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10年前的今天,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惊心动魄的时代伟力,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那么,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会在武汉打响?

关于辛亥革命历史评价(110年后我们回首再问)(1)

◆张之洞一手督办了武汉的第一次“中部崛起”

“大武汉”的得名,并不仅仅和面积有关,也来自武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至少从清朝开始,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武汉曾一直是中国一线城市。

早在明末清初,汉口就已经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兴起之前的很多个世纪,武昌已经是华中主要的商业城市和行政首府。1835年,安若望描述武昌,“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它以商业和众多的船只而著称,这些船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

提起林则徐,人们总会想到广东的虎门销烟。殊不知,在此之前的清道光十八年(1838),武汉就曾燃起禁烟的“第一把火”。正是因为武汉禁烟效果不错,清廷才派林则徐前赴广东禁烟。著名城市史专家皮明庥在《简明武汉史》中论及武汉禁烟的历史意义时说:在“近代前夜的武汉,湖广总督林则徐厉行禁烟,成为广州虎门销烟的预演”,“也是武汉人正气与自强精神的一次张扬”。

自林则徐禁烟后,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屡屡遭挫,催生了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督鄂1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和“开办”始终贯穿始终。他主持兴建汉阳铁厂,五年建成。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仅次于德国费尔克林根钢铁厂,位居世界第二,被西方誉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为给铁厂提供原料,他创办了大冶铁矿,该矿至今仍在作业,已历130年。他督办京汉铁路,促进了武汉在历史上第一次“中部崛起”。通过这一系列开创,张之洞把武汉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张之洞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湖北枪炮厂。被称作“帝国龙爪”的“汉阳造”,是湖北枪炮厂发明和生产的最出名的武器。此外,他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让武汉的轻工业走在了时代前列。轻重工业并举,使武汉近代工业无可置疑地居全国之冠。由于纺织业与农业相联系,他还致力于改良农业,于1898年创办了农务学堂。他在招生文告中说:“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1906年该农务学堂迁址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教育课程,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办工业需要专门人才,张之洞因此创办新学:1891年创办算学堂,1892年创办矿务学堂,1893年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1898年创办工艺学堂……由此开拓出他一生中又一项重大成就。假如没有办上述矿务学堂,他兴建的汉阳铁厂1894年就无法开炉炼钢。然而,如果只看到张之洞办新学,还是不够的。这些新学都急需新式教师,中国更需要能培育新式人才的人才。

1901年六七月间,张之洞两次上奏改革科举,并提倡兴办新式学校。八月和九月,清廷相继下诏,推行了建议里的措施。在随后的几年里,张之洞相继创办了湖北师范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湖北师范传习所、湖北幼师学堂和育婴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学校,成为中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办师范,在张之洞当时的政务中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发展为先”,使武汉20世纪初就成为全国教育发达地区。

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展开以办厂、兴学、练兵为三大端的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1896年,他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又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1897年,他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一边聘任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教官,一边派学员留学。到1907年,湖北新军计有陆军第八镇(镇相当于师,第八镇统制为张彪)一万余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相当于旅,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为黎元洪)4600余人,是仅次于袁世凯北洋新军的第二支强大军事力量。正是这支接受了新思想和新训练的新军,在不久后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关于辛亥革命历史评价(110年后我们回首再问)(2)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汉的活动

处于新旧交替中的武汉,曾发生过一则趣闻:那日,留学归国的孙中山途经武昌总督署,想拜见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他向门官递上拜帖,上书“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见之不悦,问门官:“来者何等样人?”门官回答:“是一介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叫门官传给求见者。孙中山一看,纸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

孙中山提笔写下一行字,重新叫门官呈上。纸上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看后,急令门官大开中门,把孙中山迎接进府,并亲自为他敬茶。尽管张之洞比孙中山年长将近30岁,但丝毫没有交流障碍。二人相谈甚欢,从读书谈到人生,又谈到“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富国强民。通过谈话,张之洞发现孙中山有胆有识,绝非等闲之辈。

这是张之洞与孙中山唯一有历史记载的一次见面。

1909年,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病逝,清廷谥以“文襄”。戏剧性的历史开始了:在他病逝一年后,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黄兴和居正,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两年后,他一手打造的新军手持“汉阳造”,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三年后,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的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起义前,在武昌新军营,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孙武、刘公(二人皆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首领)在武昌首先串连邓玉麟等人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邓玉麟即成为会党中坚和积极活动分子。

邓玉麟先后随军到苏州、镇江、扬州等地入两江总督卫队营,秘密在盐务、缉私、巡防营进行宣传革命的活动。在武昌,他以“同兴酒店”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将酒店当作联系点,后又将酒店更名为“同兴文学社”,社址设在武昌巡道岭(今粮道街以东),负责筹措经费。他还变卖巴东家中私产资助革命,派共进会会员打入新军各部,在新军中发展会员1400多人。

1911年秋,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武汉文学社决定统一指挥,定于中秋节举事,誓走武装推翻清廷之路。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邓玉麟受命担任秘密军政府调查部长和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起义的联络和筹办弹药、军旗、文告以及向外国领事馆的发送照会等工作。

当时,清廷为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上午,孙武和邓玉麟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把炸药装进大铁桶。炸药是革命党人当年在汉口准备炸清廷大臣端方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五六磅炸药。他们的计划是,起义之时,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去,炸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那日,孙武、邓玉麟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邓玉麟外出,刘公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盆里面,引起火灾,烧伤了孙武的脸,顿时满屋烟雾弥漫。

俄租界的巡捕见浓烟弥漫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遂泄露。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起义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武汉今有彭刘杨路)在缉拿后被害,蒋翊武被抓后逃脱。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关于辛亥革命历史评价(110年后我们回首再问)(3)

◆新军手持“汉阳造”,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工程第八营的一名正目(班长)及该营共进会的代表熊秉坤,在得知起义计划泄露后,和营内其他革命军士相约,于当晚7时发难。

晚上,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两人查铺至五班,见革命党人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欲夺枪。金兆龙见事败,疾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共进会员程定国持枪开火,陶启胜带伤逃去。对第一枪到底是谁先开的,熊秉坤后来有不同说法:程定国取枪想射击,又怕傷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血花四迸,陶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相遇,熊秉坤放了一枪,不曾打中。无论是谁先打这一枪,革命战士点燃了辛亥的烈火是无疑的。

随后,人声鼎沸,枪弹如雨,熊秉坤吹响了警笛,但是响应的不过40人,打开本营军械库,只剩下12把开了口的军刀。

危急关头,革命党人马荣等送信来:他们已经占领楚望台军械所。原来,马荣、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负责守卫楚望台军械所。清廷监视官李克果听到第八营处的枪声,召集官兵训话:“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马荣随机应变,问:“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来两箱子弹,分发给每个人。革命者得到了子弹,立刻向空打了一排枪,把李克果等一干清兵吓走。他们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0月10日晚上10时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起义军经过反复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掌控汉阳和汉口。

10月11日,十八星旗升起。革命者齐聚湖北咨议局,首要讨论的就是成立都督府,推举一个都督。政府需要一个足资号召的首脑。“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已在两天前被捕后,跳出巡警花园围墙而逃,不知身在何处。被炸药炸伤的孙武与预定的都督刘公此时均在汉口。其他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宋教仁等,没有一个在武昌。无可奈何之中,他们想到了黎元洪。

黎元洪素有长者风度,对部下尚知爱护,论学识与经验,他进过海军学校,参加过甲午海战,帮过张之洞创立新军。论地位,他身居第十二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而在武昌的革命者,当时最高军阶的吴兆麟,仅仅相当于一个连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丹佛市的孙中山购得一份报纸,见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遂奔走美、法、英诸国,开展广泛活动,希图得到列强支援。1911年11月24日,在国内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国。随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于次年元旦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来源:《武汉晨报》2013年6月25日;《张之洞:洋务运动的人才战略家》,王宏甲/文,《中关村》2010年第10期;《汉阳造:“帝国龙爪”的诞生》,张明、路斐斐/文,《中华遗产》2012年第1期;《张之洞孙中山曾于武昌会晤》,蒋太旭/文,《长江日报》2011年9月28日;《武昌起义史事钩沉:回首“辛亥革命第一枪”》,周海滨/文,《武汉晚报》2010年9月14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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