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始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传统山水画讲究文人趣味和书卷气，强调绘画的书法性与笔墨表现，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形成一套图式和程序，构造出一种古典的、与现实相间隔的形式世界。按其画法风格可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传统山水画表现手段已不足以应对新题材、新时代氛围和思想情感的要求，许多画家纷纷借鉴外来绘画技法运用于山水画创作，在写实性与写意性之间寻求平衡。如将中西画的透视法混合起来，在多视点中表现空间的纵深和光的效果，又如用中国画的笔法结合油画的体块造型，突出对象的立体感等等，从而开辟出一条以国画为体、以西画为用的现代山水画创作道路。
红色山水则始于建国初期，此后随着政治环境和文艺政策的变化，在山水画创作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964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描绘革命历史、现实政治事件、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四类题材的红色山水，几乎成为山水画家唯一可以创作的内容。这一时期，几代山水画家经过艰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在题材、风格和语言上较为契合、艺术个性相对能够得到发挥的创作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经验，其影响至今不衰。可以说，红色山水既是新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当代山水画发展的转折点。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图 镜片 纸本设色 20.3cm×28.2cm 1950年9月20日 南京私人藏抗战胜利后：痛苦求索十余年
抗战胜利后，傅抱石和全家结束了重庆“金刚坡时期”的八年生活，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然而此时政局飘摇、经济崩溃，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是风声鹤唳。傅抱石趁疏散人口的时机，携全家离开了南京，回到了南昌。期间，傅抱石先后在上海、南昌举办了个人画展，以谋生计，但综观1946年至1949年傅抱石作品，却难寻精品杰作，个中原因或许是时局动荡的影响，或是画家的创作生命周期所致，这一周期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后，目睹新中国的变化，面对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傅抱石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并创作了《更喜岷山千里雪》、《沁园春·雪》和《清平乐·六盘山词意》等作品。这些作品只是在原有“抱石皴”基础上，增加了革命红旗和行军队伍等红色元素及符号，大多延续的是1949年之前风格，没有什么新意，表现出的仍是一种孤高情调。但题材上突破却为他获得了新生，也显示了傅抱石的过人之处。他的作品开毛泽东诗意画创作的先河，使之后来成为“红色山水画”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 更喜岷山千里雪 轴 纸本设色 62.7cm×107.5cm 1953年7月 南京博物院藏
1957年5月，傅抱石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率领其他画种的五名团员，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用中国的笔墨表现了外国的49幅风景画面。笔者无法考证国家当时为何会选择傅抱石作为文化使者出访东欧，但之前国画大师齐白石、徐悲鸿相继谢世，张大千又移居海外，中国画坛处于改革创新且人才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政治及意识形态也迫切需要涌现出一批领军人物和国画旗手。
这次访问除了使傅抱石成为最先引导中国画走向世界的画家之一，对傅抱石来讲可谓受益匪浅：以写生为主的创作方式，成了傅抱石后来八年生命历程中的主要创作状态，从而构成了他第二个“黄金八年”最为重要的特色。对此，傅抱石自称“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对景写生的习惯，一点把握也没有”，并提出了中国画写生的四个步骤：游、悟、记、写。东欧之行回国后，傅抱石受邀前往陈毅家做客。席间爱好诗词的陈毅深情诵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傅抱石感慨良多，颇受启发。1958年4月，傅抱石接受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的创作任务，选择了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的创作，进而奠定了走向辉煌的基础。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 纸本设色 137.2cm×69cm 1958年7月 南京博物院藏“文艺大跃进”：画坛升起“傅卫星”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与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相策应，围绕傅抱石的活动随及并已经展开。一是1958年9月5日，《<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正式入选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并进京预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专门就《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召开座谈会，作品发表于《新文化报》、《中国画》等主流杂志，在美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二是1958年12月《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先生作序并题签。傅抱石还自选了1942年至1957年作品《桐荫读画》、《万竿烟雨》、《兰亭图》、《丽人行》、《平沙落雁》、《西风吹下红雨来》、《暮韵》和《抢渡大渡河》等画作40幅。三是1958年12月28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江苏省国画展”。展览期间，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先后召开了6次座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刊物《美术》1959年第1期也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傅抱石新作《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雨花台颂》公开展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画家带来了较大的声誉。四是几乎同时，傅抱石于1957年出访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两国期间创作的写生作品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引发美术界的普遍关注。一系列密集、连贯而紧凑的重要举动，受到了主流社会的重视，也为傅抱石受邀赴韶山和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画打下了伏笔。
万竿烟雨 1955年
西风吹下红雨来 48.3×45.7厘米 1956作
毛泽东 抢渡大渡河 1951年作 设色纸本 横幅 62cm×109cm 南京博物院藏
雨花台颂1958年1月建国十周年活动：催生宏伟巨制和画坛巨人
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活动的计划安排，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6月邀请黎雄才、傅抱石、余本等赴韶山写生，这是傅抱石第一次来到韶山作画。对于这次创作经历，傅抱石感到无比的光荣，心情十分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前后虽然只短短的九天，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感受最深的九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要画它。”
就在傅抱石韶山写生一周后的6月25日，毛泽东主席突然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故乡，成为当时轰动的时政新闻。这一纯属巧合的政治事件也赋予傅抱石某种程度上的新闻效应和时事性质。显然，傅抱石的韶山写生占得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历史性机遇，以致在后来产生了持续影响力和连锁效应。接着，画韶山、画延安、画井冈山、画其他革命纪念地，成了中国画家们描绘、表达的主要题材，并藉此演变成了中国画实现自身改革的一个契机。画家们由最初一般意义上风景写生、到革命圣地写生，再到后来专门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创作，最终演绎成为特定时代山水画家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手段。
画家们爱戴毛泽东，热衷于红色山水，却助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当然，从社会学、政治学和世界及中国发展史来看，笔者始终认为适度的“个人崇拜”是实现国家统一意志的思想保障，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必要手段。如果一味效仿美国式的民主，对有着悠久历史并正在崛起的民族和国家，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灾难。对此，仅从清廷覆灭后中华民族内乱不止则可明证。因此说，傅抱石的绘画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艺术范畴，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巨人。
就在韶山之行的第二个月，傅抱石又突然接到江苏省国画院要他速归的电报，于是他中断了写生创作匆匆赶到北京，与岭南画家关山月合作，为刚刚落成的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标志工程人民大会堂作画。至此，由毛主席签题、以周总理为艺术总监、陈毅、郭沫若、吴晗、齐燕铭等参与构思、傅抱石和关山月执笔的国门第一画——《江山如此多娇》永载中国画史。
在肩负政治任务的《江山如此多娇》创作中，傅抱石势必有所紧张，因此在笔墨的挥洒纵横性上已有所节制，在情绪的张扬上也有所收敛。但正是这样的严谨和自身已经形成的挥洒风格，却成就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容纳天地万物的气度。全景式的宏大构图加之中国散点式与西洋焦点式的结合的表现手法，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使毛泽东诗意山水流传于大江南北，更重要的是对豪迈、热烈、雄浑的笔墨风格和画面境界追求成为现代山水画的风格走向。红色山水所要求的革命气度与宏大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傅抱石早期的奔放恣肆的风格，使之演化成宏伟、壮美的气势，为红色山水画的风格开了先路。由此，许多画家也纷纷舍弃传统细腻娟秀、缜密雅腴与冲淡和醇之类的笔墨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以强健的用笔、纵横的墨气来表达新生的力量。
韶山 1959年作 41*159cm 南京博物院藏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500x900cm 1959年9月5日 人民大会堂藏写生长征：饥荒岁月的“山河新貌”
1960年9月15日，时任江苏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率领江苏省国画写生工作团一行13人，先后到达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峨眉、重庆、武汉、长沙、韶山、宁乡、广州等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写生活动，行程23000里。他们参观工矿企业、建设工地，更主要的是瞻仰革命圣地和革命遗址，由此把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一个历史的高潮。
傅抱石率队长征时，正处于六十年代初饥荒岁月。对此，现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妄加指责伟人毛泽东。对此，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吴芝圃的浮夸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和“1979年对吴芝圃平反昭雪并给予最高级别追悼会”这两段正反史实，一切都会真相大明白。
也有人指责当时的艺术家没有真实记录这段历史。其实，批判主义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新中国艺术家不会也不可能对“饥荒岁月”这一史实进行画作。中国的绘画艺术自古就与政治密切相关，所谓“存乎鉴戒者图画也。”“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藉同功,四时并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国现代绘画的变革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美术家的使命是藉此引导、教育广大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美术更成为鼓动民众、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红色山水的兴起与风行正是在政治思想导向之下产生的美术现象。
待细把江山图画112×100厘米 1961年4月作
枣园春色 1960年 南京博物院《遥远的心像—傅抱石画展》
东北写生：自然与社会题材之极致
从1961年6月到9月，傅抱石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又得了一次东北旅行写生的机会，他先后到长春、吉林、延边、长白山、哈尔滨、镜泊湖、沈阳、抚顺、鞍山、大连，然后渡海由青岛回到北京。傅抱石感叹这次旅行是“兹游奇绝冠平生”，可见这次旅行写生对傅抱石的影响。
傅抱石的东北旅行写生，将自然和社会两种题材的运用发挥到了到了极致。以《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在山水融合工业题材方面，已经明示了现代山水画的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而以《镜泊飞泉》为代表的自然题材，则是北方山水在傅抱石心灵的震撼和映现。应该说傅抱石是一位具有北方气质的南方画家，他嗜酒行为中的豪爽，助长了他用笔的奔放不羁。而以镜泊湖为代表的北方山水恰恰吻合了他的才情，所以他在画上题道：“此情此景，我能忘乎，我能不画乎？”
煤都壮观 1964年作
镜泊飞泉 1961年 紙本設色 45 cm x 117 cm 南京博物院藏
林荫夹道图 1964年作
事业的高峰 生命的尽头
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低谷。1962年，病臂使他竟夜难寐，饮食不安。10月，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他全家到杭州休养。然而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傅抱石并没有停止创作，从后来出版的《浙江写生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勤奋。1963年，他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革命圣土这行虽然时间短暂，但《井冈山》等一批作品的出现。
1965年9月29日，傅抱石因脑溢血在家中辞世，享年61岁。此前他应上海市委的邀请赴上海，准备为新落成的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绘制巨幅国画，也许这一创作会是傅抱石艺术生涯中的又一巅峰，但他生命的结束却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从历史的角度看傅抱石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一方面是他自己在中国画创作上和美术史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另一方面是在他的带领下出现了江苏国画家的创作群体，推动了整个事业的发展，使山水画的面貌在20世纪中期焕然一新。而由他开辟的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又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表现题材和表现方法，这也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贡献。
富春晓色 1963年 南京博物院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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