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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临近崩溃的崇祯时代，内外交困，一切全乱了套。崇祯皇帝当然想力挽狂澜，朝廷中一些干臣也想为皇上力挽狂澜，为此而不惜身家性命，无奈时运不济，统统以失败而告终，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杨鹤、杨嗣昌父子便是其中之一。
1、总督位上的御史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由知县升任御史，因上疏言事过于直率而遭忌，引疾辞官而去。
天启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愿同流合污，魏忠贤借口“党护熊廷弼”，把他除名。崇祯元年(1628)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阉党”，拨乱反正，恢复了杨鹤的原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献策：
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
这话绝对不错，却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推举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把一个负责监察大权的高官调到陕西去平定“流寇”，显然用非其才。杨鹤也以为自己没有“勘定祸乱”之才，向皇上推辞。
崇祯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副重担，不同意他推辞。
杨鹤抵达陕西不久，适逢“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清军越过长城、逼近北京，陕西三边的驻军奉命“勤王”，保卫北京，因此他手下几乎无兵可调，成了一个光杆总督。
他的战略决策别无选择，只能是主抚不主剿，对于造反武装无力围剿只能乞灵于招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后来杨鹤“招抚”失败，面临审判时，杨嗣昌为父亲申辩说：
为了勤王，五名大帅全部奉调，陕西精锐之师尽付东行。陕西空虚，“流寇”横行。臣父以三百士卒，去对付神一魁（造反武装首领）数万之众，不得已而招抚、遣散。事实确实如此。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朝廷也是主张“招抚”的。在“剿”与“抚”的抉择上，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而更倾向于“抚”。
在他看来，“民穷为盗”，原因在于“抚字失官”，也就是说地方官在“安抚”、“抚恤”、“招抚”上，所下功夫还不够。
2、鞠躬尽瘁的杨鹤此时已经升任陕西巡按的吴甡，在背后捅了一刀，弹劾杨鹤“招抚失策”。
一时间朝廷内外舆论哗然，主剿派气势汹汹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原先的主抚派也看风使舵，谴责杨鹤。曾经支持杨鹤的吴甡摇身一变，极言“抚局”之害，谴责杨鹤“主抚误国”。
崇祯皇帝大为震怒，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军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这种革职查办的处分，未免有失公允。杨鹤“抚局”的大政方针是得到皇帝认可的，也体现了皇帝的主抚思想。但是到了追究责任的时候，杨鹤再搬出这些谕旨，已经无济于事了。
杨鹤曾经希望皇上从宽发落，“愿以子代尽一片忠心”，杨嗣昌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久，杨鹤遣戍（发配)江西袁州。崇祯八年十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报在长城边防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后，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
稍稍康复，他向皇上请求，恢复亡父的官衔，否则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皇帝大概考虑到杨嗣昌地位重要，居然松口：“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
实际上无异于表示先前对杨鹤的处分有所不当，以此来激励杨嗣昌尽忠报国。联系到日后杨嗣昌死于疆场，杨氏父子为崇祯朝平定内乱，可谓鞠躬尽瘁了。
3、“夺情起复”的杨嗣昌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
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流寇”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喜蜂口，逼近北京，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人们把遣责的目光集中到兵部尚书张凤翼身上。
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鸣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
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栋如法炮制，自杀身亡。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
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4、杨嗣昌的救国方针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晚明大臣中的佼佼者。
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面谈，才思阔达。皇帝听了，耳目一新，不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皇帝如此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
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灭奴先灭寇”一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似乎过于空洞。
杨嗣昌则不然。
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
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
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
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并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5、“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
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
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
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
总之，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6、无奈的失败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形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城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
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竟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得到皇帝批准后，杨嗣昌又反悔，奏请皇上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张献忠是运动战高手，半年之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四川，杨嗣昌老是指挥军队在后面追赶，根本无法交锋。
7、死在任上的杨嗣昌崇祯十三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隐约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
“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罄尽，心亦忧煎，不知死所。”
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川，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到达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当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
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
天明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说罢，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人。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
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他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顿时绝望，饮食不进。赶到荆州沙市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
万元吉问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
三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皇帝得到杨嗣昌的死讯，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感叹：“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舆论却一致谴责杨嗣昌，主张追究责任。皇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朝五十名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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