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荣生，当代作家，出身书香门第。1949年出生于太原市，原籍山西孝义，毕业于山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生经历丰富，生活底子厚实，早年境遇异常艰辛，在农村当农民种过地，割过草，放过羊，下过煤窑，拉过石头，当过民工，当过火车汽车装卸工，赶集上会铺开摊子给人理过发，“投机倒把”做小商贩挑过“八股绳”等。1974年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教育界当语文教师，后调任政府部门、电视台工作。一生笔耕不辍，代表作有9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孝行天下》、60余万字的长篇晋商小说《孝河人家》等。《孝河人家》2013年曾被新华网推荐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孝河岁月》为“孝河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大人们说，司马村是孝义境内最大的一个村庄，说从村子这头到那头有三四里地，村庄大得连一个村的人有些都互不认识，觉得很神奇。这一印象一直在头脑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在教育局工作下乡调查，才有机会去过三两次。司马村果然很大，一眼望不到头，且古宅老院很多。写这部书，我再一次走进司马村，大体得知了一些村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人文底蕴。
司马，为古代掌管军政和军赋大权之官职，亦为百家姓中之复姓司马村历史悠久，自古即为声名显赫之古镇。关于其村名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在战国时期，大将吴起屯兵于吴屯（今梧桐）时，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姓司马的将领带领所部屯兵于此地，军纪严明，爱抚百姓，百姓十分拥戴，后将村名改为司马村（原村名为何今已难考）另一种说法是，因北宋掌管军事大权的司马温公曾统兵驻扎司马村而得村名。有史料说，当时，北辛安、南辛安、中辛安均为屯兵营地人们把它们并称为“一马三安”。而《吕梁乡镇志》中又说，战国时期有一位孝义人在晋文公处供职，被任命为掌管大权的大司马，战功辉煌，但身体欠佳，为此返回乡里，其村落被赐名为司马村。
司马村历史悠久，有人这样说，其年代之久远，完全可与平阳（临汾）之尧都并驾齐驱。在古代，司马村镇是一个古城堡，城防建筑辉煌无比。整个村庄呈八卦图形，村周围有堡墙，高5米，顶宽7尺，周长四里半长，东西南北四面有门，九街十八巷规划有序，街巷相连，且大都以姓氏命名。堡门上都建有城楼，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一方重镇。
明万历《汾州府志》载，在明代司马村己是一千多人的大村子，有267户，围村城墙比孝义县城城墙还要多半里，城墙上能走过一辆马车。走进司马村看古建筑，最显眼的，除有名的关帝庙、观音庙、魁星楼、天龙庙、西寺庙、娘娘庙、文昌阁、望乡台，以及几大姓族的祠堂等古迹外，最大的看点是有多处晋商巨富张家之豪宅。
司马村历来人称司马镇，自古有这样的传言：“先有田来后有宋，任宋田张四大家，还有周姓一大姓。”到明清两代，读书科考热和经商热在村中骤然兴起，蔚然成风，出现了众多的读书人和经商者。及至前清时，为官发迹的张姓大户异军突起，渐露锋芒，在几个氏族大姓中鹤立鸡群。
司马村张家的宅院，大都在东西河街上，以大宅院、二宅院为基点，依次建设，取名至七宅院，共有七处豪宅。七处豪宅，均为四合大院一门三进的主院皆有东西偏院及门楼转扇，正厢房都有穿廊，木雕、砖雕艺术精巧，十分讲究。专家认定，七处豪宅均为清代一流建筑。我们知道，大孝堡村的大乡绅李元晋赫赫有名，其中举是在晚清最后一次科考中，而司马村张家，早在前清时期就有多人中举并居职官府，因兼营商业而致富，两者发迹时间前后相差两百余年。
张氏一族是从张登阶辈时开始发迹的。据张氏家族九世孙张凤翘于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所立家谱记载：
张氏一族，原籍为陕西庆云村，于明嘉靖年间迁居孝义司马村，张子仁、张子荣兄弟二人为张氏族人始祖（前无资料），迄今已繁衍人丁二十代，子孙近千人。
又据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载：
张登阶，顺治时悦礼坊人，住司马村。家故贫…
从张氏历代家谱及《孝义县志》记文中可见，张氏一族，在张登阶之前为平民，家境贫寒，之后几代人才辈出，成为当地书香门第，加之为官者兼营商业，张家很快成为当地富豪。
纵观历史，晋商正是从与官府的结合中步入了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明清两代，晋商在全国十大商帮中独领风骚，左右了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成为支撑统治阶级的主要经济支柱。如山西榆次常家，在经营茶货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时，设法打通了朝中关节，由乾隆皇帝赐了龙票。正是凭此证，常家把生意一举做到蒙古和俄罗斯，从此大展宏图。又如山西祁县渠家，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慈禧太后率朝中人等西逃路经山西，渠家给予很大资助，后来慈禧回到北京，为了报恩，下诏公示：所有国库拨往山西的官饷、军饷以及山西省上缴国库的税金等，只准通过晋商渠家在高城开设的钱庄汇总。就此，渠家商业起死回生，大发横财，成为晚清晋商四大家族中唯一兴旺发达之巨商。诚如祁县一大商贾所说：与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司马村张家发迹，也完全是凭官商结合大发横财的。仅前清和清中叶，就先后即出过七位举人，且都在京都朝中官府任职：
张风诏，乾隆庚子举人，官居工部郎中；
张熊诏，嘉庆戊午举人，官居中议大夫、户部主事、内阁侍读；
张紫诏，嘉庆戊午举人，官居工部郎中；
张映昌，嘉庆癸酉举人，官居刑部郎中
张映阁，道光壬辰举人，官居广东道罗道；
张镇南，道光壬辰举人，湖南宝庆府知府；
张映绒，咸丰辛亥举人，官居兵马司正指挥。
够厉害的是，这些人中竟然有三人娶京城与朝廷有瓜葛的富家小姐和旗人为妻室，这为他们在京城开设商店经营生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张家经商发迹之地重点在北京。
除上述举人为官者外，张家还有以下一些为官者：
张凤翘，监生，大理寺评事、兴平仓监督；
张映汉，禀生，朔平府训导；
张揖，禀生，工部郎中；
张映涛，监生，光禄寺署正；
张哲，附生，陕西褒城县知县；
张梦严，监生，直隶邢台县典史；
张采，监生，黄城县教谕。
另外，张一琴、张映德、张伦、张锦灿、张承、张金堂等等，也都是监生，官也都做到了县太爷的级别。可不能小看监生这个学历，当时的监生是指上过京城国子监的人，虽未考取举人，但当官已具举人资格，这在当时也是佼佼者。
据考，张家在京城的买卖商铺，杂货、百货一应俱全，当铺、店铺、药铺等样样都有，但唯有两种生意独占鳌头，名震京城：一是白酒业垄断了京城。张凤诏、张熊诏、张映昌三人先后于乾隆、嘉庆年间中举，后一直任职朝中工部侍郎，使张家在北京前门大街开设的经营白酒的店铺就有十多处，而且都是前店卖酒，后场开作坊酿酒，这样的经营格局，朝中没人是万万做不到的。当年北京人流传有这样一句话：“山西商人，火烧前门。”指的就是司马村张家在前门街大开烧酒坊之事。张家人很重视酒的质量，他们通过自家在山西开设的粮行来收购优质高粱运往京城，又从山西汾孝一带雇名师来京城指导技艺，所产烧酒质量高，味道醇，不仅畅销于京都市场，就连朝中官员也很喜欢，就是嘉庆皇帝也赞不绝口，为此赐予晋商张家“黄马褂”，以示褒奖，且下令京城白酒只能张家生产，使张家白酒独销京城。
张家在京城的另一大字号是开设在大栅栏街中心地取名为“花汗春装饰店”之商铺。这一商铺是与朝中宦官合伙经营的。此商铺除面向社会经销各种民用春秋四季款式的服装鞋帽外，专营戏剧道具及化妆品。当年，皇宫里调京城剧社进宫义演长年不断，而剧社进宫为皇上皇后及文武百官演出时，所演剧目的服装、道具等必全部更新，其投资都由朝中拨款。张家通过宦官的关节，将款直接拨到“花汗春”，让剧社经理到店铺挑货取货。这种经营效应，使张家开设的“花汗春”店铺驰名京城，生意十分火爆。
且不论其他行业买卖，仅凭这两大生意，张家就已经是财源滚滚，日进斗金了。另据考，在前清时，张家在张家口、石家庄、河南商丘等地都开有当铺，取名为“义兴当”。以河南商丘为例，据当地一年长者说，当年张家在河南商丘经营的是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在当地三十八家当行中高居魁首，无人可比。据说张家当时光雇来看家护院的拳师就有十余个，这是因为当时该地土匪太多，而这些土匪从地主大户家抢到财物急于变现，便会托人来当铺典当，遇到这种情况当铺往往会压低价格，这会惹恼那些土匪。因此为防止土匪来找麻烦，张家雇有多位拳师。按规定，财物当押的时间最长为半年，而匪寇到处流窜，又要躲避官家缉拿，多数财物来不及赎即成为死当。张家的“义兴当”借此坐收渔利不菲，因此当地人称“义兴当”为“聚金当”当时的张家，虽有钱有势，但却通情达理，乐施好善，口碑很好。至今，司马村张氏宅院还留有原石镌刻的一副对联：
世泽无如积德；
振家还是读书。
光绪六年《孝义县志》记载：
熊诏，先工部郎中，后官户部主事、内阁侍读，为上官所器重。归里后，设立月课，每月三次，一时名士俱出门下。教乡中子弟，循循善诱，每于根本处培植。光绪十三年，邑大灾，公出数千金，施钱施米，亲身料理，保全甚众。
光绪六年《孝义县志》记载：
张映涛，系熊诏之侄，光禄寺署正，分掌醢（hai醢，肉、鱼等制成的浆）……其居乡，勤俭乐施，凡衣食棺木、药饵之类，求无不应，终身不倦。村关帝、文昌、天龙等庙，公经理重修，又修理水利渠道，其乐施好善，深为邑人所称。
历史上，深厚的人文底蕴往往一脉相承，极大地影响着后世。历史进入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司马村又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李亚豪，一个是任应枢。
李亚豪（1904-1933），字文轩，毕业于山西工业机械专科学校，曾在美国汽车专业进修，后经潜心钻研，成为汽车工业机械专家。他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训，立志实业救国，成功研制出了过滤器、心形叶片平滑式煤气除尘器、旋风式进风口、螺旋式空气预热套、油气转换器、过热蒸汽添加装置等，有效提高了发动机功率，对我国汽车工业具有一定贡献。
任应枢（1903—1979），又名任向宸，曾就读于汾阳河汾中学与太原三晋高中，1928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思想进步，忧国忧民。抗战期间，为国难忧愤于怀，并发誓抗战一日不胜，胡子一日不剃，人称“任胡子”。1938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曾率领自卫纵队第四武装工作团活动在交城、文水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曾截获日军军需车十多辆。部队改编为纵队直属游击队后，在汾平介孝等县活动，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屡立奇功，人称“任支队”。
新中国成立后，任应枢先后在山西省政府教育、卫生等部门工作。退休后，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筹款建起祠堂，组织村民打成锅锥井十几眼，为家乡发挥余热。
朱霖
此外，新中国第一代大使黄镇夫人一—1937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朱霖等知名人士，也值得称颂，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名字。（朱霖自叙：我出生于1920年2月1日，在司马村度过十年的快乐生活，因家庭破产11岁随父母搬到汾阳城过痛苦的生活，14岁投靠三叔，入太谷铭贤中学。17岁即1937年8月参加“民先”后上太行山。从地方党的工作到部队工作共12年，改名朱霖。解放后改做外交工作，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法国、美国等国家共28年在外。黄镇任大使，我任二秘、一秘、参赞。最后回外交部，我任外交部1台部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5年离休离休后，帮助老根据地致富，为解放军编“天下之脊”，为黄镇组织编写了一些书画。我写了一小本大使夫人回忆录。）
司马村位于孝义市城区东8公里的平川地区。截至2011年底，全村1113户3840人，土地总面积7868。196亩。明万历年间，司马村属悦礼坊司马里。清光绪六年（1880），实行乡村制，属北乡民国八年（1919），改行区村两级区划，设行政村，属第一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阎锡山政权时，司马乡为全县2个乡之一，属司马乡新中国成立初，1953年6月，全县划为42个乡，设司马乡，属司马乡。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设司马公社，属司马公社1984年7月，实行乡（镇）村制，改设司马乡属司马乡。1995年8月，撤乡建镇，改为司马镇，属司马镇。2001年撤销司马镇，改设振兴街道办事处，属振兴街道办事处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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