报吴庆彤请调这些人员。一时间，文物局所在的老北大红楼群英荟萃，成了藏龙卧虎之地。
彭卿云此前在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他开玩笑说自己算是“搭便车”，1972也从干校被调到文物局，参与筹备出国文物展览。
金冲及也从干校调到了文物局，在文物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他以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下放干校，四年了还没有做结论，完全没想到能获得这个机会。他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敢于这样办事的人是很少的，很能反映出王冶秋独有的风格。
金冲及第一次听到王冶秋的名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读过王冶秋写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56年再版时改名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知道他与鲁迅来往密切，对他肃然起敬。
回京后没多久，金冲及在王冶秋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中国要在日本举办南阳汉画像石展览，日方请王冶秋写一篇关于鲁迅和汉画像石的文章，王冶秋要金冲及帮他整理出一个稿子，还把鲁迅写给他的几封信交给金冲及参考。
王冶秋的家在黄化门，离国家文物局不远，此后金冲及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正事谈完，便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王冶秋有时会讲起自己过去在隐蔽战线的经历，金冲及爱追问，因此了解了不少王冶秋的往事。
王冶秋告诉他，那时候别人看他是文化人，其实他主要做的是军事情报工作。那些军队番号、数字等都不能用笔写下来，只能凭脑子记，又不能有一点差错，长期做这样的工作，把他的脑子弄坏了。
70年代，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5000多枚竹简，证实了孙武和孙膑实为两人。1973年底，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十几万字的帛书。随后，甘肃居延考古队在肩水金关遗址发现简牍11577枚，使唐史研究改观。1975年末至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近1200枚竹简，这是首次出土秦简。1977年，安徽阜阳在双古堆汉墓发掘出土1000多枚汉简，含《诗经》《周易》等。
王冶秋决定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参与对这批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唐兰、商承祚、张政烺、唐长孺、朱德熙、罗福颐、杨伯峻、顾铁符、孙贯文、裘锡圭、李学勤、马雍、胡如雷等大学者齐聚沙滩红楼。
由金冲及牵头，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吴铁梅、靳静和钱碧湘等也参与到整理工作中来。有时晚上加班，跟班编辑就从红楼对面的饭馆给老先生们端一碗馄饨吃。在“批林批孔”的一片喧嚣声中，红楼成了一方难得的学术净土。
“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
1975年，王冶秋到新疆考察千佛洞的保存状况，金冲及、谢辰生等随行。
南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许多洞窟开凿在陡峭的石壁上，只能踩着竹梯上去。王冶秋66岁了，有严重的心脏病，每天要多次吸氧，却径直扶着梯子往上爬。周围的人都上前拦阻，王冶秋忽地把两手猛地往后一堆，厉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无人再敢拦阻。
新疆考察回京后，王冶秋给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李先念写了报告，提出了保护意见。李先念后来谈到文物的保护时多次讲：“你要动它一下，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周恩来也多次说王冶秋把文物古迹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文物送人，就像割他块肉一样。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新成立的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来到慈宁宫，传达上级指示，要在故宫中利用古建筑开旅馆饭店。
这已不是故宫第一次遭遇改造之议了。50年代末就掀起过一轮改造故宫的风潮，当时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把故宫建设成“群众性文体、休息场所”的改造方案。王冶秋坚决反对，凡中宣部召集相关会议，他就逃会以避免正面冲突。最终，改造计划被陆定一否决了。
这次，王冶秋召集大家研究后，以文物局局长身份答复：故宫不能开旅馆饭店。旅游局长再次强调这是领导的意见，希望王局长考虑后果。
王冶秋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故宫是一座世界驰名的宫殿建筑群，又是一座保存大量珍贵文物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如果在这里开旅馆，必然会造成火灾、盗窃等重大损失。我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我要负责。不管是谁的意见，也绝不能同意，撤掉我的职，我也不同意！
现场气氛像凝固了一样，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旅游局长只好说，我回去向领导汇报。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仍然是这个意见。王冶秋也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为了让旅游局长了解情况，罗哲文带着他实地查看了故宫三大殿、慈宁花园、乾隆花园和假山、亭子、游廊等地方，看起来确无地方可以利用，此事才作罢。
李瑞环1973年至1979年担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指挥，与王冶秋没少打交道，王冶秋经常要求他停止施工或改变施工路线。
有一次，推土机即将推倒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大葆台西汉墓，当晚9点王冶秋将吴德之女吴铁梅夫妇叫到家中，要他们代为联系吴德。电话接通后，王冶秋向吴德报告了紧急情况，要求派部队保护现场。吴德当晚即令北京卫戍区部队进驻工地，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修地铁拆城墙时，施工单位要把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一起拆除，遭到罗哲文等专家的反对。基建部门强调不拆会拖延进度，并大幅度增加成本，要求不拆就搬迁。王冶秋又把吴铁梅找来，请求吴德先制止拆迁行动，再向周恩来报告了不能拆迁的理由：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天象观测数据和记录，离开原地就失去了意义。最后，周恩来亲自召开专门会议，确定了保留古观象台的方案。
90年代初，李瑞环作为中央领导人主管文化工作，他在故宫参观“文物精品展”后说：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拆毁得差不多了。
彭卿云说，当时他在现场听到了李瑞环的讲话，随后在自己任总编辑的《中国文物报》上作了报道。“多亏有个王冶秋”，由此流传开来。
彭卿云记得，李瑞环当时还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处重要的文物保护场所违章搭建了两个门。有一天，有一个门失火了，电话打到文物局，王冶秋去到现场，站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不说。处理完后，他只嘀咕了一句：“怎么不把那个门也烧了？”李瑞环说，你说让人生气不生气？别人在救火，王冶秋在高兴。
蒙冤记
1979年末，王冶秋不再担任文物局局长，改任顾问。这期间，许多人在不同场合听到传达，说有人给中央写信反映王冶秋的问题，胡耀邦据此点名批评了王冶秋。据说，他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康生送了很多文物，二是文物局是康生要成立的。
1980年3月26日，在王冶秋身边工作多年的谢辰生上书胡耀邦，为王冶秋申诉。
他在信中说，自己在文物局工作30多年，据自己所知，康生搞文物的时间是1968年至1970年。这些文物是“北京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后改为文物管理处，即后来的北京市文物局）从造纸厂、炼钢厂和街道抄家物资中清理出来的。当时王冶秋还关在“牛棚”，1969年秋“解放”后不久即下放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1970年才回北京。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他根本没见过康生，送文物更无从谈起。“文革”前康生要看文物和善本书，也都是自己到博物馆、图书馆去看。
至于文物局的成立与康生的关系，谢辰生更是当事人之一。他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高潮中出现了批王冶秋“黑线回潮”的声音，报道马王堆汉墓女尸被说成影响当前的火葬，搞出国文物展被批为以古压今。“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突然宣布要接管1973年4月正式成立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派了调查组下基层搜集材料。当时周恩来已到305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王冶秋去请教王震，王震告诉他：“此事勿劳总理费心，你给康生写个信就行。”王震谈到，现在总理处境困难，康生懂文物，文物方面的事情可以由康生出来讲话，以免事事把总理推在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由谢辰生出面给康生写了一封信，建议文物局不要划归文化组。康生于1974年6月28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肯定谢辰生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物工作层次不宜多，应直属国务院，不要划归文化组，并且说“王冶秋是个好同志，应加以保护”。四届人大以后，国务院正式发文，确定文物局为国务院直属局。
王冶秋的“问题”还有一条没有明说的，就是“江青请吃螃蟹”。
1974年9月，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江青为她举办了文艺晚会，王冶秋也应邀参加。晚会结束后，江青留下王冶秋和国务院文化组一些人一起吃螃蟹。王冶秋过去和江青素无交往，虽然江青可能有意拉拢他，但谢辰生举证说明，王冶秋并未因此“受宠若惊”，靠拢“四人帮”，而是软磨硬顶，政治态度鲜明。
谢辰生写道：“我认为判断是非应有客观的标准，不要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难道‘四人帮’说煤球是黑的，我们就必须说煤球是白的吗？文物局直属国务院对事业发展是有利的，与康生罪行无关，不能因为是康生的建议，就要否定它，更不能因此而构成文物局什么罪名。”他说：“以上反映的事实，我敢以身家性命来保证。”并希望中央彻查，查清后能在适当场合给予澄清。
与此同时，罗哲文也上书邓小平，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胡耀邦和邓小平都作了批示。
之后，中宣部主持了调查工作。1982年5月，《调查报告提要》写就。6月，中央派人向王冶秋夫人高履芳传达了调查报告提要的内容：经查，王冶秋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好的。除了在文物工作方面与康生有过接触外，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关系；所谓“王冶秋把查抄文物大批送给康生”，完全没有这回事。结论是：“多年担任国家文物管理部门领导职务，工作勤恳努力，任劳任怨，是有成绩、有贡献的。”
1982年10月，王可中断了在美国的访学回国，父亲因患脑细胞软化症，已经无法与他进行正常交流了。
很多文博老人去探望王冶秋，他想说话却口不能言，常常眼中含泪。
每年春节，金冲及都去王冶秋家探望，但王冶秋退下来没多久身体就差到不能说话了。金冲及说，王冶秋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对文物的感情很深，全心全意保护文物，可以说今天文物工作的基础是他那时候打下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冶秋和郑振铎共同定了一条规矩：文物工作者不得收购和收藏文物。文博界的老人都公认，王冶秋从事文物保护近40年，自始至终不曾染指一件文物，家里连一件复仿制的工艺品都不曾陈设，称得上“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彭卿云说，自己特别佩服王冶秋的公私分明，干干净净。后来曾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他感叹，搞文物的人公私不分是很危险的，自己有点权想弄点小文物挺简单的，但一不小心就会酿成风波。
单霁翔说，自己自从迈进文物管理的门庭，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听到人们津津乐道王冶秋的故事。他说，文物保护是一项个性突出的特殊事业，安危都要仗英才。文物工作者在许多场合下可能都属于尴尬的少数派，是坚持还是放弃，往往是关系物之存毁、人之功罪的严峻选择。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真理有时确实在少数人手里”。
1987年10月5日，王冶秋平静地远行。他的生平中写道：“王冶秋同志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0月23日，他的骨灰从长城望京楼上撒向群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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