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曾国藩是一个最精彩的奇葩。其有湘中山民倔强的品性，多年寒窗苦读考进京城后，成为穆彰阿、倭仁、肃顺的座上客，有幸七迁连升十级，授署礼、兵、刑等多部右、左侍郎，但十年干坐冷板凳，他在青年咸丰上位后，上疏直陈流弊，且将天字第一号的洪秀全案归责于皇帝，胆大逆天。幸脱罪，母丧，皇帝未因其有胆有识而夺情，放其返乡丁忧，停职留薪。不料想，洪案越闹越大，给了曾成功逆袭的机遇，从帮办团练到领军弹压。一个儒家士夫领着一个乡里文人群体，以湘军的名义，集体地走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
刘绪义察其“做官好比做慈善”，详细阐释反映在曾国藩人生16种政治修炼、42字理学真诀、200条精选语录，相得益彰。曾之所以成功，自同其修学储能、创造事功不无关系，同时与其爱才之道、为官之路、治军之法与交友之谊，更有联系。新皇登极玩求谏秀，曾国藩连续上书指摘该是吏部职责的人才战略，明晰剀切，击痛朝政。他统帅兵马后，曾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这不是空言，而是他推许并力行的行为规范。
他尊重人才，鼓励上进，选才不拘一格，用才器使适宜，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引导人才成长。他的人才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榆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刚烈的王錱拒绝曾欲收作弟子的美意，又遭排斥带老湘营脱离单独作战，英年早逝，余部被左宗棠编为新楚军。刘长佑统领江忠源旧部，不断增益，辗转作战，基本不受曾节制。胡林翼打造的鄂军，脱胎于黔军，虽借鉴过罗泽南的湘军营制，但主要活动在湖北，也相对独立在曾帅军权体系之外。但曾国藩大度济世，影响他们以书生报国的英雄气势与果敢行动，历十余年，翦除内乱，虽最终未能完成中兴宏图，却显现了晚清史上精彩、迷离和苍凉的灿烂一瞬。
曾国藩领军的湘军杰出人物，除骁将鲍超勇猛慑敌外，大多为曾在科举途中多次铩羽而返的文弱书生。一旦他们领军上阵，个个都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汉。曾国藩的贤，罗泽南的坚，彭玉麟的刚，胡林翼的谋……睿智的左宗棠，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在政治上是强硬人物，且主张外交和军事同时进行，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他曾看不起曾国藩，不时自立门户，但在曾氏身后莫由追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刘绪义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尝试在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史体系中，全面、客观、立体地解读典型的曾国藩心怀民生的心力品行，探究其何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著称于世。曾一生具备克制与省俭的美德，但坚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不停留在购买西方器械的层面。他翻译《几何原本》出版，开办安庆机械所，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成立翻译馆刊刻第一批西人格致类书籍印刷翻译了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他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着眼于如何转变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围绕困扰朝野上下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政经问题而逐渐深化，试图把中外关系建立在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他重视儒道互补，对儒家内部各派他也不分轩侄，力主调和，即便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秩序新格局，也把学习西方之长视作理所当然之事。
曾氏外交哲学思想，不外乎四方面：首先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决不让步，据理力争，在其他问题上则应当灵活处理。“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次主张与各国平等相待，推诚相见。清承袭旧制：自许天朝上国，与他国不是平等的国体。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体制攸关”，外事交际要不要行跪拜礼，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三是强调信守和约，增强自信，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错误行为而说的，希望以此引导大家以理智慎重的态度去办外交，与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陋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四是寻求外敦和睦，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
他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湘籍外交家袁南生评价：“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外交哲学的内涵。”
然而，很多大陆史学家受长期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持贬抑态度。1944年，范文澜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称曾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此论决定了大陆很长时间内对曾的态度。1960年代教科书评价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1965年《辞海》未定稿中，也称曾“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
1980年代，《曾国藩全集》部分整理出版，有党报批判出版社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与此同时，《北美日报》发表社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为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而今，研究曾国藩者见多，而阅读曾国藩者甚夥。
虽然今日多有消费式的文化陷阱，不时跳出反抗集体无意识的激进话语，但刘绪义打通障碍、跳出成见，在学术与史学经常存在壁垒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大变革时代精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揭示曾国藩楷模当时且影响后世的人才思想和权力人生，方便了我们近距离了解真实的曾国藩。他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谴责列强的侵略和压榨，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因袭铺陈分析那些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他着墨更多地反思曾国藩在那个历史时期陶铸世风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对国内形势、民众人性、社会秩序及国际格局、世界大势有着清醒、理性的认识。他在凸显曾国藩成功逆袭中的纯粹与深沉、清醒与聪明、忠孝与狡黠的同时，叩问百年前的血色历史，寻思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荣耀与屈辱，挣扎与无奈，而一再让中国社会改革机遇轻轻飘逝，直面晚清帝国余晖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寻求推进我们未竟的现代化思想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