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和儒家在先秦时期同为“显学”，是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其核心思想“兼爱”，对于沟通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有微妙的桥梁作用。
“兼爱”思想是整个墨家思想的核心，其他如“非攻”、“尚同”等都是对“兼爱”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释。
那么，什么是“兼爱”呢？墨子《经》：“体，分于兼也”。《经说》则进一步阐明：“人与我同出于兼，故爱人如爱己。爱己非为用己，则爱人亦非为用人。至于爱马者为用马也，故爱人不同乎爱马。爱人如爱己，己在所爱之中，是谓‘兼爱’”
“兼爱”并不简单解释为“爱每一个人”。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出发点：
首先，人类是一个整体，个人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体，分于兼”、“人与我同出于兼”——兼在古语中有全、整体的意思。爱整体的任何一部分（如某一个人），都等于爱这个整体，也就等于爱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任何人，包括自己）。所以说“故爱人如爱己”。我们可以作一个形象的类比，人自身也是一个可以再分的整体。当我们的脚不小心扭了一下的时候，我们的手会去搓揉它。因为脚是人的一部分，爱护脚就等于爱护这个人，爱护这个人也就等于爱护手自己。所以爱脚就是爱手——“爱人如爱己，己在所爱之中”。这种爱，又和爱“工具”不同。虽然我们的工具（例如砍柴的斧子）损坏了我们也会去修理它，但这只是单纯的出于使用它为我们谋利的需要，缺乏那种部分对整体与生俱来的“爱”，这就是“爱己非为用己，则爱人亦非为用人。至于爱马者为用马也，故爱人不同乎爱马”。兼爱本质上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爱，是个人之爱和人类之爱的统一。
“兼爱”思想所阐释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中华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这种思想并不是墨子个人的思维创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炒股的人大概都听说过“羊群效应”，当羊群都往一个方向跑时，任何个体的羊都会跟随羊群的行动方向。在动物世界，这是获得安全的有效方法。有人曾经分析过，羊群效应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整体保持一致是无法彻底根除的人性，因此股市中不可能有人具有绝对理性，总会有一种跟随大势而动的冲动。人类本质上是群居动物，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群居特性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只有集体得益，个体才会得益。个体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自由与独立。
其次，“兼相爱”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交相利”。这又是站在每个个体的微观角度来进行阐释。墨子《兼爱》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家的“兼爱”思想，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说教，而是建立在承认个体“逐利”合理性基础之上的。“趋利避害”本身是人类乃至一切生命体的天性。墨家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也应该“交相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最终通过爱人实现爱己，通过利人实现利己。
对此，可能很多人会想当然的反驳：谁说的，这个世界上“好心没好报”的事多了去了。的确，我们从可计算，可逻辑推演的直接的“利”来看，“好心有好报”并不是必然的结果。类似的问题，佛教思想进行了“因果报应”的解释。以生命体可以六道轮回为理论基础提出“今世果是前世因，今世因是来世果”。将“好心有好报”在时间轴上进行了展期。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却无法验证。
其实从所谓的“因果报应”，可引申出另一种认知：即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特性。例如“蝴蝶效应”。蝴蝶效应（ The 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广泛而普遍的，而其因果关系往往不是“立等可取”，甚至不是可直接计算和逻辑推演的。再如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地球上“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种普遍联系具有无限的复杂性，我们无法通过肉眼全部看透，甚至穷我们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对任何单一事件的影响分析出确切的结果。对于仅仅根据眼前能看到的结果来判断是否对自己有利的人，我们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成语来形容，叫“鼠目寸光”。
当代社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这种“鼠目寸光”之中，尤其在商业活动中，基于“收、支”的各种财务报表，成为商业活动的最主要依据。人与人的交往也往往以“我是否能够从中获利”为处事依据。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就象手足发肤、五脏六腑一样，对任何部分有利的事，实际上都对整体有利，也必然对其他部分有利。所以利他的行为虽未必能立刻反馈到施与者。但在复杂的连锁反应和潜移默化中，其影响最终会对施为者带来益处。爱他人不排除爱自己，在爱人(利他)的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爱己(利己)，这种双向“互爱”的本质就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复合价值取向。一旦将利与爱联系起来，使利成为爱的助力、佐证而不是对立面，那么利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味。由于这种“利”往往是不可计算、不可逻辑推演的，因此“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虽然以功利性为出发点，却最终引导人们摈弃“唯利是图”的想法而代之以“兼爱”。这正是墨家学说的伟大之处。
先秦时期，整个社会秩序都建立在礼法宗亲之上，从“天下”到“国”到“家”的社会体系结构，有很强的血脉依存关系。秦汉以后虽然分封制瓦解，但社会基本单元仍然是以家族为单位。是家族社会就有老幼亲疏的等级关系。而国家也形成了从皇室到官僚到平民的等级差异。这种阶层分化是人类社会无法逾越的特定历史阶段。墨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下层劳动者的学说，它所提出的平等互利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墨子及其传承者所处的时代，也脱离了基本的社会现实，无法为掌握话语权和政治权利的皇室、贵族及精英阶层所接受。儒家说墨学“无父”、“慢差等”，就是由此而发。因此墨学的式微是势所必然。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以后，人类社会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阶层社会逐渐土崩瓦解。以个体的自由、平等为思想基础构建社会体系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条件下，墨家思想有理由再次获得新生。随着梁启超等人对墨学的深入研究和介绍，墨家思想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墨家思想和西方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它提倡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爱。它也和西方文化中承认人的逐利天性之间存在着默契。墨子不谈性善性恶，只谈“利”。不能正确引导，“利”就是恶。能正确引导，则“利”就是善，就是爱。另一方面，墨家思想又和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从人类整体出发来看问题。只有整体得利，个体才能得利。整体有爱，个体才能有爱。整体所得是前提，个体所得是结果。是由上至下的思维方式。这和西方文化中由个体的利构成整体的利，由个体的爱汇成整体的爱，个体所得是前提，整体所得是结果的由下至上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当代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墨学“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容易因利而致恶问题的纠偏。它引导整个社会向因利而爱的更高境界转变。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建立同时基于东西方文明的中华民族新的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墨家思想沉睡了两千年，现在是它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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