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聊凤仙郡求雨这段，其实这段写的是一件在明代很现实的事：干旱和求雨。
地方官的求雨
其实车迟国已经写了一段求雨。这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求雨的一定是道士。其实并不一定。连车迟国那一回也都说。“因当年求雨之意：僧人在一边拜佛，道士在一边告斗，都请朝廷的粮偿；谁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经，不能济事。后来我师父一到，唤雨呼风，拔济了万民涂炭。”这里更可以看出，就是政府官员自身，都是可以组织求雨的。所以唐僧一进凤仙郡，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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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市口之间，见许多穿青衣者左右摆列，有几个冠带者立于房檐之下。
这一段，其实就写明了政府组织求雨了。古代求雨者常穿青衣，这在汉代就已经是这样了。《春秋繁露》卷十六有汉董仲舒求雨的方法，求雨的人都穿青衣，在城东门外筑一座八尺见方的坛。八个小孩，穿青衣，舞龙。旁边管地方农事的小官，也穿青衣，站在旁边。
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宋以后。唐宋求雨的办法，是人们用大瓮盛水，插上柳枝，抓一些蜥蜴来，放在水里。小朋友们穿上青衣，环绕大瓮唱：“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但是蜥蜴这东西，也不是那么好抓。宋朝有一年京城大旱，开封府求雨，急需许多蜥蜴，老百姓抓不到，只好找了许多壁虎（又叫蝎虎）代替。但壁虎这东西不像蜥蜴，扔到水里就淹死了。小朋友就改了唱词：“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
至于为什么管这个地方取了“凤仙郡”这么香艳的名字？似乎是和凤仙花能预报晴雨有关。清赵学敏《凤仙谱》：“凤仙能知雨，凡天阴叶上仰者，其日必雨。不仰则无雨。”连凤仙郡都不知晴雨了，可见干旱太严重了。
接玉皇习俗
据玉帝说，他惩罚凤仙郡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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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师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
十二月二十五日，玉帝下凡，巡查人间善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民俗，叫“接玉皇”。例如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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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五日，五更焚香楮（烧纸），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间也。竟此日，无妇妪詈（lì，骂）声。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
这天家里从大到小，是不能有斗嘴的，否则就是对玉皇不恭。然而这还有个好玩的问题：
此前两天，即腊月二十三，民间习俗是祭灶，送灶王爷上天。“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家家用糖瓜糖果，据说寓意是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说坏话。然而奇怪的是，既然嘴粘住了，坏话固然说不得，好话岂不是也说不得了？于是又有一说，说给灶王爷吃甜食，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上天才能多说好话，并非粘住嘴的意思。然而无论如何，下情是不能上达了。
其实灶王上天汇报这件事，不如说是道教司命神的一种延续。每个人都有司命神，也有说叫三台北斗神君的，他手里有许多小棍，一根代表100天。只要干了一件好事，司命神就给他的寿命添上几根棍；干一件坏事，就减几根棍。比如斋戒一日，增寿100天；但奉道弟子对老师不恭敬，就减寿24年。灶王也是这样，据说有的地方画灶神，背后还画两个小罐。一个是善罐，记好事，一个恶罐，记坏事。恶罐（贯）满盈了，这家人就没救了（当然这个“恶贯满盈”是从《尚书》来的，民间根据“贯”字编出来两个罐子）。
然而按说灶王上天之后，用善恶罐子也好，口头汇报也好，已经秉公执法，把这家的善恶报给玉皇了。玉皇何苦两天后还要亲自下界，巡查人间善恶，直到腊月三十才回去？贫道想这七天里，灶王回天上去了，相当于放假。而人间又需要神明的监察，以防这七天放纵得过了头（其实从“过了二十三就是年”这句俗语中，可以体会出人们意图放纵的心态）。这就很像一个政府机关，到年假职工们都放假回家了。机关几位大领导反倒要安排轮流值班，防止出事。
另外，早期的司命神，是无法和他讨价还价的。居然还想用糖封他的嘴？这是不可能的事。谁知灶王变成民间俗神之后，开始和民间有了权力寻租，收受贿赂（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块糖）。然而收受贿赂之余，人们又觉得虽然免祸的愿望满足了，公平的愿望反而缺失了，于是叠床架屋地多出一个更高等级的玉皇来下查人间。这等于说，神界的监察制度，也被我们人类越搞越复杂了！这个微妙的矛盾心态，和有些人一方面希望法律公平，一方面又想钻法律的空子，是一样的。
玉帝的降水量是怎么算出来的？
凤仙郡的降雨，玉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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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帝闻言大喜，即传旨：“着风部、云部、雨部各遵号令，去下方，按凤仙郡界，即于今日今时，声雷布云，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
其实这种命令方式，在梦斩泾河龙那一回也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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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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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挨到那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点，改了他一个时辰，克了他三寸八点，
这里为什么要写明什么时候布云、什么时候发雷、什么时候下雨，以及这么精确的降雨量呢？
其实《西游记》里描写降雨，经常标明时辰、尺寸，背景是我国自唐宋以后形成的降雨测量、报告制度，即要求地方呈报时写明某时下雨，某时雨止，得水尺寸等。这叫“雨泽奏报”，其格式即“雨泽式”。例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和元祐四年（108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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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降雨雪，并须本县具时辰、尺寸上州，州司覆验无虚妄，即备录申奏，令诸官吏迭相纠察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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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旬具有无雨雪申户部，开坐县分所降尺寸及月日时，本部逐旬缴进奏。
也就是说，宋代雨泽奏报有两方面：一为奏报降水时间，具体精确到时辰；一为奏报降水多少，即降水尺寸。这个规定，明清一直在沿用。例如朱元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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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衙门某官臣姓某谨奏为雨泽事。据某人状呈，洪武几年几月几日某时几刻下雨至某时几刻止，入土几分。谨具奏闻（以上雨泽事字起至入土几分止，计字若千个，纸几张）。
这连时刻甚至字数都规定好了（但实际上下面遵守得并不严格）。
有朋友问：为什么《西游记》里动辄就说三尺三寸？这都一米多深了，有那么大的雨吗？当然这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他写一丈都没问题，但这还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官是如何测降雨量的？
地方政府均有测量降雨量的容器，称为天池盆。测天池盆中水深尺寸，即可知降雨量。但天池盆口大底小，测得其深度后，需要换算，才能得出平地水深。如宋秦九昭《数书九章》还有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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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州郡多有天池盆，以测雨水。……假令盆口径二尺八寸，底径一尺二寸，深一尺八寸，接雨水深九寸。欲求平地雨降几何？答曰：平地雨降三寸。
可见天池盆所接雨水深，往往是平地雨水的好几倍。测得降雨量后，须向上级汇报，但官员经常把这种虚数报上去。司马光曾说：“诸州县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劳，一寸则云三寸，三寸则云一尺，多不以其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由此可以理解《西游记》中为何动辄降雨三尺以上，除了小说家言外，实际上未必是实际水深，虚报的是原来降雨量的三四倍。
事实上的雨泽报告，只精确到几寸几分，无法再精确了。然而《西游记》竟然精确到48个雨点或42个雨点，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清代的黄周星就觉得多余了，他批道：“定要余几十几点何也？岂无零不成数耶？”龙王下雨难道数着雨点下吗？
然而精确到这个程度，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古代官府的计量单位，有令人极其惊讶的地方，比如乾隆《潮州府志》、《苏州府志》等方志，都列举了当地征税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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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地每亩征银二分六厘九毫四丝三忽四微八佥九沙八尘六埃六渺七漠一末九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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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山每亩征银一分九厘五毫二丝四忽七微八佥九沙三尘八埃三渺一漠零一逡一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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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米一升一合七勺五抄九撮二圭九粟四粒八截六糊三糠。
分下面是厘，厘下面是毫，毫下面是丝，俗语“分厘毫丝都不差”，这倒没啥。然而丝下面居然还有忽、微、佥、沙、尘、埃、渺、漠、末、逡、巡至少12个单位！（巡下面还有须）
这个精确度也未免太高了吧？我们暂且按重量单位换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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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500g（1斤）÷16（旧制十六两为一斤）÷10（十钱为一两）÷10（十分为一钱）=0.3125克≈0.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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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厘=0.03克。1毫=0.003克。1丝=0.0003克。1忽=0.00003克。1微=0.00000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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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类推，1巡=0.000000000000003克。数量级是10的负15次方。须还是巡的1/10。
现实中什么物体的重量能达到这个数量级呢？网上找的资料：一个普通细胞，大概是10的负12次方克，一个病毒，大概是10的负15次方克！
也就是说，在明清时代，每亩地征的银子竟然可以精确到1个病毒的重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任何戥子、杆秤也称不出来的一个数。就是今天的超微量电子天平，大概也只能称到10的-6次方克，就是上面1微的重量。这恐怕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比如有一个总税额，有一个总面积，两者一除，得出一个单位面积的纳税额，这个数一般不会是整的。
所以不妨拿玉帝开个玩笑，我们可以这样戏说一下：玉帝每年有一个降水量的总额，有一个需要降水的总面积，两者一除，是单位面积上需要下的雨，这个数字一般肯定是挂零的。而每道旨意上的降雨量，都是以单位面积降雨量为基准算出来的，所以每次都出现这种吊脚挂零的数字。由此看来，玉帝降雨的精确度，比我们人类官府收税的精确度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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