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才，女，生于1925年，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衡水武装委员会干事，湖北随县双河区妇联主任，解放后任湖北省妇联秘书（区级干部），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今湖北省人民医院）人事科长、湖北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今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第一任支部书记、武昌县委机关书记、鄂钢职工医院支部书记，黄石市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83年12月离休，2021年1月病逝于湖北黄石。
王益才夫妻
抗日父亲抗粮遇害
1925年，我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我的老家在河北。晚清时候，先祖闯关东去了东北。父亲王金荣（字作赢，原名王满仓）是一位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安奉铁路上任职，他出身贫苦，但凭借自己的努力，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且掌握了熟练的铁路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东北负责铁路的最高长官张作相是河北深县人，他培养、提拔了许多和他同样“闯关东”出身的同乡，当中也包括我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与两个叔叔一起，带领全家随着人流涌出沈阳城，一路向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深县王虎庄。
王虎庄地处深县、衡水两县交界处。1937年，日军的铁蹄横行华北，我们村更多的作为衡水县三区的一部分参与抗战。
1938年，父亲被选为王虎庄的抗日村长。那时候，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柳叶靑、柳叶长，今天我们选村长，不选滑头鬼，不选野心狼，我们要选个好村长……”父亲以他的正直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
抗日村长并不好当，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没啥说的，要应付日本人催粮、拉夫就非常麻烦，要时时提防着汉奸告密，甚至暗害。父亲没有怕，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同时还兼任村小学校长。
父亲喜爱抗日歌曲，到了入迷的地步。只要晚上不出门，就坐在炕头上，教我和妹妹唱歌：“抗日救国已经沸腾了，握紧枪，向前来，噼呖叭，噼呖叭，打倒日本鬼子，消灭卖国贼”。
我小的时候，还时兴裹脚。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一双好好地脚为什么要裹得变了形呢？三寸金莲一步三摇，多不稳当，我们不是富家小姐，穷人家的女孩要做多少农活呀！那是封建恶习，必须革它的命。”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革命是好事，每天光着脚丫，乐滋滋地哼唱：“妈妈呀，你好糊涂，人家的女儿站岗又放哨，你家的女儿走路把墙扶……”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1938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晚，天气闷热，阵阵热气夹杂着黄土的呛鼻味，一场厄运从虚掩的门缝里钻进我们家。
当时，妈妈搂着小弟弟睡在炕的一头，我和妹妹睡在炕的另一头，父亲睡在院里架起的门板上。我从一阵对话声中惊醒，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扒着门缝向院子里瞧——一个用毛巾蒙着脸的大汉，已从院墙翻了进来，正用手推搡着父亲：“走，到外面去，有事要找你谈”。听口音像与我父亲一同负责村里事务的远方堂叔王登山。
父亲是个直肠直肚的人：“谈就谈，有什么可怕的？”说着就往外走。我和母亲赶紧跑了出来，拉着父亲不让走。我望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的蒙面人，心里好害怕呀。父亲拍拍我的脑袋，笑了笑，打开院门，迈着坚定的步子跟着来人去了。
一会儿，从村子南头传来两声枪响。我和母亲都听见了，但谁也没吱声。战争年月，时不时会听到枪声，我们不愿把它与父亲连在一起。我心里总想：“也许一会，父亲就会回来的吧”。
在等待和焦急中，天亮了。一阵急呼声传了进来：“不好了，王满仓被人打死了！”我和母亲顿时觉得天崩地陷，母亲浑身哆嗦地筛糠一样，也不说话，也不哭，我吓得把母亲从炕上扯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到村南头。
裸露的麦田里，父亲静静地躺着，脸上没有痛苦和悲伤，那双明亮的眼睛紧紧地合着，嘴角一丝淡淡的血迹已凝固，洗的发白的坎肩被血染得通红。母亲扑在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我跪在父亲身边，只觉得心针锥般地疼。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出事的前一天下午，和远房叔叔王登山有场争执：
“大哥，你筹的军粮可不能都给八路呀！”王登山告诉父亲。
“咱俩是兄弟，胳膊不能往外扭。这粮食可都是乡亲们从嘴里抠出来的！怎么能去喂狼呢？”父亲不软不硬地回答。
“大哥呀，我这是关心你呀。这个可呆不长啊，皇军的势力可大着呢！”王登山一边手里比了个“八”字，一边假装关心地说。
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王登山恼羞成怒：“好哇，走着瞧吧”。
这一番争执被在地里干活的乡亲看在了眼里。第二天晚上，父亲就被杀害了，年仅38岁。王登山和他当土匪的哥哥，连夜逃跑了。
1949年解放之后，我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个情况，组织上对我父亲的死因展开了调查，所了解情况是：当时共产党八路军在深县力量还不强大，我父亲想在家乡组织民众一起协助共产党抗日，于是想到了在当地驻防的国民党军长石友三，父亲有一个远房堂弟曾在石友三部下当过副官，石友三自己也是东北人，曾是张学良将军部下，父亲在东北时，与石友三见过几次面。但父亲看走了眼，石友三骨子里是一个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卑劣小人，他收到父亲的信之后，怕日本人怀疑他，断了他今后当汉奸的路。于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父亲给他的信广而告之，引起驻地日军的警觉，于是假借当地土匪的手杀害了父亲。
17岁当上妇女队长
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牺牲时也没留下只言片语。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火种。
那时，王虎庄和附近的孙家村、小孙家村组成一个抗日中心村，韩建国是中心村的村长（韩建国同志后来牺牲于南下途中）。韩建国知道父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为抗日牺牲的，对我们家很同情，专门向组织上申请给我们家贴补了一头牛与一些粮食。
父亲牺牲后，我常常去韩建国大嫂家，接触到一些抗日村干部，对全国抗日局势和河北的抗日救亡工作有了清晰的了解。韩大嫂对我的抗日热情非常赞赏。在她的关心帮助下，一九四二年，我被选为王虎庄的妇女队长。
这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日寇在军事上疯狂扫荡，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从4月到9月，多次对我根据地发动惨绝人寰的大扫荡。
敌人每到一处，就实行三光政策，对我党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我们庄的一个比房子还深的水井被尸体填满了，上面还压上石碾子。村长王兰会就是遇难者之一。我也是几次险些落入敌人的魔掌。
记得有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母亲搬来一把梯子，叫我趴到房顶上。我刚趴下一会儿，突然被人一下子提了起来，扭头一看，一个日本鬼子对着我叽里咕噜，挥着手要我下房，交叉背着的两把刺刀发出贼亮的光。我可不会那么听话，慢腾腾地挪到房顶边，猛地一挥手，“嗵”地一声，小日本鬼子掉了下去。我赶紧从另一边跳了下去，钻到了草垛里。直到天黑，听到妈妈的呼喊我才钻出来。
还有一次，我和群众们被赶到打麦场。敌人要我们都跪下，双手合拳抵在前额上，喊“皇军大老爷”。离我不远的一个叔伯奶奶见我也在人群里，急得汗直冒——如果被敌人知道我是村干部，那就糟了。她赶紧向我使眼色，让我向她靠近。她掀开穿着的长大褂，一下子就把我罩住，周围的村民密密麻麻不透风地挤在一起，混过了敌人的眼睛。
步步惊心，我没有退缩。我把村子里的妇女组织起来，挖地道、做军鞋、挖深沟、筑土丘、破道路。
那时候，我们宣传“破路就是抗日”。白天，在敌人的刺刀下，我们慢慢腾腾的修铁路。到了晚上，在区游击队的掩护下，把铁路都给破坏掉。到后来，谁修的路谁破坏，成了一个规矩。
在我们的努力下，可通汽车、自行车、可跑马的大道小路千疮百孔，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难有用武之地。
我把村里的妇女组成秧歌队，与孙家村、小孙家村的秧歌队合在一起，边扭边唱：
“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把你的被窝借给我两床。
“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把你的钢针借给我缝衣裳。
“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把你的勺子借给我盛饭汤。
“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把你的条帚借给我扫扫炕。
“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请你开开门，我们号间房。
……
那些胆小怕事的老婆婆听了，心里很难受，“敌人把枪都打到俺炕头了，我怎么这么窝囊啊？”她们常常拉着我们的手说：“闺女呀，部队来了我借被子、我借钢针、我号房子”。每逢此时，我都激动不已。抗日战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然是全民参战的人民战争，日本鬼子身陷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我们慢慢捱过抗战最黑暗的时刻。1944年5月，我被派往“衡水县抗战高小”（路北抗高）学习。这是县里办的抗日培训班，在离我们庄12里远的孙家庄。
那时我有两个同学，关系很好，一个叫“小辫”，一个叫“二言”，当时我们商量着，有了文化要给自己改名字，于是我把原名王大琴改名叫“王益才”，“小辫”改名叫“王淑益”，“二言”改名叫“王益华”，王益华和她爱人刘同和都是我南下的战友，后来去了湖南衡阳，王淑益南下之前因为家里的变故，临时留在了家乡，没有能和我们一起南下，也没有继续留在组织里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没什么行李可带，就穿着一身单裤褂。冬天絮上棉花变成棉衣。一个大闺女家，没有替换衣服，出了门，真叫我为难。于是到晚上，等别人都睡着了，我就悄悄地爬起来，脱下衣服，围着一块被单布到门外把衣服洗干净，晾起来。一大早，第一个爬起来把衣服穿上，也不管是干是湿。老师孙白欧同志为此还常表扬我：“你们看王益才，天天就穿着这么一身衣裳，但是又干净又整洁。”
“抗高”是艰苦的。我们的课堂在村外的榆树下、麦地旁，学的是油印的小册子《木兰从军》。我从小没上过一天学，对老师讲的内容，很多记不下来。下课了，我就把别人扔掉的废纸捡起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抚平，再照着册子上的字，用别人给的半截铅笔一个一个地描。真是好吃力啊！
然而，就是这样的学习机会也不多。常常是课还没讲，就传来敌人来了的消息。老师赶紧把黑板往麦地深处一扔，我们拿起锄头，钻进麦地里干活。
“抗高”的政治空气是很浓的，它使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我一到抗高，村长就送来了我的表现鉴定及吸收我入党的意见。于是，由“抗高”老师孙白欧和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部长韩温甫同志的介绍，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我在抗战高小学习了4个月。不久后，调入衡水县武装委员会。在一次小型战役中，县武委会抓获了几名日伪俘虏，这在当时的敌后斗争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于是，武委会决定公审这些俘虏，为死难战友乡亲报仇。
说是公审，但并不是公判，据我所知，八路军从不枪毙日本战俘，而是通过思想改造，让他成为为我们服务的同志，从事一些阵地对敌宣传或翻译等工作。抗战刚开始时，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本战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因此，八路军有对俘虏不搜身的规定，
一是因为我们当时公审俘虏的经验也不丰富，二是一些日本战俘接受了日军的军国主义教育，被洗脑成了盲目的战争机器。就在这次公审时，一个肥硕且满脸麻子的日军俘虏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从衣兜里摸出一枚手榴弹，哇啦哇啦地一边喊叫一边要拉弦与大家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端起手里的步枪，一枪结果了这个怙恶不悛的侵略者的性命。这让我受到当时上级单位的表彰，奖品是一辆自行车与一些小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自豪的事。
解放县城寻获一支小手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驻衡日军虽表示投降，但却以“需等上级指示”为由，负隅顽抗，不愿缴械。衡水城周边一些县的伪军闻讯之后，立刻赶来投奔，像一群逐臭的苍蝇一样很快地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为了讨好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改旗异帜，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号，固守衡水河西一带，城内4000多伪军们以虚张声势的形式，为日军外逃打掩护。针对这股顽敌，冀南军区随即调整部署，将县大队为地方部队，开展解放河西战役。
12月14日，战斗打响前一天的晚上，区长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马上出发，赶到侯家村，连夜组织六副担架，明天天亮前赶到衡水县城。侯家村离我们区有7、8华里，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冲出了屋。记得那天先是狂风怒号，再是大雪纷飞，当中还夹杂着非常罕见的冬雷。都说冬雷是老天开眼，也可能这次真是老天爷助我们驱逐敌伪、解放衡水，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进，突然一脚踩空，“啪”的一声，跌倒在地，一只脚伸进滏阳河里。我借闪电的亮光分辨出道路，九点多钟的光景赶到了侯家村。
我找到了武装部长孙国庆同志的家，把门敲得山响。孙部长一开门，见我像个刚从水里捞起的泥人，非常吃惊。我立即把命令告诉他，要求跟着一起去组织担架队，黎明前好赶到衡水县城西门。孙部长一听，连连点头，把胸脯一拍：“你的任务完成了，一切交给我好了，你连我还信不过？”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白菜汤。孙部长领我到村里小学休息。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个小寺庙。我推开两扇厚重的大门，院子里杂草丛生，泥菩萨东倒西歪地倒在庙廊上。我倒在一张破课桌上，仍然穿着那一身单薄的湿衣服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我跟着担架队赶到衡水县城西门。真热闹呀，又是担架队、又是慰劳队，大姑娘、小媳妇提着一桶桶的小米稀饭，叽叽喳喳，向我报告喜讯：“昨天半夜就打响了，县城西门已解放啦！”我一听高兴坏了：“走，进城捡战利品去！”
城内敌人丢盔弃甲，遍地狼藉。妇女们惊喜地捡起香皂、雪花膏。这些小玩意儿，我可没瞧在眼里。在呛鼻的硝烟里，拿着根棍子七挑八翻。“有了！”一只半新不旧的小手枪就躺在我眼前，我赶忙捡起来，左端祥，右端详，爱不释手。枪口上，排着圈有五个装子弹的小圆孔，可惜空空的。也许因为这五个弹孔象五只小蜜蜂排在一起吧，这支枪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小五蜂手枪”。
我赶紧把它揣到怀里，回来用绿布包起来。不知区长怎么知道了，把我叫了去：“王益才，你在城西门捡到什么战利品啦？”“没有，什么也没有。”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你不是有一只小五蜂手枪吗？交公吧。”我一听，真像摘了我心肝。但我又无可奈何，只好把枪捧给区长。
区长看我这么一副落魂失魄的样子，掀开包枪布看了看说：“这样吧，看你实在舍不得，就先借给你玩几天吧”。我一听赶紧接了回来揣进兜里，心想总比现在就拿走强吧。几天后，“小五蜂手枪”上交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想起这把小手枪，心里还发酸呢。
衡水县城很快全部解放了，这座滏阳河畔的小城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年后的1947年，我按照组织安排，跟随大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踏上革命新的征程。
双河区的“大王”和“小王”
经历过重重困难，我们南下到了湖北随县双河区之后，我和王益华同志负责当地的妇女工作，尽管条件很恶劣，但我们都很能吃苦，希望能够打开一片新的革命天地。
条件有多恶劣呢？我在来到湖北之前，一直在东北、华北平原生活，从未见过山区，随县地处大别山区，我首先学会爬山，以及怎么样在山里打游击。因为1947年我们刚到湖北时，湖北还未解放，我们的身份还不能公开。
刚开始打游击时，居无定所，我只好每晚在山里睡觉，有条件的话就在破庙里睡一晚上，没有条件就靠着一棵树打个盹。有一天晚上，我刚睡着，就听到一阵风声，呼呼直响，一下子就惊醒了，转身一看，一只大老虎从我身边走过，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活的老虎，只是见过年画上的老虎，知道老虎吃人。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老虎好像没有看到我，扭过头走了，我看着一摆一摆的老虎尾巴，整个人吓得连呼吸都不敢，死死地憋着一口气，直至老虎走远。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说给王益华听，她说，咱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老虎要吃也是吃国民党反动派，怎么会吃我们呢？这当然是自我放松的玩笑话，以后我们就约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两个人一起行动，也不要风餐露宿，哪怕睡在破庙里，也比睡在树林里强。
在双河区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动员群众的工作，通过游击战、宣传战等等，有力地支持了二野其他同志的南下工作，为湖北解放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当时担任江汉军区政委的刘西尧同志知道我们的工作后，专程赶到双河区，和我谈心，说：“你们一个大王，一个小王（我比王益华年长几个月），工作干得不错啊！扑克牌里的大王小王是最厉害的，你们就是扑克牌里的大王小王啊！”
刘西尧同志很重视我们的工作，记得和我聊了一个通宵，了解到了我们的困难，并为我们后来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临别时，刘西尧同志说愿意为我和韩温甫同志结婚担任证婚人。因为韩温甫同志和张海峰同志一起也“南下”了，当时在湖北接应他们的正是刘西尧、文敏生等长期在湖北战斗工作的同志。
刚刚解放时，我安排在省妇联工作，韩温甫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后来担任省直机关书记，而刘西尧同志当时正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我和他的爱人陈景文都是省妇联的同事，平时关系很好，有时候也会向刘西尧同志汇报一些工作，他总开玩笑喊我“大王”。1983年我去北京疗养时，还专门去拜访过他和陈景文同志，当时他刚刚从教育部部长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但正好也在北京，老战友见面当然非常热情，他还问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工作的情况。
2010年，我的孙子韩晗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我的衡水老战友、曾任湖北省委科教部部长的尤洪涛同志曾陪我一起去看望居住在茶港省委小区的刘西尧同志，当时他已经九十四岁了，处于基本失忆的状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西尧同志。不久后就看到新闻，知道刘西尧同志逝世了，他和陈景文同志的骨灰一起合葬在九峰山革命公墓。
1950年代张体学同志担任湖北省长时，专门选择了武汉九峰山这块“风水宝地”，选址时韩温甫同志等几位战友陪同张省长一道。1971年韩温甫同志逝世后，骨灰也安放在九峰山。后来，尤洪涛、孔庆德、史子荣、唐振生等老战友，也都在九峰山长眠，那里成了我们这些“老八路”的“革命根据地”。我去世之后，当然也会到那里和老韩以及其他老战友们相聚。
我已经快九十六岁了，党龄七十七年，看到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我感到非常欣慰，相信其他的老战友和我的想法一样的，我们都没有什么遗憾，共产党员不怕死，只怕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的贡献不够，无颜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所以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为党、为国家工作太少了，没能多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作为一个医疗战线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兵，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我自己在老年病房中也成了这波澜壮阔抗疫岁月的见证者，可惜年老体弱，不能帮大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后，在同志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民族必定从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
本文作者韩晗与祖母王益才
（相关内容为王益才同志回忆录、档案自述及生前口述，贾义乾整理，由韩晗提供相关资料并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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