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2003年的非典，很多人仍是记忆犹新。在这场全球性传染病疫潮中，累计确诊病例8822例，死亡人数919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确诊病例7389例，死亡人数694人。虽然非典造成的感染人数远远少于新冠肺炎，但是后遗症却成为幸存者之殇。
据报道，北京登记有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
非典为何会有后遗症？首先，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激素治疗的副作用明显，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肺部病变，股骨头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患者要终身接受治疗。其次，非典本身也会损伤患者的呼吸功能，导致肺纤维化。
病痛折磨、长期治疗、负债累累、家人痛苦……“我被治愈后，为什么更绝望了”，这是一位非典幸存者的心声。
01 “更大的痛苦来自非典之后”
“我觉得我又新生了”，治愈出院后，方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满脸微笑的对记者这样说道。但是，生活的残酷远超过了他的想象。非典痊愈6个月后，方勃被诊断为股骨头坏死，“我全身的骨头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股骨头坏死不会在短时间危及生命，却会慢慢折磨他的后半生。
每每和别人聊起自己的遭遇，方勃就会大哭起来。亲属中9人感染，妻子和妻姐不幸离世，两个女儿先后离婚，自己虽然幸存却饱受股骨头坏死的折磨，他的人生轨迹被非典彻底打乱了。“我以为非典是一场噩梦，但是更大的痛苦来自非典之后”。
02 “从此，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
“天气很暖和，有时候下点蒙蒙细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上班”，回想起13年的那个春天，武震这样说道。然而，非典迅速席卷而来，打破了原先宁静而美好的生活，当时正在医院急诊科实习的武震不幸被感染。她被迫放弃了工作，从此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
痊愈后四个月，她被查出非典后遗症，除了两个肘关节，其他股骨头全部坏死。二十多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本应该过着花一般绽放的日子，却不得不与拐杖相伴。“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埋怨中，得尽快适应这个状态，给生活找一个新的起点，再找出路吧”。她想转行，做心理咨询。
03 “只有两千块钱的收入，还不够我自己看病的”
2003年4月份，吴如欣陪爱人去医院看病，之后被感染非典。5月份，还未治愈出院的她就被诊断为急性骨坏死和肺纤维化。“我反复地做梦，就在冰盖下游泳，憋得我实在不行了，憋醒了就在床上喘气。”她经常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在睡梦中被憋醒已是常态，而且她失去了两项功能，笑和打哈欠，笑起来就喘不开气，一打哈欠骨头就断了。
后来，吴如欣和丈夫离婚了，因为财产纠纷问题，她和80岁多岁的母亲被赶出家门。无奈之下，她们只能四处租房，相依为命。“我母亲八十多岁了，离不开人，而我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的收入，还不够我自己看病的，我们娘俩只能靠借债过日子。”为了省钱，她经常坐着轮椅去菜市场买别人挑剩下的烂菜。
04 “如果没有非典，我们起码是中产阶级”
曾经，张文荣及其丈夫都是高级工程师，在医院陪伴生病的父亲时被感染了非典。非典之前，她喜欢运动和旅游，是名副其实的运动达人和旅游爱好者，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非典之后，她出行要拄着拐杖，贴着膏药，止疼片成为了必需品。
如今，张文荣患有十多种病，每天要吃很多药，老伴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如果没有非典，我们起码是中产阶级，但现在我们处于社会底层，落差太大了。人生往下走容易，往上走难。”虽然他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但是全部用来看病了，日子过得很拮据。
05 “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北京的张金萍，也是非典幸存者之一。当年，医院在救治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激素，对她的双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视力下降得厉害，几乎已经没有眼泪。另外，由于激素使用量大，她在床上瘫痪了三年，在这期间，她无数次想过自杀。
2004年底，她的女儿在脑瘤手术后偏瘫，为了达到享受政府津贴的资格，她和丈夫离婚。不仅要照顾偏瘫的女儿，还要忍受非典后遗症的折磨，张秀萍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至今，她仍保留着一百片安眠药，“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如果有一天我瞎了，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虽然非典已经过去了17年的时间，但是它给患者留下的是一辈子的痛，后遗症的持续治疗，病痛的折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贫困潦倒，家庭破碎……非典给患者留下的不仅有病痛，还有心痛。记得一位主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典去世者需要超度，幸存者需要心理治疗”。
一晃已是17个春秋，虽然非典已去，但是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感染人数超过百万，各国人民皆恐慌。但是好在，新冠肺炎很少会留下后遗症，治愈后的患者，摘下口罩便可迎接崭新的明天。
每一次的灾难，都是给人类的一次考验，历史常常在曲折中前进，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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