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比较低，人的平均寿命比起现在要低得多。能达到70岁以上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就有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然而毕竟还是有人活到了这个年龄的。
现今我国的政策，一般说达到60周岁为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古代官员退休，叫致仕，也叫休致、致事、告老、引年等。比如《汉书·卷七十二》：“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又比如：“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汉书卷十二》）。”这里是说汉代郡守以上的官员，退休之后能拿到以前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费。
每朝每代由于自身条件和尊老养老程度不同，官员退休和退休后的待遇有所区别。甚至在同一朝代，前期和后期也会有差异。
宋太祖暗示开国忠臣们今早退休养老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元勋王彦超跟人闲谈时说：“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言外之意，似乎在此之前北宋还没有关于退休年龄的制度规定。
直到咸平五年（1002年），才有规定“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景德元年（1004年）又补充，“诏三班使臣七十以上视听未衰者与厘务，其老昧不任及年七十五以上者，借职授支郡上佐，奉职、殿直授节镇上佐，不愿者听归乡里。凡升朝官遇庆恩，父在者授致仕官，其不在者，文官始大理评事，武官始副率，再经恩累加焉”。逢皇帝诞辰和郊祀给官员子弟进行荫补，以及官员退休的时候，也有荫补的机会。
还有个别情况，也有额外的恩赐。比如兵部尚书宋白，他退休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后妈还在世，于是宋真宗慷慨地进封他为吏部尚书，并赐给他五十匹帛。后来，宋白去世，他的子孙收到恩荫，“孙懿孙为将作监主簿,孝孙试秘书省校书郎,从子（侄子）唐臣试正字”。
到了仁宗的时候，为了鼓励官员到了年龄之后积极退休，规定：“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合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除了养老金增加到与退休前工资一致（在此之前退休官员的养老金只是退休前工资的一半），逢年过节还有慰问品。到了后来，甚至规定，如果文武官员到了年龄而不退休，还要遭到御史台的弹劾。
由于恩荫太滥，直接导致后来的“冗官”“冗费”，获得恩荫的这些大多是“寄禄官”，只吃工资不干实事，到了仁宗时，中央内外属官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在这个背景下，仁宗皇帝启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力图改变这一现状。
南宋孝宗隆兴年间规定，文武官员到了退休年龄而不提出退休的，他们的子孙在三年一次的郊祀中不再有受恩荫的资格。
《睢阳五老图》
致仕趣谈
而到了南宋，士大夫们为了能够在仕途上多待几年，争取在有生之年能够凭资历升到更高的官职，有些人在参加科举之前，就把年龄减少几岁。而到了有资格荫补子孙的职位，又将子侄的年龄往上虚报几岁，以此来争取让子孙早日登上仕途。这几乎已经成为当时的常态了。所以到了晚期，有人觉得自己在仕途上难有更大的机会，就想早点退休，但是官方记录的年龄还没到，就说我实际年龄已经七十了，官方记载的年龄给我记小了；也有人说我实际年龄虽然才六十七，但是官方记录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七十啦。可谓是乱象丛生。这个现象君臣都知道，无奈即使想要治理也是无从下手，只好大家心照不宣了。
早在北宋太祖的时候，为了显示对读书人的恩遇，规定参加科考到达一定次数而年满60者，也能获得特别优待，直接给个小官。于是又有人自己往大了改自己的年龄。所以，接下来的科考中，六十岁以上的考生数目陡然猛增，一时引为笑谈。
致仕二三事
宋代为了安置退下来的官员，会让一些退休官员去管理寺庙、道观，一来职位清闲，而来和僧侣们打坐参禅，聊天打屁，不至于寂寞。
因为自身体质的差异，有些官员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比如一个叫王景纯的，七十四岁才退休，这时头发还没有全部变白，被安排到安徽潜山的一个寺院做寺丞（苏轼《赠仲素寺丞致仕归隐潜山》潜山隐君七十四，绀瞳绿发方谢事）。
有人想在官场上多混几年；有人却早早地萌生退意。仕途中屡次失意的苏轼，就是个例子。他早在壮年时期就在宜兴买了田地，后来一直念念不忘，总期待着退休之后在宜兴居住，含饴弄孙。欧阳修的后期也不大好过，总有人弹劾他。才六十岁，就想提出辞职了（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
宋代苏汉臣戏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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