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蒲纺的老同志戴琰章现年85岁了，1967年由国家化工部第二设计院调来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参加筹建中南化工厂，196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二三四八工程二处的筹建，1975年参加湖北蒲圻纺织总厂的建设，一直工作生活在蒲纺，迄今已有53年。
2020年7月1日，蒲纺工业园区直属机关党支部开展第7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专门请来了有60年党龄的戴老参加。在这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上，戴琰章深情地向参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全体机关党员追忆了蒲纺建设的往昔岁月。
以下为戴琰章同志讲述的内容，经过整理编辑如下：
记得那时，我们到达蒲圻县，当地的农民对我们像亲人一样，都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农民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那时候我们生活艰苦，没有自来水，我们挑水吃，吃派饭，住工棚。我们搭工棚做仓库，是用泥巴，放稻草末子，把鞋子脱掉，用双脚去踩，把它踩黏糊，再来做这个墙。哪里去提什么条件，洗澡不必说了，没有澡堂，那时不会有热水器，一个脸盆就是一个万能的东西，洗脸、洗澡、洗衣服都是它，虽然艰苦，但是大家信念坚强，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三线厂建起来。当时的口号就是“活着干，死了算，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大家再苦再累心里都感到幸福。
当年，我们这一号路通向红旗桥是不通的，中间是一个陆水湖隔着，在湖的那边就是红旗桥，那边是一座山，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志住在马家，住了两个多月，不少来自黄陂县的民工和我们在一起，大家每天就像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硬是把那座山给挖出了一个口子，然后把挖出的土石填到陆水河里，就这样不用修桥把一号路与红旗桥联通起来了。记得有一次，我住在荆峰小学，可是没想到我睡了一晚起来，书包被老鼠咬破了，因为里面有红苕（红薯），这红苕是在荆泉街一老乡家吃派饭，临走时，热情的老乡给装了一书包红苕，这个书包到现在还保留着，我很珍惜它，一直放在家里，这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对别人讲可能毫无意义。那时候，工农关系非常好，当地的农民真是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虽然条件艰苦，但苦并快乐着。
讲一个我家里的故事，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山下现在教委对面的山头上，只有室外供大家集中使用的自来水龙头。没有水厕所，墙是用竹片子和泥巴糊的，这样的工棚是不隔音的，一家放屁，八家都能听见，外头下大雨，屋子里头下小雨，外头不下雨了，房子里头还在滴水，屋顶漏水呀！但是大家生活还是非常愉快，大家有个信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厂子建起来，老的也好、小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晚上都要背水泥、扛竹子，白天要运砖头、运河沙、挖土方，劳动强度很大，但大家都没有怨言。那时候没有什么双休日，连单休日也没有，要问是不是强迫的？不是！都是自觉的，感到很光荣，大家都是这个想法，虽然很艰苦，但是感到非常幸福，就因为自己能够参加三线建设。
我是从国家化工部第二设计院调来的，化工部第二设计院的原址就在山西的太原，我在设计院工作，我爱人在太原化工厂工作，我们就一起来鄂南支援三线建设。太原是省会城市，而且又建设了多年，条件比这里好得多，住的是楼房，不是工棚，有自来水、有电灯。到了这里，我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在太原我们吃的是粗粮，是窝窝头和小米很难吃上大米，我们是江苏人爱吃大米，在这里可以吃大米了。
我们建厂过程确实是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有人说文革工人都不工作，都是上街游行，我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样，但是我们蒲纺不是的，我们的蒲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艰苦奋斗拼命干出来的。1967年我们来的时候，还不是蒲纺，来了以后，购地、拆迁、修路，做好准备工作，后面的建设工程都是很艰苦的，建这个厂，开山呀放炮呀，还牺牲了一些同志，他们为国家三线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的确是不容易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一个村落变成了一座纺城，6个工厂12个二级单位，自办社会，什么都有，什么都是自己办，条件不断地好起来，蒲纺的确是大家艰苦奋斗换来的。同时，蒲纺的建设，领导都很重视，我们在修铁路专用线的时候，咸宁军分区的首长亲自挂帅，领着大批民工来支援，蒲圻县委对我们也很支持，地方上的群众也是没得说的。
我们蒲纺这个工厂绝对不单纯是蒲纺人建起来的，我们在建厂过程中，至少有三条战线参与大会战。第一条战线是工地战线。第二条战线是设计战线，我们要设计纺织厂、设计丝织厂、设计机械厂、设计针织厂、设计动力站，后来把动力站变成热电厂。要搞设计呀，除了设计战线，当时上级有个规定，我们二三四八工程二处不可以用一台外国的机器，一定要用国内的先进机器，但是有些设备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比较完整地制造出来，比如四大队的经编机，经编机光有经纱，没有纬纱，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较完善的经编机，即便是进口的，也比较差劲，没有油箱，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光为我们研制这个经编机就成立了非常保密的设计试制组，到全国各地去找针织机械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来设计来研制，最后终于研制出了Z303经编机，有油箱的，油箱中是三级四连杆机构。这套设备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机器刚制出来时，吐出来的像丝瓜瓤子，根本不是蚊帐布，怎么办？那里的技术人员、工人师傅有志气，真是费尽千辛万苦，流尽了汗水，终于研制成功了，让我们的蒲纺拥有了全国第一台最好的经编机、全国最多经编机台数的针织厂。我在这里举的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其实，跟我们丝织厂设备制造有关系的还有很多厂，像上海的二纺机、上海印染纺机厂都为我们试制了设备，我们都参加过他们的试制。
记得我们要搞这个A186梳棉机，就是后来我们纺织厂要的梳棉机，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梳棉机，只有A185梳棉机，在哪里呢？在上海国棉一厂。上海国棉一厂是搞纯棉的，上海国棉二厂是搞混纺的，我们也要搞混纺，搞混纺的厂没有这个机器，有这个机器的厂不是搞混纺的，怎么办呢？结果是三个工厂的几位技术人员和工人集中到上海第一纺织厂去给我们做实验，技术人员是上海国棉十五厂和国棉二厂的工程师，及国棉二厂的两名操作工，他们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上海国棉一厂还专门把一台A185的梳棉机停下来给我们用，让我们做涤棉混纺的试验，当时北京设计院的同志和纺织部设计院李法明同志都参加了，我们在一块儿搞了一个多月，终于试制成功了。A185每小时可以生产25公斤棉条，不是当初的泼拉脱梳棉机每小时生产7.7公斤了，而且那个飞花的状况大大改善了，防污染效果强多了，A185机械出来了，还应该再进一步，所以就要求生产A186梳棉机，谁跟我们生产呢？青岛纺机厂为我们生产出了A186梳棉机。所以说，二三四八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这是社会主义大协作搞起来的，正因为社会主义大协作，专门对我们需要的设备展开试制，我们才有了A186梳棉机，这样的例子很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这是关于设备和设备制造这条战线。第三条战线就是工人培训。蒲纺后来有1万7千名工人，而且生产门类繁多，有丝织的、针织的、纺织的、机械的，工人都是招来的新工人，他们不会，怎么办？送出去培训，谁给我们培训？老厂呀！老厂对我们去培训的人，那完全像亲人一样对待，安排得很好，有中纺机、有上海的丝织三厂、丝织五厂、上海织袜八厂、织袜五厂，他们都承接了我们的培训任务。我们这个机械厂转印染的时候，培训印染工人，江苏南通印染厂为我们培训工人，都是让最好的操作师傅和机修师傅来教我们的学员，如果不是他们给我们培训，我们招来的新工人怎么会生产？我们的工厂设计，有北京设计院、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上海纺织设计院。帮助我们的单位数上海最多，上海不但对我们进行机器方面的试制，而且还帮助我们试制了许多产品。我们原来准备上毛皮厂，也就是二大队，上海的第十五毛纺厂有毛皮机，专门给我们做毛皮实验，我们打算在桃花坪这个地方要建一个毛皮厂，60台机器，这个毛皮厂后来没有上。我当时任筹建处生产组技术员，这些至今都记得。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二三四八指的是云溪，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没有下文了，但我们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第二筹建处，我们在外面联系工作的时候，真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我自己为例，我是不抽烟的，一根香烟不给的，就是一张介绍信，去了以后，那里的单位、工程技术人员、那里的师傅都是热情地接待，说我们是解放军的工程，是军需工程。人们有一个概念，军需不比军工的等级低，军需是服务全军的，军工可能是炮兵就是为炮兵服务，空军就是为空军服务，海军就是为海军服务的，但军需是为海陆空服务的，是为全军服务的，所以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支援都非常大，非常到位。所以说我们蒲纺建厂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大协作，我们蒲纺后来很多产品在全国名列前茅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的辉煌，成为全国最大工业企业500强之一，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蒲纺人战天斗地、发愤图强、勇争一流的气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
我们招进来的学员工都是未经过培训的，有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来了以后，都是学过专业的，但有好多不是学的纺织专业，我们都是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原来是中南化工厂，到了1969年11月7号，中南化工厂交给了总后，1969年11月7日，就是蒲纺的建厂纪念日。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记得就是在这一天，首长找我谈话：小戴同志，你准备一下，明天到上海。我说我到上海干什么？首长说配合设计，你不是设计院来的吗？我说我是化工设计院来的。首长听了不高兴，说：“什么化工呀，纺织呀？！革命就是专业！”“革命就是专业！”，我就听了，就去了。告诉大家，我在纺织厂没有工作过，但是严格地讲，我是纺织厂最早的工作人员，它的设计、它的机台，我都可以背，如设备A186梳棉机、A453粗纱机、A512细纱机、1511布机等。我参与了设计院的设计。
“革命就是专业！”我对这句话体会很深刻，是这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很多被分配来的大学生，并不是学纺织的，来了以后，首先是参加劳动，当时我是担任测量的联络员，在外面请测量的师傅帮我们搞测量，那时从大学里分配来的大学生，包括我们的李总，后来是总厂总工程师的李仁，包括总厂的工会主席屠礼华都是大学生。李仁、黄炳荣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友政、屠礼华是华中工学院毕业的，全国还有不少大学生，分配来了以后，都到我这个小组里来，干啥？搞测量，他们都不会，因为都不是学测量的。“革命就是专业！”现在你学的那一套，暂时不需要，但测量需要，你不能坐在家里吃闲饭，你就得去劳动，去了拿个花杆子站在那里，师傅在那里瞄这个镜子，瞄完以后，哨子一吹，你赶快跑到另一个地方站着，很辛苦的。辛苦就辛苦，这没有办法，但是那些大学生谁都没有说辛苦，什么学以致用，什么专业对口，不讲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建这个厂。这些大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厂里的骨干，都是非常优秀的。
“革命就是专业！”这个口号的确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有两次经历。一次是派我到上海，我在上海一住就是3年，过春节不让回来，春节前厂里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戴琰章等同志祝贺你们继续坚守岗位。他没说不让你们回来，其实继续坚守岗位就是不能回来。把信一看，我们小组的人都不能回来，都在上海过年。在上海过年有一个好处，上海华东物资工厂管理局的首长，他们都是穿军装的现役军人，对我们很爱护，安排我们吃年饭，免费的，驻地的首长待我们都是很好的。还有一次是后来蒲纺要办技校了，办技工学校，当时我是工程师，总厂就想到技工学校不是师范，要我这个工程师去当校长，就找到我的头上，把我调到技校来当这个校长，当了3年。3年后，又回到了工厂，到了工厂后，咱们的总厂巨铎厂长找我谈话，他说：老戴，找你谈一点事，把机械厂改成印染厂，你是化工设计院来的，印染就是化工。我听了以后，本来想说印染不是化工，但话到了嘴边，缩回去了，为什么缩回去了呢？因为第一次去上海首长就教导我了“革命就是专业！”现在不要再说了，是不是呀？我说，噢！巨铎厂长说，给你的职务就是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你的工作就是设计组长。去了以后，搞转产设计。转产有很多战线，设计是其中之一，还有建筑、设备等等方面，我去当这个设计组长。
“革命就是专业！”口号在我的心里头烙上了印记，我觉得也是，一个人在学校里学的是一点基础知识。毛主席说得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主要方法。你想呀，这样说，并不是讲过去学的专业对你没有用，你起码学了很多文化，但也确实是隔行不隔理。我举个例子，我们搞化工，什么管道呀、塔呀、釜呀，方方面面，是大的，我们现在搞纺织，小巧玲珑，机器设备这一台那一台，梳棉、并条、丝织、针织、印染，虽说不一样，但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你每个机台都有单产，都有看台，一个工人能够看多少台，都有通道、占地面积、装机容量、水、电、汽用量这个是共同的，所以你别看，还真是隔行不隔理，在设计院那一套都用得上，虽然机器的操作技术可能不一样，但总体设计的道理还都是差不多的，你说蒲纺是不是一个大学校？所以，蒲纺不仅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而且是一个大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包括我们这些学过专业的人，也进行了再学习；没有专业的人，在蒲纺通过培训学习，很多人成了会计专业、工程师专业的专门人才，很多工人本来不是人才，但经过培训，经过刻苦学习成了操作能手，都成了人才。在蒲纺改制的时候，蒲纺人出去找工作，容易找到，因为大家是在蒲纺学习培训的。
（本文由2348马翱授权发布 编辑：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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