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与抚州发迹于北宋，崛起于明朝，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中，吉安共有2936名进士，抚州共有2450名进士。虽然吉安的进士和状元明显多于抚州，可为什么好像吉安的名人好像比抚州少？
在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曾巩；宋词的开山始祖晏殊；东方戏圣汤显祖；心学大师陆九渊均出自抚州，似乎涵盖方方面面。而吉安，只有欧阳修、文天祥、解缙为人耳熟。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以上的名人基本都是文化大咖。没错，得益于语文通识教育，我们对名人的了解大多仅限于文化领域。古人云：“学而优择仕。”一代代吉安学子正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积极入仕。
以明为例，内阁大学士拥有票拟批答、草拟诏令、封驳、顾问劝谏、会议会审、经筵进讲等权力。大小官员的奏章经御览后下发文渊阁，阁臣拟定批答意见，写在小票上叠在奏折之上呈给皇上，这就是所谓的票拟。草拟之后，皇帝御览后进行修改，内阁据此完成诏令的定稿。由于皇帝不能绕过内阁直接完成写黄，而内阁草拟诏令并非完全依照皇帝的意思，因此皇权实际上受到了内阁的限制。皇帝旨意草拟诏令，认为其中有不当之处，可以封还上谕，皇帝在示谕明白之后才可以草拟。一般来说内阁行使封驳之权是在两者情况，一是皇帝谕旨本身不妥，阁臣要通过道理去引导或阻止皇帝的行为；二是疑心谕旨有假，阁臣怀疑宦官假传旨意，只有在通过封驳证明了谕旨可信之后，才敢草拟旨意。会议是明朝政治决策的重要环节。宣德以前，每有政事与群臣面议，正统十年，开始命令内阁官与各衙门会议，于是成为惯例。内阁主持会议，并将会议结果奏报皇帝处理。自仁宗时期开始内阁有会审之职。宪宗时罢内阁会审之职，在隆庆初年恢复。会审的对象是重犯。内阁会审，使内阁成为判决囚犯的最高权力机构。[1]
蔡欢（2014）
正是因为内阁拥有以上诸多权力，内阁学士数量可以代表该地区仕途情况，有明一代，江西共22位宰辅（习惯上将内阁大学士视为宰辅），其中吉安占11位，其中首辅（第一宰辅）有谢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陈文，六位首辅共在任51年（明朝总共276年）。而抚州仅仅有两位宰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抚州在古代政治影响情况不如吉安，这也是吉安在文化领域上名人比抚州少的主要原因。
杜甫后半生仕途不畅，代表作品也多出现于中晚期
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为中国古代政治越混乱，科学发展得越好，因为相当一部分精英不去从政，转而发展科学技术。陶渊明、李杜、曹雪芹等人在也是仕途不好的情况下写出一篇篇传世著作。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吉安文化质量低于抚州这一说法。
参考资料
[1]蔡欢.明代宰辅研究[D].南昌大学，2014.
[2]郑建明等.《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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