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中华帝国建立，袁世凯坐上龙椅之后再孔教会梁启超等人的煽动下又开始搞老一套的“尊孔读经”运动。1916年2月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一文中指出：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后来历代封建帝王“尊孔”的目的，“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由是，引发了史学界众讼纷纭。1993年孙景坛说“子虚乌有”，1994年管怀伦说“确有其事”。2000年庄春波对各种疑点做出辩驳，将有关相抵牾的史料予以梳理还原，澄清事实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此文参考庄先生考辨，在考订史料上略加疏通。
一、始作俑者司马光
公元前134年5月和公元前130年8月，分别进行了两次“举贤良文学对策”，且两次都有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参与。董仲舒讲《公羊》，鼓吹“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的向往，可是三次问策，董仲舒均以宏观论述，而没有具体可行方案。因此，汉武帝把兼儒法思想并且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的公孙弘提拔上来。在汉武帝前期，公孙弘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远高于董仲舒。
加持了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之后的董仲舒喜欢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现象，自然中的“阴气协阳气”，下冰雹是阴阳不调“妖”的表现，并用这种观念解释公元前135年辽东高庙失火。并记录在《灾异之变》之中，主父偃把这件事告诉汉武帝，董仲舒当时就被下狱了，涉嫌讽刺皇家不知礼，当死。这种犹如代替老天爷发言，信口妄说，品评时政，干涉朝政的行为是汉武帝所不能忍受的。最后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把他远远地打发到胶西国去了。
董仲舒说“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之所以还没有做到，是因为百家各说各的，各干各的，只有把六经孔子之外的学问全都断绝了，才能统一思想，明确法度。”但这终究是董仲舒的一家之言，如果要落地实施的话，还需要相应的诏令和人事安排。《史记》中说汉武帝即位后广开艺能之路，悉延百家之学。
卫绾作的是黄老学问，遵循的是无为政治，断不会提出罢黜纵横家、法家的建议来，更不会去推崇儒术，最终也是因为政治上的不作为而被罢官。经过庄春波先生的考订，“丞相绾奏议”是秦始皇时，王绾想要恢复《周礼》，搞分封，绊倒李斯的奏议，当时仅为儒家和法家互相罢黜，并不涉及百家。
至于“天人三策”究竟是那一年提出的，由于《汉书》的矛盾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改《汉书》“丞相绾奏议”为“丞相卫绾奏议”，并把“天人三策”的时间放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且删除了“天人三策”之中关于时间描述的一句“今临政愿七十余岁”，是说刘家治理天下七十多年了。
从刘邦称帝（前202年）计算，“七十余年”的说辞把答案指向元光五年（前130年），能佐证的还有《天人三策》中提及到的“河决”，董仲舒一再用河决作天命的文章，灾异就是天命，民心如洪水，教化是堤防。要用土德取代秦代以及汉初崇尚的水德，要效仿大禹治水之术等。这种特殊的对话背景，发生在在元光三年（前132年）特大水灾之后。公元前130年，汉武帝选擢公孙弘，元朔三年（前126年）任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升丞相，封平津侯。元朔四年董仲舒拜胶西国相，四年后称病请辞回乡教书。
二、真实的尊儒
汉初早有博士制度“博者通于古今，士者辨于然否”，早期的经典有《道德经》《周易》《尚书》《孝经》《论语》，而无《诗》《礼》《春秋》。博士也非儒生博士，天学的唐都，道学的黄子都是博士。当时窦太后尚在，也不可能专设儒学博士。博士的职责是“兼纵载籍，穷微阐奥”，是对诸子百家典籍兼容并包的整理。“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学”之说实属不确，汉武帝用人多受司马相如的影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用人不拘学派，各用所长，不用空言无实者。也曾经大胆试用过多谈仁义的儒生狄山，启用一个多月之后就被匈奴砍了脑袋。建元年间（前140年-前135年）的尊儒，仅仅是体现在：设明堂，易复色，准备封禅，神道设教而已。
汉武帝虽然喜欢“公羊学”的“大一统”、“内圣外王”、“尊王攘夷”、“伸君抑臣”等思想，但是不赞同天道不变，法先于王的观点。汉武帝在《与民更始诏》中特意引用儒家有关变化之说，来批驳董仲舒天道不变之论。《易》“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九变复贯”。经过一再的“诱导”，董仲舒体察圣心，把儒家早期的“汤武革命”论为“改弦更张”、“因民追俗”的“更化”论。
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另一铁证被班固和司马光有意的删去。《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段始说，汉武帝要举行封禅，群儒在《尚书》《周官》《王制》中既不能搞清楚封禅的礼仪到底是怎么回事？又碍于《诗》《书》的约束不能放开手脚干，“而尽罢黜诸儒不用”。《汉书》和《资治通鉴》均是史学大作，为何独弃此句而不用？
三、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
汉初，贾谊对高祖刘邦说：马上可以打天下，难道治天下也要如此吗？如果不是秦朝政治手段单一，不同的治天下要变通的道理，哪里有你坐天下的机会？刘邦虽是粗人，但也深明其意。于是颁布诏书，文如周公，霸如齐桓公，“杂霸王道”文武并用。
汉武帝刘彻本人的学问很杂，但是司马相如的“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对他及其受用，他的“治道”即不效法周礼，也不遵循秦法，而是刑德并用，文武兼济，把诸子百家均纳入“大一统”思想当中，凡能“建非常之功”，均可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人”。
汉武帝的孙子刘询，指出“治道”要为皇权服务，须审时度势博采众长，高、文、武帝皆明此道。而当时的太子刘奭喜欢儒术，刘询训之曰：“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术，用德政乎？”以博士人数统计，汉武帝时期不过50人，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刘奭时1000人，哀帝时3000人。自元帝柔仁好儒，西汉由此衰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岂是虚言？
四、司马光伪造历史材料之因
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历史中提前了十年，又增删史料，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多维度“坐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故事，并非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当时的政治诉求。
唐朝韩愈提出来“继统”的问题，要为儒家争取道统，学统，治统，这种说法在宋朝以及很泛滥了。自汉武帝之后的“儒术”便成了儒者引以为傲的“治统”，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变成了学统，周公孔孟的传承便是他们说的道统了。宋朝跟汉朝一样，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异族入侵，内有异端学说争治统。不同的是汉儒之争，不过是布衣之争，并没有科举渠道让儒生做官，察孝廉主要还是靠背景。宋时的儒生经过考试已经发展成大地主了，儒生之争实则是党争。
在社会积重难返之时候，王安石跳出来要变法。作为反对派的司马光和刘攽一边写着《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一边同变法派明争暗斗。司马迁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刘攽主编的《先秦史》各卷来看，“考当今之得失”的目的就相当明显了。司马光充分考虑了当时读书人的腐败和堕落，有可能已经读不懂“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了，直接用“臣光曰”，简单明了的表达自己作为变法保守派的立场，“天道不变，圣人没后天下无道，礼乐崩坏”，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说明“法不能变”这个观点。
考虑到《通鉴》的第一位读者是宋神宗，再集中的去看所有的“臣光曰”，以及卷末的“晚而改过 ,顾托得人”，联系到“元祐党争”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司马光的观点不过是，顺上天之命，遵先王之道，守祖宗之法。想要“变更制度”、“改弦易张”的汉武帝，卷末八字的精神内涵不言而喻，是在用“铁的事实”教导“思除历代之弊，振兴非常之功”的宋神宗要“迷途知返”。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数月之间把新法全部铲除。他除了标榜自己得孔子真传之道统，建立一己之党的学统，争得一国之政统之外，对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漠不关心。史学成了他扳倒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武器和理论依据。
为什么非要把“独尊儒术”提前十年？这个涉及到儒家道统的传统观念，春秋笔法重元年，董仲舒说“元者，始也言之本也”，建元元年是汉武帝是汉武帝十六岁登基的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的第一年，这一年的一切政策都标志着，“先王之道”，换言之，从刘彻刚开始当皇帝的第一年就推崇儒术，对“治统”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既定的“祖宗之法”，还需一以贯之的落实“上天之命”，若非汉武帝的“晚年悔悟”，谁能保住汉室江山？所谓“党争”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博弈，但是把这种“情绪”，这种观点注入史学之中，就大失公允了，在他们看来前世的兴衰并不重要，当今我派的得失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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