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曾国藩是一个最精彩的奇葩。其有湘中山民倔强的品性,多年寒窗苦读考进京城后,成为穆彰阿、倭仁、肃顺的座上客,有幸七迁连升十级,授署礼、兵、刑等多部右、左侍郎,但十年干坐冷板凳,他在青年咸丰上位后,上疏直陈流弊,且将天字第一号的洪秀全案归责于皇帝,胆大逆天。幸脱罪,母丧,皇帝未因其有胆有识而夺情,放其返乡丁忧,停职留薪。不料想,洪案越闹越大,给了曾成功逆袭的机遇,从帮办团练到领军弹压。一个儒家士夫领着一个乡里文人群体,以湘军的名义,集体地走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1)

刘绪义察其“做官好比做慈善”,详细阐释反映在曾国藩人生16种政治修炼、42字理学真诀、200条精选语录,相得益彰。曾之所以成功,自同其修学储能、创造事功不无关系,同时与其爱才之道、为官之路、治军之法与交友之谊,更有联系。新皇登极玩求谏秀,曾国藩连续上书指摘该是吏部职责的人才战略,明晰剀切,击痛朝政。他统帅兵马后,曾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这不是空言,而是他推许并力行的行为规范。

他尊重人才,鼓励上进,选才不拘一格,用才器使适宜,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引导人才成长。他的人才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榆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2)

刚烈的王錱拒绝曾欲收作弟子的美意,又遭排斥带老湘营脱离单独作战,英年早逝,余部被左宗棠编为新楚军。刘长佑统领江忠源旧部,不断增益,辗转作战,基本不受曾节制。胡林翼打造的鄂军,脱胎于黔军,虽借鉴过罗泽南的湘军营制,但主要活动在湖北,也相对独立在曾帅军权体系之外。但曾国藩大度济世,影响他们以书生报国的英雄气势与果敢行动,历十余年,翦除内乱,虽最终未能完成中兴宏图,却显现了晚清史上精彩、迷离和苍凉的灿烂一瞬。

曾国藩领军的湘军杰出人物,除骁将鲍超勇猛慑敌外,大多为曾在科举途中多次铩羽而返的文弱书生。一旦他们领军上阵,个个都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汉。曾国藩的贤,罗泽南的坚,彭玉麟的刚,胡林翼的谋……睿智的左宗棠,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在政治上是强硬人物,且主张外交和军事同时进行,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他曾看不起曾国藩,不时自立门户,但在曾氏身后莫由追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3)

刘绪义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尝试在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史体系中,全面、客观、立体地解读典型的曾国藩心怀民生的心力品行,探究其何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著称于世。曾一生具备克制与省俭的美德,但坚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不停留在购买西方器械的层面。他翻译《几何原本》出版,开办安庆机械所,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成立翻译馆刊刻第一批西人格致类书籍印刷翻译了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他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着眼于如何转变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围绕困扰朝野上下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政经问题而逐渐深化,试图把中外关系建立在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他重视儒道互补,对儒家内部各派他也不分轩侄,力主调和,即便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秩序新格局,也把学习西方之长视作理所当然之事。

曾氏外交哲学思想,不外乎四方面:首先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决不让步,据理力争,在其他问题上则应当灵活处理。“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次主张与各国平等相待,推诚相见。清承袭旧制:自许天朝上国,与他国不是平等的国体。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体制攸关”,外事交际要不要行跪拜礼,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三是强调信守和约,增强自信,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错误行为而说的,希望以此引导大家以理智慎重的态度去办外交,与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陋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四是寻求外敦和睦,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4)

他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湘籍外交家袁南生评价:“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外交哲学的内涵。”

然而,很多大陆史学家受长期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持贬抑态度。1944年,范文澜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称曾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此论决定了大陆很长时间内对曾的态度。1960年代教科书评价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1965年《辞海》未定稿中,也称曾“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5)

1980年代,《曾国藩全集》部分整理出版,有党报批判出版社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与此同时,《北美日报》发表社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为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而今,研究曾国藩者见多,而阅读曾国藩者甚夥。

曾国藩成长史简介(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6)

虽然今日多有消费式的文化陷阱,不时跳出反抗集体无意识的激进话语,但刘绪义打通障碍、跳出成见,在学术与史学经常存在壁垒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大变革时代精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揭示曾国藩楷模当时且影响后世的人才思想和权力人生,方便了我们近距离了解真实的曾国藩。他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谴责列强的侵略和压榨,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因袭铺陈分析那些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他着墨更多地反思曾国藩在那个历史时期陶铸世风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对国内形势、民众人性、社会秩序及国际格局、世界大势有着清醒、理性的认识。他在凸显曾国藩成功逆袭中的纯粹与深沉、清醒与聪明、忠孝与狡黠的同时,叩问百年前的血色历史,寻思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荣耀与屈辱,挣扎与无奈,而一再让中国社会改革机遇轻轻飘逝,直面晚清帝国余晖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寻求推进我们未竟的现代化思想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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