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的深秋季节，我脚踏殷红的枫叶，来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钊烈士的墓地，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美文夜读10种境遇?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美文夜读10种境遇
上世纪末的深秋季节，我脚踏殷红的枫叶，来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钊烈士的墓地。
据公墓的管理人员介绍，李大钊烈士的陵墓曾在“文革”中遭到摧残，然而，就在墓地的深处，掩埋着党和人民为烈士镌刻的“墓志铭”，它象征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英名，将万古永存，世代铭刻。这块“墓志铭”是怎样建树的？它的珍贵内容是什么？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李大钊烈士的次子、当年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光华。
当时的李光华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他文雅端庄，举止质朴，谈吐从容，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先烈的遗风长驻。我们的话题是从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以及六年后北京人民公葬李大钊烈士的情景开始的。李光华说道：
“父亲就义时我刚满4岁，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并不多。后来从许多革命长辈那里，从长姊、长兄的口中才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父亲从1918年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1927年英勇就义，近十年间，一直在反动派的心腹之地北京坚持斗争，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北洋军阀处心积虑地要剪除他，但他总是镇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锐进之子，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入关，控制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后，首先下令逮捕父亲。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许多同志劝父亲暂时离开北京，他却婉言谢绝。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他护送一些同志疏散，自己则和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形势越来越险恶了，他烧毁了秘密文件，学会了使用手枪，为应付猝不及防的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的反动政府调集了警察、侦探和奉天宪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包围了我们在东交民巷的住宅，逮捕了我的父亲。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乌云一时笼罩了中国的天空。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一根根竹签被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几次疼痛得昏死过去。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据理痛斥了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罪恶，庄严宣告自己的信仰，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传播真理，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秘密则只字不吐。当时许多报纸对此都有报道。有一家报纸说：‘李着灰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
“父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声援。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父亲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党组织同意了父亲的意见。
“张作霖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谴责，组织特别法庭，判处了父亲和一同被捕的19名同志的绞刑。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父亲和其他19位年轻的革命者一起，被敌人押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的临时刑场。父亲第一个泰然自若地走上绞架。他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慷慨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马克思主义将遍洒全国各地！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父亲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38岁。
“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又不准安葬，灵柩寄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达6年之久。1933年4月，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父亲的生前好友，发起为父亲举行公葬的活动。那一年我刚满10岁，听说，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我父亲的公葬捐款。当时，参加父亲公葬活动的各界人士达万余人。
“1933年4月23日清晨，送葬的队伍从浙寺出发，在白色恐怖下，为我父亲举行路祭。送殡的队伍越聚越多，人群堵塞了马路，车辆断绝通行。人们胸前挂着白色的花朵，臂上佩戴着青纱。母亲和星华大姐、炎华二姐、欣华弟弟我们这些遗属，乘坐了两辆马车走在送殡队伍前面。向后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头的群众队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洪流。花圈接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他们时而高呼口号，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送殡的队伍每到一处，就有许多群众团体沿路公祭，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反动派互相勾结残杀了父亲，又多年不许安葬，群众早就为此愤愤不平，又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国民党则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群众怒不可遏。送殡的群众一边走，一边高喊抗日救国口号。送殡变成了示威，变成了对反动派的抗议行动。
“反动派害怕了。他们在西四一带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当送葬队伍行至西四路段时，遭到敌人的枪击和抓捕。
“当父亲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只见一辆骡子车飞驰赶来，车上拉的是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的石碑。记得碑额上镌刻着镰刀和斧头，碑文记述了父亲的生平和功绩。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最高奖赏。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共产党人的墓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树立的，这块珍贵的石碑只能与我父亲同时埋于地下。”
当我问到埋在大钊烈士墓中的墓志铭时，光华同志回答说：“当年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曾受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传播真理，名满城中。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这篇碑文，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公开采用。后来由刘半农先生书写了一块仅有父亲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简单墓碑，树立在父亲的墓前。”
讲到这里，李光华同志心情很是激动，意味深长地说：“父亲在生活的征途上，只迈过了短促的38个年头，而他那坚实的步伐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却始终成为我们后来人所效仿的榜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当我告别李光华同志的西山住宅区时，西山上飘起了灿烂的晚霞，映照着山坡上的枫叶，天上地上一片殷红。
（祁淑英，作家，现居石家庄 刊于《燕赵都市报》2018年7月3日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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