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芽糖
文/邵天伟
母亲快八十岁的人了，仍然很勤俭，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几年春节前后，她都到县城卖自制的土布鞋，吃住在我家，一般住一个月，然后回乡下与老父亲一起盘弄土地。她知道我自小爱吃麦芽糖，每年都给我买一两斤。记得几年前的第一次，我问：“买糖干什么？”她笑笑说：“买给你吃呀！”妻儿都不爱吃，我一个慢慢享用；母亲已吃不动了。吃着清甜滑润的麦芽糖，我总是会想起童年陪母亲熬糖的情景。
我出生于文革初期，正是缺衣少食的年代，童年除了一天两顿吃饱外，零食不敢奢想。但不管怎么忙，母亲都不怕麻烦，春节前的某一天总会做好两小簸箕麦芽糖，二十多斤，陪伴我家老少七口人渡过甜甜的三个月。腊月开始吃，要吃到天热的三、四月，父母、奶奶肯定舍不得吃，因为姐弟四人个个都是“馋猫”。时光飞逝，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儿时熬糖的艰辛与快乐。
我家做糖的原料是碎米粒与大麦芽。我家坐落在螳螂川边，我记事没饿过肚子，常听人说是“鱼米之乡”。只有父母苦工分，一家七口人，不得不节约粮食，那时碾米是用老式机器，碾出的米碎米不少，且很不干净，谷壳、石粒等混杂。于是碾完米，母亲都要筛一道，把谷壳、石粒、铁钉等杂物拣出，筛上的大米做饭，筛下的细米用作糖料。一大筲箕大麦芽一般半月前就泡好、发好、晒好。腊月的某一天，白天我已砍好一堆柴。吃过晚饭，我和母亲挑着半大桶米粒去回族院子石磨上磨，母亲加水加料，我帮着使力，一饭勺一饭勺地磨，到黄昏了才完工，虽然手酸汗流，但想到第二天就可吃上糖，仍心甘情愿，心暖暖地，即便缺席了小伙伴们刺激的活动。八点多开始熬糖了，四姐弟坐着打扑克、闲聊，父母一个守着锅洞加柴，一个在锅边搅拌。说好陪父母的，但我们小孩子说话总不算数，等喝过一碗糖稀后，不到十二点一个个都眼皮打架上床了，只留下父母在坚持。第二天吃早饭时上楼，两簸箕琥珀状的糖已熬好，摸着热乎乎的，口水都流出来了；黄昏父母仍不得歇，忙着粘米花，即把炒熟的碎米粒用糖稀粘在豆腐框里，然后用菜刀切成小块。麦芽糖、米花这两样零食，是我家待客的好东西，也是我和小伙伴友谊的“润滑剂”，尽管那个年代家家都不稀罕，家家都亲手做。记得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在白天熬糖？”她笑笑说：“小憨包，白天要做活苦工分的嘛。”下户后，我家都是白天熬糖。
有两件小事忘不了：一是一天我去约名叫“懒龙”的小伙伴背柴，在院子里听到他母亲说敲两块糖给我，我大吃一惊，他母亲与我母亲吵过架，已几年不说话，——记得那天的糖尤其好吃；二是一天陪父亲去深山放牛，一姓刘的老倌给了我两块糖，让我忘了寂寞，——他已于十年前作古，但我仍记得他给我糖时的亲切与微笑，仿佛就在昨天。
我家是哪年没熬糖的？记不准了，大概十年了吧。父母一天天衰老，四姐弟都成家在外如离窝的小鸟，这是客观原因。前几天跟母亲说起，她不无伤感地说：“街上那么多，早就没人熬了。再说，石磨已没有了，麻烦呀！”问起二三十岁的年青人会不会熬糖，一个个都摇头，甚至用奇怪的眼神看我，那神态好像在说：“你媳妇会熬吗？”实话实说，我妻也不会。
母亲没熬糖了，但记得我爱吃糖，这几年来县城都买给我，虽然不多，但让我感动，也让我伤感：麦芽糖难道要在乡村失传吗？还有，我还能吃几年母亲买的麦芽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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