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人，英文名叫Anna May Wong，她祖父由广东台山来美谋生，黄柳霜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1919年开始从影，不到二十岁就拍摄了十几部电影，1924年，黄柳霜在D.范朋克主演的神话片《巴格达窃贼》（又译《月宫宝盒》）中扮演蒙古女奴，一举成名。
她是好莱坞首位华人女明星，1960年，黄柳霜作为首位华人明星，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落成典礼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颗星，并与玛丽莲·梦露等三位女明星一起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塑人物。
成长于排华时代的美国，黄柳霜为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好莱坞饱尝辛酸，但更令她痛苦的是，由于早期在默片银幕上演出了一些华人底层形象，她回到中国之后也被抵制，更被宋美龄公开封杀，最终只能黯然退圈，而其家人对此很不谅解，常对她口出恶言。
后来，黄柳霜终身未婚，在美国隐居，因过度饮酒，56岁死于肝硬化。
她试图在时代的夹缝、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而最终，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黄柳霜在洛杉矶上小学时，常因自己的华人身份受同学歧视甚至霸凌。
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华人较多的加州更是重灾区，加州报纸长期指责华人造成了白人失业等问题，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在唐人街开了一家洗衣店，全家九口人依靠洗衣店为生，和诸多在美华人家庭一样，黄善兴重视八个子女的教育，将二女儿黄柳霜也送到了美国小学。
但黄柳霜在学校天天受到同学捉弄，不是被扯辫子就是被针扎刺，白人同学甚至还认为她是华人、没有痛觉。
听到黄柳霜哭诉后，黄父将她转到一家唐人街的中国学校，上学之余，黄柳霜还在洗衣店里帮工，九岁那年，在拿到客人小费后，她买票看了部影片，从此痴迷上了电影。
洛杉矶是美国电影之都，街头常有剧组进行电影外景拍摄，黄柳霜常在拍片现场旁围观，向拍摄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还恳求导演让自己参加演出。
在她的坚持下，14岁那年，黄柳霜通过牧师的推荐见到了《红灯笼》的导演，并通过了面试，当了一次龙套演员，这也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演出机会，不到20岁，她已经参加了十几部电影的拍摄，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影评杂志上，排华潮中的美国电影界对此惊讶不满，甚至有人写下了《黄祸！中国入侵》的影评。
1922年，17岁的黄柳霜幸运地参演了美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海逝》，在片内扮演中国少女莲花，获得大量好评，并因此与美国电影之父大卫·格里菲斯签约，成了进军好莱坞的首位华人影星。
二、文化框架冲突，好莱坞电影将黄柳霜定义成软弱的“中国娃娃”：1924年，黄柳霜接受道格拉斯·范朋克邀请，在《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奴，一举成名。1927年，她在《老旧金山》饰演华人妓女。
此时，黄柳霜感到，她在好莱坞电影里演出的角色不是女仆就是妓女，全都是按西方人观念塑造的“中国娃娃”形象：艳丽、暴露、软弱、屈从于男人的淫威，她因此离开好莱坞，前往欧洲。
旅欧三年，华人面孔的黄柳霜在欧洲刮起了一阵旋风，她的写真集登在法国著名杂志《名利场》上，英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等国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她的大量报道，英国导演三年中为她拍摄了《唐人街繁华梦》等五部电影，照片和海报挂满了英国的各大电影院，还获邀参加英国王室宴会，在欧洲，黄柳霜造成了轰动的“东方效应”。
1930年，她受派拉蒙影业邀请重回好莱坞，主演了电影《龙女》，但这一次她的银幕形象也没能突破多少，在片中饰演的是辱华角色傅满洲的女儿“Princess Ling Moy”，1932年，她与玛琳·黛德丽共同主演了热播影片《上海快车》，她与黛德丽的角色都是“茶花女”一样的交际花。
1936年，赛珍珠描写中国故事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大地》筹拍，身为华裔的黄柳霜积极参与女主角阿兰的选角，可由于好莱坞固有的文化偏见，竟选择了奥地利女演员路易丝·赖纳演出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村妇女阿兰。
1937《大地》剧照
1937年，路易丝·赖纳因这一角色获得第十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这一事件令黄柳霜深受打击，她开启了回国寻根之旅。《赫斯特时报》特地派出专职摄影师黄海升随行，为黄柳霜留下了大量寻访中国文化的照片和纪录片。
三、转型无望，被宋美龄公开封杀：1936年2月9日，从未踏足过中国的黄柳霜抵达上海，并在游轮舞厅举行了记者会。船尚未靠岸，记者们便坐着舢板开始抢先访问，前来欢迎这位国际华人明星的，除了当时的上海电影界闻人，还有林语堂与顾维钧大使等社会名流。
黄柳霜对父母之邦充满了好奇，当众背诵了林语堂博士的英文作品《吾土吾民》，并接受梅兰芳邀请、参加晚宴，当时上海畅销杂志《良友画报》对她作了一系列的报道。
针对黄柳霜在美国电影中的银幕形象，上海记者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责问她为何大量出演女仆、妓女等底层角色，黄柳霜镇定地回答说，美国的排华潮中，白人视华人为劣等民族，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角色均为负面形象，而且大部分由白人饰演，她若不接片，则更没有机会维护和展示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理性的解释和从容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渴望，渐渐改变了国人对她的态度。
黄柳霜回国九个月，前往北京、南京、天津、山东多地游历，还认真学习了京剧，并获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重回美国后，1937年，黄柳霜与克拉克·盖博主演了《好莱坞派对》，并在片中展示了几件中国旗袍，还在台词中加了不少提升中国文化正面形象的内容。
这次寻根之旅，让黄柳霜更加心怀故国，抗日爆发后，她多次为中国募款，1942年，她出演的反日宣传电影《缅甸炸弹》和《重庆夫人》播出后，黄柳霜将两部电影的片酬全部捐赠给了中国联合救济会。
1942年到1943年，为寻求美国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宋美龄在美国巡回访问并发表演讲，引起轰动，在好莱坞，宋美龄面对三万听众用英文演讲，众多明星簇拥在她身边，而唯一的华人明星黄柳霜却未被邀请，据宋美龄所说，黄柳霜演绎的华人形象代表了洗衣店、鸦片馆、黑帮、苦力那一类的旧中国人，显得很不高大上。
这次“封杀”，对黄柳霜打击更大，在她看来，这是对她电影事业的全面否定，黄柳霜因此息影隐居，直到晚年才演出了两部电视剧。
黄柳霜成名后，收入丰裕，支持自己的七位兄弟姐妹全都完成了学业。
但父母对她的从影并不支持，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电影明星与戏子没有多少区别，特别是黄柳霜在电影中演出的角色有的还属于“伤风败俗”的失足妇女。所以家人常对黄柳霜口出恶言、引以为耻，时间一久，黄柳霜渐渐与家人不再来往，开始孤独地生活。
黄母劝说黄柳霜早点嫁人生子，而黄柳霜的恋爱经历也十分坎坷，她与白人相爱，却由于种族歧视无法结合，与华人相识，又因为电影中演的角色不佳而被排斥。
这是时代的悲剧，黄柳霜从影时正值美国社会排华最严重的时期，从新闻报道到文学影视都充满了种族偏见和丑化，认为华人是愚昧、麻木、尚未开化的劣等民族，黄柳霜施遍浑身解数，也找不到几部正面剧本，她很少演出女主角，只能演出一些身份卑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又难以让家人接受。
随着年华老去，黄柳霜自知无力在这样的时代夹缝和中西文化冲突中走出一条人生的坦途，她索性认命，保持独身，与赛珍珠一起投入了公益事业，她具有华人特有的财商，理财有道，拥有数栋房产，靠房租为生，息影后并未像电影之父大卫·格里菲斯那样陷入财务危机。
1960年，随着好莱坞种族偏见的消除，黄柳霜终于接到了电影《花鼓歌》及《苏丝黄的世界》的女主角片约，并作为首位华人明星，在星光大道的落成典礼上留星纪念， 就在此时，长期借酒浇愁的黄柳霜突然在寓所猝死，死后，家人将她葬于洛杉矶母亲墓旁，墓碑上没有刻上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她支持过的家人，从来不曾对她的人生引以为豪。
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后来建起了一座银铸四淑女眺望台，以此向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女性演员致敬，四角的雕像分别为黄柳霜和墨西哥籍著名演员多洛雷斯·德尔里奥（Dolores Del Rio）、第一位黑人奥斯卡影后提名者多萝西·丹德里奇(Dorothy Dandridge)和玛丽莲·梦露，代表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好莱坞女星。
黄柳霜的一生，刻满了时代的痕迹，也烙印于美国电影史中，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在文化偏见中曾有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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