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刚开始与太平军交战的时候，屡战屡败，无奈只得上奏折请求朝廷派兵增援。奏折写完后，他的师爷马家鼎一看，说了一句：“需要改动四个字！”曾国藩赶忙请教，只见马家鼎用手一指，说到：“这里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如何？”曾国藩听后，拍案叫绝：简单变化一下字序，意思便有了根本改变。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果然认为曾国藩“忠勇可嘉”，不仅及时派出援兵，还升了他的官。师爷的作用由此可窥一斑。
01 大清王朝为什么遍地“师爷”？师爷是一种什么角色？通俗一点说，就是古代官员的咨询师、私人参谋、事务助理。
师爷，是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幕僚人员的一种俗称。古代军队出征，将帅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把帐篷一搭，就在帷幕里处理事务了，久而久之，“幕府”便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凡应聘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的人，都称为幕僚、幕宾、幕友等。
幕僚，也就是师爷，古就有之，但属清朝最盛。清代在全国共有1500多个州县，绝大多数州县都聘有师爷。每一州县的师爷多则十数人，少则二三人，如果再加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门中的师爷，数量就更多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估算，到18世纪末，全国的师爷总数就已经有七八千人之多。
那么，清代为什么会涌现这么多的师爷？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旗人任地方官员比较多，他们大都不识汉字，不懂汉俗，不谙民情，对地方行政陌生，处理繁杂的政务很吃力，所以上至总督一品封疆大吏，下至知县七品芝麻小官，一般都要聘请若干位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以至于清朝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
具体来说，师爷都干哪些活？
师爷主要是协助官员处理法律、财政和公文，当然也包括给主人官场上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出谋划策。按照师爷所从事事务的不同，有刑名师爷（协助处理法律事务）、钱谷师爷（协助处理财政事务）、奏稿师爷（写奏折）、书启师爷（起草公文）等等。
请注意：在清朝时师爷并不是公务员，没有正式官职，属于官员自己花钱聘请的助手。
虽然没有官职，师爷的地位在官府中是很高的。主官把师爷当成客人、朋友、老师看待，对其相当尊重。平时主官与师爷相见时，相互问候，每逢节日、宴会，师爷被推为上宾款待。
当官的花着钱养师爷，还得尊重他们，这是图啥？这是因为师爷真有本事，能让为官者在官场混得开，是升官发财的好帮手。
师爷究竟有多么厉害？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实例。
光绪年间，中国已经有很多外国传教士。一些本土的洋教徒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有一次，几个教徒以传教为名，公然勒索百姓财物，当地民众联名向知府控告洋教徒。升堂以后，这几个教徒根本没有把知府放在眼里，胡搅蛮缠，趾高气扬。知府一气之下，令手下对其施以仗刑。没有想到其中一位不禁打，当场被杖毙。
知府顿觉麻烦大了，这将得罪外国传教士。当时洋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甚至皇上都畏惧他们三分。知府慌忙找师爷商量。师爷连夜拟了一份奏章，奏章中将“杖毙”改成“械斗”，仅两字之差，便把教徒改成自己械斗而死，知府因此而免去了祸端。
康熙年间，皇帝派一位钦差到浙江巡视，考察行政官吏。该钦差因未收到绍兴府下会稽知县的宴请送礼，大为不满。他回京后便以会稽知县在祭禹大典上东张西望、不恭不敬为由，向康熙帝告了御状。
康熙皇帝令绍兴府台查核此案。绍兴府台接旨后，知道这是钦差告恶状。府台感觉此案很难办：若如实向皇上申报，那钦差必然对自己怀恨在心，今后一定会打击报复；若迎合钦差谎报案情，那么属下会稽知县就会遭到罢官，既于心不忍又在当地丧失威信。
这时府台的师爷对他说：“此事不难，你只需在奏书上实说，钦差来到绍兴祭祀禹陵，下官也曾参加，按例站在会稽知县的前面，祭典开始后，又虔诚叩头跪拜，未能顾及身后之人是否遵守仪礼。”府台一听，拍手称妙：既不说钦差诬告，也不说会稽知县失仪，还表现了自己敬禹之真诚，正是一石三鸟。
果然，皇帝一见这个奏牍，案情立刻反转，知县就此无事，那个钦差反而获罪。其中原因是，照大清律例，钦差与府台的官位都比较高，祭禹之时是跪在前面的，而知县是七品小官，则跪在后面。此时不论大官小官，都得毕恭毕敬，谁也不能前顾后盼。现在钦差既然看到了后面的县令，那恰恰证明他自己在祭禹时不恭不敬。
从事师爷行业的大都是科举考试的落榜者，以中小知识分子居多。当师爷的主要原因是考取秀才金榜题名的廖若晨星，更多的没有考取上的读书人只好选择其它行业。因师爷无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很不错，所以便成为落榜读书人的首选行业。
现在的大学，流行一种“第10名现象”的说法。意思是，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能有较大出息的人，往往是当年班级学习成绩第10名前后的学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类学生以学生干部居多，他们不仅智商高，情商更高，只是因为社会活动多，分散了一些精力，影响了学习成绩，一旦参加工作，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都会显现出来。
师爷也是如此，他们考“八股”失利，但不意味着学识不够或者智商低下，由于他们没有一味地死读书，可能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反而更深刻，处理问题更接地气。
师爷是一个特殊的“智慧型”群体，里面藏龙卧虎。
民族英雄、禁烟大臣林则徐，早年科举失败后，曾当过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后来他入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从此才踏上官宦之途。一代名臣李鸿章也是师爷出身。李鸿章起初是曾国藩的师爷，太平军进逼上海后，李鸿章主动请缨，曾国藩就派他去招兵练军，支援上海。李鸿章3个月就组建成著名的淮军，后来他的官位超过曾国藩成了中堂李大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师爷。
中兴名臣左宗棠也是师爷出身。左宗棠3次未考上进士，就灰心仕途，专心去研究舆地兵法，他先后给两江总督陶濧、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当过师爷。后来他被举荐做官，负责组建楚军，与太平军作战立了功，终成封疆大员。
左宗棠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师爷长达6年之久。他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左宗棠虽不是官员，可当官的无不恭敬有加。
左宗棠当师爷时的霸气，曾留下著名的“樊燮案”。
《世载堂杂忆》等记载，左宗棠给骆秉章当师爷期间，当时有个总兵叫樊燮，礼节性地来拜见秉章。樊燮对左宗棠有些轻慢。樊燮向骆秉章告辞时，仍然不理睬左宗棠。左宗棠勃然大怒：“回来！”“樊燮，你进衙门不向我请安，出衙门不向我告辞，你太牛X了！”樊燮说：“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见师爷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气得要踢樊燮，被骆秉章拦住，左宗棠大骂一声：“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狂怒，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要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以雪耻辱。他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已胜过左宗棠了。”二子仅受父命，后来第二子中了进士，报捷那天，恭恭敬敬在父亲坟头报喜，当场焚烧“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
在师爷这个职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绍兴师爷。在清代，当时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绍兴师爷的兴起，具有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背景。雍正、乾隆时期，朝廷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政策，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
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绍兴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的氛围。加之清代文字狱十分厉害，使得绍兴大量文人学士放弃科举，纷纷转向从幕行业。绍兴人家族观念重，同乡情意浓，从而又形成了家族子承父业的传统。这样一来，作官为幕者大量任用自己的学生，从此绍兴师爷的群体便不断壮大起来。
绍兴人当师爷的很多，其规模甚至遍布全国，名声极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称谓“绍兴师爷”。据了解，清代几乎所有封疆大吏身边都有绍兴师爷作为高级助手。当年，曾国荃、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大清重臣身边，均活跃着“绍兴师爷”的身影。
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当属邬思道这个人。河南巡抚田文镜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府中聘请了文墨俱佳的绍兴师爷邬思道。邬思道以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而且为雍正帝所看重。邬思道起草的奏章，特别能够抓住雍正的心思。因而遇到大臣奏疏时，只要有田文镜的，雍正帝都要先看他的，实际上也就是看邬思道的文章。
有一次，雍正在给田文镜的请安折上竟然批示说：“朕安好，邬先生安否？”据说，后来田文镜与邬师爷闹了别扭，邬师爷来了个“不合则去”，卷铺盖走了人，此后田文镜如同失去拐棍，在地方行政和对上奏请屡遭雍正斥责，不得已又把邬师爷请了回来。
一提起“师爷”，人们眼前往往浮出留山羊胡子、猥琐、刻薄的刀笔吏形象。电影《让子弹飞》中，葛优扮演的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己牟利的汤师爷，更是惟妙惟肖的典型师爷形象。
师爷这个群体，就人品来说，是很两极的，也就是所谓的“邪正相错”。给好官出好主意，能为民兴利；助恶吏干坏事，则是祸国殃民。
在不少的流传故事中，有一些师爷为贫民百姓排难解忧的事迹。这里举一个例子。
绍兴有个容山村，村子里有一流氓恶霸，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仗着自己会些拳脚，经常拦路抢劫，奸淫妇女。由于他刁猾诡诈，即使告到官府也难以将其治罪，弄不好还会受到他恶性报复，所以左邻右舍见到他，都像见到活阎王。
有一次，这恶棍闯进一户人家，看到一个病妇躺在床上，他就翻箱倒柜，把钱物洗劫一空，，最后还揭开棉被，将病妇手腕上一只玉镯也捋去，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了。
女人的丈夫回家后，决定报官，于是写了一张名为“掀被夺镯”的诉状准备送到县衙。写好以后，秀才忧心忡忡，生怕打虎不死，反受其害，于是进城请教一位姓李的刑名师爷。李师爷问了案情，看了状纸，略加思索就提笔把“揭被夺镯”四个字改为“夺镯揭被”。
状子送到县衙，县老爷立即提审恶棍：“夺镯可属事实？”恶棍回答说：“属实。”县老爷又问：“你将女人的被子揭掉，想要干什么？”恶棍回说：“夺镯。”县老爷怒喝：“大胆刁民，揭被分明为了强奸，你还敢狡辩！”原来，李师爷调整词语顺序的意义是，说明恶棍不但抢劫，还企图奸淫病妇，情节恶劣，罪加一等。
然而，在清政府封建统治下，官场腐败是普遍现象，寄身于官府衙门的师爷，为虎作伥，出馊主意坏点子想方设法鱼肉百姓的乃为多数，像李师爷这样为民除害这样的师爷比例不算很高。
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案件积压太多，有的已经几年不给办案，为此他对当时的州县官员和从属的师爷们给出了画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 “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 “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
在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个陕甘总督叫乐斌，乐斌是个满族旗人，除了骑马射箭，就只会提笼架鸟。因为大字不识几个，“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干脆将奏折文案，一概委给师爷彭沛霖操刀。彭沛霖便利用大权独揽的机会，到处招摇撞骗，在审案时公开索取贿赂，吃了原告吃被告。
清代，在利益集团的不断助推下，师爷这一行当风气越来越坏。清朝最资深的师爷汪祖辉做了三十四年的师爷，对此总结说：“官之为治，不必能离此三种人（幕宾、书吏、长随），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最后他说，到乾隆中叶，就幕友来讲，要寻找到正派的，十人中已找不到四五人了。
总之，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江浙一带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发端于明，盛行于清，衰亡于清末民初。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位不高权却重的师爷行当，影响了整个清朝政治，随着清朝政权的垮塌，这一行当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