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叙事中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是（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年，字有纲）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来华，并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与庞迪我一起参与修改历法，还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共同翻译了多种西方历法书。
可是，精于天文律历的清代学者阮元（主编）、李锐、周治平、钱大昕、凌廷堪、谈治泰、焦循等人协编的《畴人传》中记载的却是：熊三拔于明万历壬子年（1612年）入中国。
1611年，熊三拔还未到中国，如何参与编撰历法？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年，字演西），西史宣称其于1601年在果阿完成学业后遂至澳门传教，历时六年，又于1611年（明万历39年）至广东韶州传教，为当地人所逐。也就是说，西史叙事中此人于1601年来华。若果真如此，到1615年，阳马诺已在华十余年，官话应该说得不错了，因此1615年在北京出版刊印《天问略》也水到渠成。
不过，事情似乎并非如此。
如下所示，《畴人传》中记载的阳玛诺竟然是“明万历乙卯入中国”，明朝万历乙卯年是哪一年？
1615年！
恰好是阳玛诺在北京刊印《天问略》、“热心地为中国人民带来西方天文科技知识”的那一年！
《天问略》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答案是：中文。
1615年，阳玛诺刚刚来华就精通中文了？如下题字，他的毛笔字还写这么好？都不经过长期训练的吗？难道是天生就会的旷世奇才？
通常而言，翻译和刊印一本书（例如《天问略》），是需要组织人手、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绝非朝夕之功，一两年时间恐怕很难完成。可是，1616年，阳玛诺就被遣送回澳门了。一个刚刚入华的传教士，一不会中文，二不会书法，三时间仓促，不足一年就被遣送去了澳门，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译著一本《天问略》？
且来看看《天问略》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开篇即言：
“天有几重及七政本位。
问贵邦多习历法，敢问太阳太阴之说何居？且天有几重？
太阳太阴位置安属，曰敝国历家详论此理，设十二重焉。最高者，即第十二重，为天主上帝诸神处，永静不动，广大无比，即天堂也。其内第十一重为宗动天，其第……”
书中充斥着“太阳太阴”、“七政”这种的华夏传统术语。
此外，这个传教士阳玛诺真的“很牛”，“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直接在中国的九重天概念上进行增加，变成十二重天，把天主放在最高的十二重天，身居天堂，且永恒不动，——恰与中国典籍中的“常静天”对应；
而接下来的十一重天，却又是中国典籍中第一重天——宗动天。
清代吕抚取材于《二十四史》和《通鉴纲目》编撰《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又名《历朝史演义》、《中国历代兴亡鉴通俗演义》），有康熙年间刻本，书中记载:
"从来言天地者，曰形如鸡卵，诚哉斯言。第以为悉如鸡卵，则又与鸡卵不同。盖鸡卵只一重，而天凡九重。其第一重宗动天，无星转动，有气无形。为黑罡风，瞬息千里，其力甚猛，带三垣二十八宿天，以至土、木、火、日、金、水月轮诸重天，自东而西，一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其外则浑沦一气，冲穆无际矣。
又曰宗动天之外，为元际天，为常静天，元远无极，宗动天之内。”
由此可知，《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这本历史演义小说命名的九重天为：
（1）一重天：宗动天
（2）二重天：经星天
（3）三重天：土星天
（4）四重天：木星天
（5）五重天：火星天
（6）六重天：日轮天
（7）七重天：金星天
（8）八重天：水星天
（9）九重天：月轮天
明代冯应京（1555-1606年，字可大，号慕岗）辑录、戴任增释的《月令广义》二十四卷首一卷，附录一卷第二册，第25页记载：
"三万二千二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十五余里至第一重，谓宗动天。”
清人孙星衍所撰《孙渊如诗文集》“杨光先传”有云：
“西法误会大戴礼四角不揜（掩）之言，而创地圆之说，误会诸子九天及楚词圜则九重之言，而创宗动天之说，误会岁差之言，而疑恒星有古今之差变，古日月径千里，月来食日之言，而云日体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
[清] 孙星衍 撰《孙渊如诗文集》六身解 “六身解”，四部丛刊景清嘉庆兰陵孙氏本
有意思的是，到了教会那里，传教士阳玛诺的来华时间又从1615年被提前到了1610 年，并称他于1613年到达北京，还曾先后于澳门、韶川、杭州、宁波与福州等地逗留。
而初刊于1615年的《天问略》拉丁文书名为Explicatio Sphaerae Coelestis，这个书名在欧洲更广为人知。据说，此书是首部将意大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较早期观测天文时所用的望远镜介绍进中国的著作。
阳玛诺在书中介绍道：一位欧洲人发明了一种让我们能够“看远处就像看近处一样”的工具。
耐人寻味的是，阳玛诺只是提及一位欧洲人、却并未说明是“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按理说，西方宣称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时间相隔如此之近，阳玛诺怎么可能不知道伽利略的大名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便如笔者此前文章分析的那样，伽利略并没有发明望远镜。
由上述分析可知，阳玛诺抵达中国的真实时间是在1615年，由于时间仓促、翻译和刊印的诸多条件尚不具备，故不可能在当年立即刊印《天问略》一书，实际刊印此书的时间可能远远晚于1615年。
而且，鉴于《天问略》中充斥着华夏天文特有的术语，可以推测此书极有可能乃是采自华夏各种典籍拼凑、删改出来的一本托名于西方的伪作。
西史叙事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P．Benoist Michel，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尔，1715-1774年），是一名法国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学家，他于乾隆九年（元始1744年）抵达澳门，经钦天监监正、传教士戴进贤推荐奉召进京。
西史宣称，他不但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的设计，还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最终完成了中国实测地图的编制，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这传教士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然而，《畴人传》中引述的资料《地球图说》显示，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却是“乾隆二三十年间入中国”，即1755-1765年间来华，与西史叙事的入华时间1744年，居然前后相差11-21年。神奇的是，蒋友仁的绝大部分所谓“著作”都产生在这一时间段内。
《畴人传》中有关传教士蒋友仁的资料来源于《地球图说》，那么，《地球图说》又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词典网的解释如下：
“法国耶稣会教士蒋友仁于清乾隆九年(1744)来华，曾向清高宗进献所绘世界地图，名为《坤舆全图》。后由当时参加过文字润色的钱大昕以《地球图说》为名加以印行。一卷。是书认为地圆如球，故大地全图，作两圈界以像上下两半球，合之即成全球。对经纬线、七曜序次、恒星、春夏秋冬、地圆、交食、浑天仪等均有论述。后李锐画图为说以补之。”
一个十余年、甚至二十年后才来来华的传教士，居然提前那么多年就向乾隆进献世界地图了，而且，这世界地图居然还叫《坤舆全图》。后来，参加过文字润色的钱大昕将此《坤舆全图》以《地球图说》为名加以刊行。
鉴于传教士虚构故事的丰富想象力，有必要继续了解一下《地球图说》的情况。如下所示，钱大昕是奉旨翻译了西法地球图说一书，奉谁的旨意？
显然是奉乾隆的御旨。
不但如此，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的阮元还为此作了《地球图说序》。不过，阮元在序言中说的十分清楚：
“西洋人言天地之理，最精其实。莫非三代以来古法所旧有？后之学者喜其新而宗之，疑其奇而闢（bì，排除）之，皆非也。
言天员（圆）地员者，显著于《大戴记·曾子·天圆篇》。元曩（nǎng）见编修、杭世骏作、梅文鼎传，言其有《曾子·天圆篇》注，向其裔人求之，实无此稿，但有一二条见天学疑问中。元之注释《曾子》十篇也，于《天圆篇》未尝不用泰西之说。
（笔者注：元代传教士都没来，哪里有什么泰西之说？故此，有天学疑问，怀疑被人篡改）
曾子曰：‘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是四角而不揜（掩）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 ，地道曰方。’据此则天圆地圆之说，孔子、曾子已明言之，非西域所创也；
《周髀算经》曰：“日运行处极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极东，东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极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极西，西方日中，东方夜半。”据此则天圆地圆之说，周公商高已明言之，非西域所创也。”
天圆地圆，《周髀算经》解释得颇为清楚。
由此可见，不管是“天圆地方”说，还是“天圆地圆”说，皆非西域所创也，乃是源自华夏。
原来，传教士们在获知了中国的“天圆地方”学说后，联系到地球是圆形，便试图发展出一个“天圆地圆”理论来显示自己“最精其实”。当然，他们实际是偷换了概念，把“地圆”单纯理解成了“地球是圆的”。
再看《地球图说》，西洋人传教士蒋友仁也是“奉旨翻译”，还经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何国宗、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钱大昕同时奉旨进行“润色”。而这所谓的蒋友仁进献的《坤舆全图说》竟然开篇即是：
“天体浑圆，地居天中，其体亦浑圆也，地圆如球……”
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不是在浑天说上发展出来的吗？无非就是把地球是圆体的概念，加入其中而已！怪不得要搞什么“天圆地圆”说。
根据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浑天仪图注》记载：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
[北宋] 姚鉉 纂、[清] 林志烜 校《唐文粹》卷第五 “卷第五”，四部丛刊景元翻宋小字本：
“……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即张衡，张衡字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鸡子，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七曜，七政，多禄某（托勒密）论地为六合之中心，地周围太阴水金、太阳火木土及恒星……啧啧，从未来过中国的托勒密居然懂太阴太阳，厉害厉害。
接着，重点来了。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要伪造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提前一二十年来华的故事？这其中倒底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这云里雾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掩护上述那幅《坤舆全图》。
来看看西史叙事中有关这幅《坤舆全图》的介绍：
“1760 年，为回答乾隆皇帝关于地理方面的询问，蒋友仁进献了一幅精美的世界地图，名为“坤舆全图”……周围布置了说明文字和附有解说文字的插图，其中文字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天文学，插图则完全是天文图。
蒋友仁在“坤舆全图”中，首次正确地介绍了N.哥白尼日心说的宇宙模式和J．开普勒（Kepler）的行星运动第一、第二定律，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太阳黑子、太阳自转、月面结构、金星位相、四颗木星卫星和五颗土星卫星的绕行周期、土星环、太阳系天体的自转和有关数据、彗星以椭圆轨道绕日运行、恒星是同太阳一样的发光体以及地球为椭圆形球体等内容。
这些均为17 世纪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C．惠更斯（Huygens）和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等人及欧洲天文界的重大发现。”
看出来了吗？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美其名曰向乾隆“进献”了一幅《坤舆全图》，却实际被当作证据，用来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模式、开普勒的行星第一、第二定律，以及“璀璨夺目”的诸多西方天文学成就，——而这些都是17世纪天文学家伽利略、惠更斯、卡西尼等西方科学大神、乃至整个欧洲天文界的重大发现！
撇开内容是华夏典籍学说的延续之外，这本从《坤舆全图》化名而来的《地球图说》，分明是西洋人传教士蒋友仁“奉旨翻译”，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何国宗、翰林院编修钱大昕同时奉旨进行“润色”的呀。也就是说，仅从该书列明的作者来看，一共有传教士蒋友仁、何国宗、钱大昕三人。
但是，西史叙事却不是这样说的。
西史声称，这份弥足珍贵的《坤舆全图》献给乾隆以后，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三四十年后才由参加过润色工作的钱大昕以《地球图说》为名加以刊行。显然，与上述事实情况并不相符。
除此之外，再梳理一下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华活动经历：
1747年（乾隆十二年），郎世宁向乾隆推荐蒋友仁，蒋友仁因此被乾隆任命他为圆明园“大水法”（喷水池）设计者。据说，喷泉建成后，乾隆对蒋友仁十分欣赏，还曾与他作过数次长谈，同时向他询问天文地理方面的问题。
1760年，蒋友仁向乾隆进献《坤舆全图》；
1756年，根据《地球图说》和魏源《海国图志》的记载，蒋友仁随何国宗参加了新疆地理经纬度、昼夜长短及节气的测量。乾隆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后，蒋友仁奉命以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在国子监算学总教习何国宗等人的帮助下，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进行增补，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将测绘新疆、西藏所得的资料结果编成《乾隆内府舆图》（即《乾隆十三排地图》）。
注意这些时间点，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实际是在“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年间）入中国”，因此，蒋友仁根本不可能于1747年设计圆明园的喷水池“大水法”。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传教士蒋友仁没有设计过圆明园的大水法，那么大水法会是谁设计的呢？其他传教士？已经把名头给了蒋友仁，其他传教士肯定不可能来抢功了。
所以，答案唯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了大水法。
极有可能出自样式雷家族之手。而这又将牵出另外的一大堆问题，——所谓的西洋风格（例如，洛可可等）真的是来自于西方吗？
大水法仿古建筑
嘉庆御制圆明园钦定大水法南面正图，立轴 设色绢本。
圆明园真实的大水法废墟，如今只剩下满目疮痍，一片苍凉
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西史叙事中，蒋友仁还是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设计者。作为建筑学家，他被誉为仅次于郎世宁的二号负责人，主要负责人工喷泉大水法及海晏堂、远瀛观等多处水法工程的设计和监修。而真实的情况是，郎世宁只是个画师，并不是建筑师或建筑学家。
如果主要设计者蒋友仁在1755年前并未出现在中国，那西方传教士设计圆明园西洋楼的说法是不是也要被推翻了？
重点说明，《畴人传》中引述的蒋友仁入华时间记录可不是阮元等人胡编乱造，这可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蒋友仁自己署名译著的《地球图说》！
从蒋友仁生平履历造假的情况来看，综合种种蛛丝马迹，可以推定，此人真实的入华时间极有可能在1760年之后，即1760年进献《坤舆全图》（该图充斥着华夏各种专有术语与理论，不可能翻译自西方，且执笔之人是何国宗与钱大昕，西史对何国宗只字不提）、1756年参与新疆测绘皆为伪造。
若1755年入华，引见、双方熟悉都需要一定时间，在中文都说不利索的情况下，双方尚不熟悉，短时间内朝廷对蒋友仁不熟悉，也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对他委以重任，派去新疆参加测绘。
如果蒋友仁没有跟随何国宗去新疆参加测绘，那么，其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将测绘新疆、西藏所得的资料结果编成《乾隆内府舆图》，此事必定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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