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最近很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的二轮播出刚刚结束，这边近代革命历史剧《绝密使命》又开始在CCTV-1黄金档播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节点，由80后影帝张桐主演的两部剧接连引发了巨大反响，最近他辗转于各大研讨会、发布会、采访中。
“张桐好像与李大钊先生融为了一体。”在《觉醒年代》的网络评价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而在《绝密使命》中大家似乎看不到张桐身上“李大钊”的身影，剧中他饰演的“潘雨青”皮肤被晒得黝黑，一身粗布衣服，鞋子上破洞甚至漏了一个脚指头，面对敌人的盘查用“吊儿郎当”的笑容伪装，战友倒在自己面前却只能隐忍，张桐将一个有着赤胆忠心和英勇智慧的地下交通员形象塑造得丰满鲜活。“如果说李大钊是一把利刃，那么潘雨青就像一颗洋葱。”面对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张桐这样形容这两个角色。
演李大钊先生压力更大
紫牛：《绝密使命》拍在《觉醒年代》之后，李大钊和潘雨青都是革命者，觉得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相同点是什么？
张桐：最大的不同是身份背景不一样，人物性格不一样，历史脉络不一样。最大的相同是他们都是为国为民，有共同理想的人。大钊先生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潘雨青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初衷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中华民族更好更幸福地生活。所以同为共产党人，他们在理想和志向上是相同的。
紫牛：这些年演了不少革命题材剧，塑造了各类英雄角色，潘雨青这个角色在所有塑造的角色里算是怎样的存在？
张桐：他应该算是一个融合有理想、接地气的一类人的体现。比如拿《觉醒年代》大钊先生做对比，大钊先生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他的行动是为了给更多劳苦大众带来生活的希望。这个也是他们建党的初衷。潘雨青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在底层的先知先觉者，因为他身边很多人浑浑噩噩地活着，不知道反抗，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而他是一个特别另类的底层人物，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了，“我以前活的像个鬼，我未来可以像个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纯善、至善的种子，只不过他愿意把这个种子变成现行，为了更多人更崇高的理想去生活。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潘雨青做到了。
紫牛：您觉得李大钊先生那种有人物原型的角色，和潘雨青这种虚构的角色，哪个演起来压力更大呢？
张桐：相对来说是大钊先生的压力更大。我们在《觉醒年代》中把大钊先生的形象推出去给大家看的时候，也是在做一个艺术化的处理，只不过这个艺术形象更难的是，大钊先生的形象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心中有一个概念的，相对的塑造方向和内容创作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很小的创作空间中把它变作一个生动化、真实化的形象，既要真实又要符合艺术规律，还要大家觉得“你演的是李大钊”，这种相对来说更难。潘雨青是有一定创作空间的，首先他就是一个艺术化虚构的人物原型，但是他又不能特别疏离历史真实性，所以他的塑造在于取舍层面的塑造。
紫牛：之前演陈树湘，接受采访时说，压力很大，但还是演了。李大钊也说，压力大，难，还是演了？一边觉得难一边还是要去啃硬骨头？
张桐：我觉得这是演员的工作必然性决定的。正是因为心里有某种敬畏和执着，才会感到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你希望把它演好，希望把它演得并不刻板、概念，希望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另外，为什么还要去是因为有压力也有挑战性，毕竟做的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有难点有困难也一定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再去做，所以，演员是永远都是既有压力又有迎着压力而上的动力，两者相结合才能完成人物的塑造。
船老大潘雨青就像一个洋葱
紫牛：您怎么评价潘雨青这个角色？
张桐：潘雨青像一个洋葱，因为他是一个社会性特别丰富的人。他出身于草根，也是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人。大钊先生是一个文明人，是需要接近劳苦大众去了解当时真实的背景，但是潘雨青不用。潘雨青的生长环境就是劳苦大众的阶层，他本身就是码头工人、一个穷苦人，是属于一个被剥削的阶层。每天早起晚睡，被人盘剥可能也挣不了几个钱，他每天的生活娱乐就是喝喝酒、混迹于赌场酒肆中麻痹自己。正是由于他是底层出身，他就需要看周围人高高在上势力的脸色，比如说剧中的民团、乡绅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为了生存就必须锻炼自己的适应性。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棱角。因为棱角多了，他就没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生存下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察言观色，这就成为他的一些生活必备技能，相反这也会成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交通员的优势。在这个层面上他的侧面要比大钊先生丰富很多，更加接地气，有烟火气。
紫牛：潘雨青这个角色应该是真实历史中多人的缩影，您表演前做了哪些功课呢？
张桐：首先去参观了人物原型蔡雨青的事迹馆。去了之后我们发现不仅仅是蔡雨青，很多的地下交通员都是没有姓名的，他们留下来的东西都非常少，尤其是人物性格层面，我们仅仅掌握了他的事迹。其实我们是概括了一个交通员的艺术形象，他身上融合的不仅仅是蔡雨青的事迹和性格。我们这个戏毕竟不是一个个人传记，它是整个地下交通线在艺术上的一次揭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有典型性人物的思想层面的东西，集合到一个人的身上。首先从规定情境找起，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毕竟是一个底层人员，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也没有经过系统的逻辑思辨的能力，但他有社会的生存技能，他有社会生活智慧的一面，所以我们从这个逻辑出发融合很多，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社会系统化的再塑造。
紫牛：在诠释潘雨青这个人物时，表演上有为人物做哪些设计吗？为什么这样设计？
张桐：我在表演上尽量减少设计，我尽量去理解，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做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从性格脉络上去梳理和理解，可能把这个人物的根本性格找到，从这个方面去抒发，然后放在规定情境之中，相对来说都是有适应性和准确性的。而不是抱着一个死结果，这样会显得很刻意很死板，并不生动也并不鲜活。所以我基本上做的就是性格脉络的梳理，而不是一些具体设计上的克隆。
剧中很多素材从茶铺聊天中来
紫牛：剧中您有自己临场发挥的部分吗？
张桐：有很多。实际上拍摄出来的结果，和剧本上很多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演员和导演现场的二度创作。我们会以剧本的大纲为一个基础，看明白这场戏到底想讲什么，放到具体的环境之中，随着演员不同的调度、理解，我们可能会展现出来和剧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去送“大表哥”、“上海爷叔”的那几场戏，很多具体的行为、态度，都是剧本上不曾有的，但是都在剧本的脉络之中。
紫牛：潘雨青是船老大，有不少划船的戏份。划船是之前就会还是专门学的？
张桐：我之前会划那种北方的船，因为我是天津人。我们一般划船是双桨，左右手来把握方向同时划。剧中的船是我第一次见，就是一个L型的舵。其实他给我造成一定的困扰，就是我个儿太高了，这种船相对来说比较窄。拍摄中如果我们真实去划，从机位上来讲是拍不到我的，所以基本的划法是和当地人去请教了一下，之后配合拍摄的需要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是要呈现在大荧幕上，真实的划船又是很费劲的，永远都是在动的过程中，很多镜头包括固定的镜头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艺术性、真实性和戏剧性的融合。
紫牛：在拍摄时和当地人有其他互动吗？
张桐：经常去他们茶铺喝茶，聊天，当地人特别好客。我们拍摄的时候是横跨大埔、永定、茶阳等实景地，经常会一脚跨两省。很多当地群众也都看过我以往的作品，比如《野鸭子》、《亮剑》等，然后就请我过去喝茶，中午有的时候会请我们吃广东当地的烧鹅。我们经常就会聊很久，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变化，以及当地人的基本风貌，剧中很多生活素材也是从当地提取的。
文/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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