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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英国科学地图缤纷复杂，其中科学普及者占据着一席之地。根据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和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等有影响力学者的观点，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圣公会教徒为主的科学绅士们控制着19上半叶的科学，并为英国社会提供了以自然神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秩序观。19世纪下半叶，科学自然主义达到顶峰，并主宰了英国科学的版图。新中产阶级科学家，例如赫胥黎和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1820-1893)等人开始与上述科学绅士们争夺英国科学界的领导权。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图片来源：baidu.com)
新中产阶级科学家被称为“科学自然主义者”或“进化自然主义者”，他们从经验主义出发，提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性的新理论、方法，也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们成立了X俱乐部，成为凝聚精英科学家的组织。自1864年开始，X俱乐部召集了乔治·巴斯克（George Busk）、爱德华·弗兰克兰（E.Edward Frankland,1825-1899）、托马斯·赫斯特(Thomas Hirst)、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赫胥黎、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威廉·斯波蒂斯伍德(William Spottiswoode ,1825-1883)与约翰·丁达尔等一批科学自然主义者，他们每个月都集结在一起商讨如何完成他们目标策略。对科学的探讨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全景，也有达尔文主义革命、科学世俗化、科学专业化等，同时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性别等主题也备受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科学”“普及”等概念更明确地走入人们的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术语并不意味着高端，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低端和不入流。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带有“大众科学”和“普及”这两个标签，他们主要为作家和演说家。“科学普及者”一词最早出现在1848年。但是，科学普及者一直是尴尬的职业，对于丁达尔来说，物理学研究让他作为皇家学会会长，但是受欢迎的大众科学演讲使他顺利谋生，为他提供了进入伦敦精英社会的机会，让他在文化权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物理学家彼得·格思里·泰特(Peter Guthrie Tait,1831-1901)在一篇批评丁达尔的文章中，认为通俗演讲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事业，只能是由特定的个人完成。而赫胥黎则反对，认为“无论是通过讲座还是论文进行科学普及都有它的缺点。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在这个领域的成功存在风险。”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专业化程度还没有完成，因此既存在朝向科学专业化努力的“准专业科学实践者”，也有那些既对科学有兴趣，又有以科学写作为主要工作的科学普及者。
前面提到的X俱乐部的成员，更关心一个人对自然科学的追求而不是他们的“专业”资格。而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对大众科学和专业化科学有了更多的论述和强调。从事专业化科学的人与科学普及者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19世纪中叶，靠科学写作维持生计还是可能的。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和托马斯•米尔纳（Thomas Milner）的平均年收入在150至250英镑之间。这些钱足够维持生活，但不足以积累可观的储蓄。当时，马丁和米尔纳都被认为是科学方面的专业作家。但是，当时的人们也在问：谁能合法地承担科学普及者的角色？19世纪，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在科学领域真正实践的人才有资格。例如，针对《大西洋月刊》中一篇关于“气象学”的文章中的错误,一位评论家宣称,任何没有“误导和混淆一般读者”的 “普及科学”的尝试，都是一项需要最大知识量、最精确的知识理解和最伟大清晰的表达的任务，该任务并不比流动的风格和恰当的例证轻松。有些人，比如那些谴责“耸人听闻的科学”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评论家，认为只有像赫胥黎和丁达尔这样的实践者，才有能力向普通读者演讲，并为他们撰写出好的科学书籍。
图片来源：google.com
19世纪，科学普及者、专业化科学实践者、读者和出版商的关系不断发展演变。阅读的增长是19世纪科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19世纪30年代末，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和不识字的英国人的数量大致相当，而到19世纪末，文盲的比例降到了1%，出版商开始接触由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工人阶级组成的新读者。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众科学”命名的出版物首次出现。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出版物的目标读者是新工业时代的知识阶层。此前，阅读一直是贵族们的专利，大多数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科学读物。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科学”出版物，让面向普通人的出版物流传下来。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价格相对便宜的书刊和杂志，如儿童教育出版物《教育教义问答》，相对便宜的文化期刊《文学公报》(1817年)和《文学编年史》(1819年)，以及一些更便宜的周刊，例如《文学之镜》(1822)、《机械杂志》(1823)、《柳叶刀》(1823)和《化学家》(1824)等等。不可忽视的是，宗教仍然在为科学提供素材。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地质学家休·米勒(Hugh Miller)的科学普及作品就有来自自然神学的素材，米勒是苏格兰自由教士和《目击者》报的编辑，他的第一部面向大众的科学著作《古老的红砂岩》(1841)至少被再版了25次。米勒认为科学揭示了造物主的崇高作品，他关注自然世界的美学维度。
1851出版的《古老的红砂岩》
图片来源：google.com
科学大众化出版商在19世纪中叶科学书籍的爆炸式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商可以通过创作一系列以科学为主题的书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市场和阅读习惯产生巨大的影响。1857年，乔治·劳特利奇（George Routledge）开始策划一系列关于自然史的先令手册。劳特利奇招募约翰·乔治·伍德(John George Wood)加入，担任图书的编辑，同年创作了《海边常见生物》(Common Objects of the Seashore)并面世。这是该系列的第一本书，并立即获得了成功。劳特利奇的出版速度，几乎跟不上读者们的急切需求。出版商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对《创世自然史的遗迹》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钱伯斯(Robert W. Chambers,1865-1933)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商，但是丘吉尔对伦敦的了解，以及他作为医学和科学出版专家的经验对钱伯斯的著作至关重要，对书籍的定位、传达信息方向等问题上处于重要的地位。
19世纪，许多出版商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科学系列。19世纪下半叶起，最重要的科学读物系列分别面向中等知识水准的大众、工人阶级和自然史兴趣者。当时出版商的领导者为麦克米伦（Macmillan）、H.S.金（H. S. King）、约翰·默里（John Murray）、爱德华·斯坦福（Edward Stanford）、卡塞尔（Cassell）和乔治·劳特利奇。
H.S.金于1872年创立的“国际科学系列”，1873年麦克米伦的“自然系列”、1891年Kegan Paul创立的“现代科学”系列、1889年,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的“科学的浪漫系列”, 1889年，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出版公司的“当代科学系列”都属于面向大众的科学读物，并获得了较大的成功。面向工薪阶层读者的廉价丛书包括：麦克米伦的《科学入门》(1872)、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的《基础科学手册》(1873)、钱伯斯出版的《钱伯斯基础科学手册》(1875年)和斯坦福大学的《家用简易课程》(1877)。
自然历史系列也很受欢迎，包括劳特利奇的“共有物”系列、L.里夫（L. Reeve）及其公司的“初级自然历史系列”(1866)、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的“自然历史漫步”系列(1879)、朗曼（Longman）的“毛皮、羽毛和鳍”系列(1893)和艾伦（Allen）的“自然学家图书馆”(1894)。
提到19世纪的科学出版，不得不回顾一下19世纪图书出版行业的变革。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蒸汽印刷技术，极大提高了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商的效率，19世纪40年代，图书出版商也开始采用蒸汽印刷技术。到19世纪40和50年代初，图书的年产量急剧增加，在1858年至1872年间达到高峰，随后自19世纪70年代末至1913年期间再次加速增长。随着图书产量的增加，图书的价格也在下降。19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年出版的科学书籍数量是19世纪初的四倍。在1850年以前，只有少数几本科学畅销书，这份名单列表里包括乔治·康贝(George Combe)八年内销售了11000册的《人类的构成》(1828)和钱伯斯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更大的印刷量和更低的价格意味着更大的销量，1850年以后，畅销书的名单显著增加。到1890年，《创世自然史的遗迹》卖出了3.9万册，成为非常成功稳定销售的科学书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是如此，到1899年达到了56000册。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印刷革命在19世纪末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刷处理技术，例如滚筒印刷、热金属排字、平版印刷、摄影技术、电力驱动对蒸汽驱动的取代等，让平装廉价科学书籍更普遍，还促进了公共图书馆、专业协会的兴起，也带来了职业文学经纪人群体的出现、版税制度的发展以及大众日报的发行。
来源：LIGHTMAN B. Victorian popularizers of science: designing nature for new audienc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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