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传播与社会影响》/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等著/何道宽译）
我所谓交谈，指的是没有直接用处和眼前用处的任何对话，包括为谈话而进行的谈话，为愉悦、游戏、礼貌而进行的谈话。这个定义不包括司法查询、外交或商务谈判、宗教会议甚至是科学讨论会，虽然科学讨论会常常有相当冗余的唠叨。我所谓交谈不排除一般的打情骂俏，虽然目的清楚，但是它本身并不因此而令人不高兴。它包括一切可有可无的讨论，甚至是野蛮人中的多余话。如果我的关心仅限于特别艺术性的、温文尔雅的会话，我最多只能够追踪到（古典时代以后）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或17世纪的法兰西、稍后的英格兰和18世纪的德国。但是，温文尔雅的会话这朵绚丽的文明之花尚未绽放之前，最早的蓓蕾已经在语言之树上冒出来了；虽然原始人最初的交谈不像精英的话语那样硕果累累，但是他们的交谈并不缺乏这样的杜会意义。
除了决斗之外，谁也不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观察别人，除非他是在与人家交谈。这是会话特征中最持久、最重要、最不为人注意的特征。这是人们彼此的自发注意达到顶点的标志。凭借这样极端的注意，人们破此渗透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社会关系。在交谈的过程中，会话使人的交流难以抗拒，这样的交流却又是不自觉的。因此会话是最强大的模仿动因，也是传递感情、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最强大的动因。吸引人、受欢迎的讨论，常常不会有许多含而不露的意义，因为它承认交谈者这样的意图。交谈者在近距离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受语言的影响，而且受语气、顾盼、相貌、有磁性的手势的影响。有人说健谈者有迷人的魅力，那真是说得好，说得有道理。电话上的交谈大多缺乏这样的魅力，所以往往会令人生厌，除非这些谈话有纯粹的实用功能。让我们尽可能把交谈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勾勒一下：交谈分为什么样的类型呢？交谈在历史上、在自身的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成功的阶段呢？交谈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呢？它与社会的和平、人的爱情有何关系呢？和语言、风俗和文学的变化有何关系呢？这是一个大课题，以上列举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写成本大部头的书，我们不可能在此把各个方面都说透。
交谈千差万别，因许多因索而变，这些变量有交谈人的牌气、文化程度、社会处境、仪式源头或城市背景、职业习惯、宗教信仰。在题材、语气、仪式、语速、时间长短上，交谈也千差万别。有人已经对世界各大都会中行人的平均行走速度做了测量：发表的资料显示，人们行走的速度有很大的差别，步速的恒定性也有很大的差别。我相信，如果这些统计数字可靠，每一个城市的语速也是可以测量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发现的结果在城市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别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看来，人们的文明程度起高，走路和说话的速度就越快。贝勒梭特先生在《日本之旅》中指出：“日本人谈话速度慢，喜欢摇头，坐在火盆前的身子却一动不动。”所有的旅行者都注意到，阿拉伯人和其他原始民族说话慢。未来属于语速快的人民还是语速慢的人民？也许是属于前者。不过我认为，很值得我们用统计数字来就这个问题进行精确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应该经得起社会心理物理学的检验。目前，这门学科的要素还不具备。
高位人和低位人的交谈与平等人的交谈不同，亲属交谈与陌生人的交谈不同，同性之间的交谈和异性之间的交谈不同，这些交谈的语气不一样，甚至快慢也不一样。小镇居民的交谈和大城市有教养居民的交谈不一样，也必然不一样，因为小镇居民维持着世世代代友谊的纽带，而大城市的人却难得互相认识。两种人都谈他们最熟悉的东西，都谈他们思想方面共同的东西。然而，既然大城市的人不认识，两个交谈者共同的东西必然和其他许多人相同——由此而产生他们谈一般话题的倾向，他们倾向于谈一般人感兴趣的思想。与此相反，小镇居民思想里的人同之处，不外乎是熟人的生活特征和性格特征，仅此而已——由此而产生他们东拉西扯、说长道短的倾向、在大都会有教养的圈子里，闲言碎语比校少，然而，这并不是说那里卑鄙污秽的东西就一定少，而是说那些肮脏的东西难以找到共同的主题，除非这些肮脏的东西发生在政治人物或舞台明星身上。大都会公开的闲话并不比小地方私下的闲话好；公开的闲话取代了私下的闲话，只是有点令人遗憾：它使更多的人感兴趣。
让我们暂且阀置许多次要的区分。首先需要区分的是：舌战和交互式谈话的区别，以及讨论和交换信息的区别。无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这些对子中，后者的发展总是以前者的牺牲为代价。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青少年时期喜欢争论和打架，但是，随者年龄的增大，人们却避免矛盾，并寻求思想的和谐。
再来区分义务性交谈——受控与仪式性交和自愿性交谈的区别。后者一般只可能在地位平等的人之可之间进行，然而人与人之同的平等既推动了自愿性交谈又缩小了义务性交谈的范围。除非用历史的眼光来加以解释，否则义务性谈话就太奇怪了。用命令把义务强加在公务员身上，用社会约定把义务强加在平民身上，要他们定期互相造访，坐在一起，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被迫绞尽脑汁交谈，可他们无的放矢地空谈一番，说的话是不想说的，想说的话却又不说出来——这实在是太怪诞了。但是，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束缚：只有回到这种习俗的源头，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交谈的义务。低层人士对领袖和首领的拜访、附庸对宗主的覬见，目的是送礼纳贡，起初是自发的、不规律的，后来则成为习惯性的、有规律的——赫伯特·斯宾塞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解释。与此同时，这些场合自然也成为双方谈话的场合，他们的谈话可长可短，但总有一方是过分恭维的，而另一方则居高临下地表示谢意。在这里，交谈是送礼的惟一陪村；许多农民对交谈的理解依然如故；在最落后的地区，他们与高层阶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随者岁月的流逝，昔日造访中的这两种成分逐渐分离开来，礼品成为赋税，交谈单独发展；然而即使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也少不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仪式形式——我们可以从中演锋出些公式和象征性的礼节，一切会话都以这些礼节来开头和结尾。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会话都要表明对有幸谋面的浓厚兴趣，并渴望再次见面。这些公式和礼仪越来越短暂、但始终是永恒的框架，打上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的烙印。
义务性交谈的另一个源头，想必是原始人闲暇独处时产生的无聊，也是文盲闲暇独处时普遍产生的无聊。社会地位低的人即使无须礼品在手，也认为有必要去陪伴地位高的人，和他交谈，给他解闷。这个源头和刚才提到的那个源头，很容易解释义务性交谈的礼仪框架。
至于仪式性交谈的源头，可以到人的社会性中去寻找；从古至今，人的社交性在同辈和同志的自由讨论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任何时代，人们都谈论神父或老师、父母或主人的教诲，谈论讲演者或记者传授的东西。于是，尊者的独白就养育了平等人的对白。但我们要补充一句话：交谈者角色绝对平等的情况是难得一见的。大多数时候，一个人说的话总是大大超过另一个人……
……约束现代交谈的最强大力量是书籍和报纸。书籍和报纸泛滥之前，交谈的地区差异很大；再也没有比这种变异更加突出的现象了，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话题、语气和风格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与此同时，再也没有比这种交谈更加单调枯燥的了。如今的情况刚好颠倒过来。报纸使人们的交谈在内容上统一，使交谈更加活跃，使之空间上异质、时间上多样。每一天早上，报纸都给它们各自服务的公众提供当天的谈资。任何时候你几乎都可以肯定，男人们在俱乐部、吸烟室里交谈的是什么。然而，话题却每日一变、每周一变，除非一个全国或国际的当务之急的话题始终维持不变，所幸的是，不变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同时进行的许多交谈在内容上日益相似，在地理上日益扩张一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说过交谈的种类、变化和原因之后，再来说一说交谈的结果，这是我们刚开始接触的一个题目。为了不至于遗漏，我们将根据广为人知的杜会关系范畴来进行分类。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交谈保存并丰富语言，只要会话不超过语言现有的领地。交谈刺激文学，尤其是戏剧。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交谈是使人改宗的、时而传播教条时而散布怀疑论的最有效的手段。宗教的确立或削弱，与其说是靠布道不如说是靠交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报纸出现之前，交谈是政府的惟一制动闸，是固若金汤的自由堡垒。它造就声誉和威望，决定荣耀和权势。它使不同的地位趋于相同，它破坏表达这些名望的等级关系。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交谈使判断财富的用处走向标准化，它创造并具体说明价值的观念，确立一个计量尺度和价值系统。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经济学看来纯粹是浪费时间的多余的闲聊，实际上是最不可或缺的经济动因；因为没有闲聊就没有观点，没有观点就没有价值；反过来，价值又是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念。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交谈与自我主义斗争并常常取得胜利，交谈对完全追求个人目的的倾向起到抗衡的作用。交谈追踪并展示的一面，正好与自我主义的目的论对立，它追踪并展示的是完全社会性的目的论；社会性的目的论造成有益的幻想或常规的交谈，它用得体的夸奖和恰当的责备，使人们能够把谎话当作真情来接受；这样的交谈方式在人们的接触中传播开来。凭借深入彼此的心扉和头脑，会话有助于一种心理的萌芽和发展，这种心理不太像是个人的心理，主要是社会和道德，心理。从唯美的角度来看，会话产生礼貌，起初是单方面的礼貌，后来则成为互相的赞扬。交谈使人们的判断品位趋同并最终达成一致：于是，一种诗学艺术和审美语言就走向精致，并成为至高无上、世世代代、各个国家都推崇的艺术。由此可见，交谈对文明演进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礼貌和艺术成为文明的主要条件…
交谈的运转和舆论的变化形成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权力的变化有赖于这条纽带……
如果每一个法国人都认识一个有地位的人比如米拉波或拿破仑，那么无须与人交谈，这个人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即使他自己也许会默不作声，但是大多数法国人还是会被他迷住。不过既然这个假设不可能发生，一旦这个人的名气超超了小镇的范围，人们就不得不通过交谈来创造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威望。毕竟，大约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们之所以服从这个权威，那是因为我们看见别人服从他。首先相信他的人，有理由或自认为有理由服从他：他们相信这个权威人士拥有保护人和指引人的能力，或者相信他的年纪、门第、雄武、口才或天才。他们心中升起的这种信任，通过交谈自然而然地传给了其他人，于是其他人也开始相信这个人。通过谈论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使他声名狼藉或闻名遐迩、声誉卓著，这样的光耀使他取得权：此后，我们就议论他的竞选纲领或政令、战功或施政措葩、从而使他的权力增长或消减。
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这个权威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似乎还不大注意这个作用。思想的交流——相互交流的或单向的思想馈赠——难道不是服务业里交换行为的序幕吗？同一社会的人围绕消费或生产中的需要和欲望进行交流时，难道不是首先借用语词、通过说话来实现交流的吗？买一件新东西的欲望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看见它，而不是在交谈中提到过它这样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最初接收邮件是大学或教会的特权，再往回推一点，那就是王室的特权。
关于这个重要的制度，我只说一句话：其发展符合样本从上至下的传播规律，首先是国王和教皇有的己的邮件，随后是王公和高级教士，以后才是一般的贵族，再往后才是他们的仆从，如此这般逐级往下传，从上到下一直到侵底层。底层那些人也禁不住心痒痒、手痒痒想写信……
1700年到1777年，信件的数量从250万封增加到1000万封，增加了3倍，目前，邮政统计数学使我们可以计量各国信件快速和持续不断加的情况，使我们可以计量写信需求不平约、无规律的增长情况。邮政统计数字还可以告诉我们各国社会交往不同程度的情况和进展的情况。
然而，这个统计数字正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般地说，统计数字是社会量大体的测算方法，可是这样的社会量之下，总是隐藏着质的差别。实际上，从外部去观看，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书信几乎都一模一样，看来，统计学家计算中需要的同质性单位，最好不过地存在于书信之中。书信的体例、格式、信封、封口、抬头都差不多。如今的书信上粘贴的是同样的邮票。刑事和民事统计数字远远没有这样相同的计算单位，然而，一旦打开信封，你就会发现极其深刻而实质性的千差万别，尽管其拾头和落款的套路常常有不变的成分。[信件的形式基本一致，信封、邮戳和地址都基本一致…然而尽管抬头和结尾都是那一套程式化的语言，但一旦打开信封，你看见的千差万别多么独特、深刻，实质上多么不同啊！因此，把这些本质不同的东西加在一起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弄清了信件的数量，对其长度却一无所知。不过，弄清一种趋势无论如何都是饶有趣味的：是否信写得越多，就会越知，就会越平谈（且枯燥)？——看来有可能]因此，累计这些千差万别的信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只知道它们的数量，连书信的长度都不知道。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看看书信是否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变短，并且会变得更加平淡的统计数字们——那可能是更加有趣的。倘若我们有关于交谈而且这些统计数字是同样有效的，我们就会希望知道：在这个忙碌的世纪里，交谈的长度是否和交谈的類率成反比。降雨量最大的都市——请允许我使用这个类比一一一常常是降雨最不频繁的地区。如果能够了解交谈和书信最实质性的变化，那是特别有趣的。可惜，这里的统计数字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丝毫的信息。
在这个方面，新闻业的来临无疑对书信体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刺激作用。报纸给会话以许并得到丰容的营养到多新的刺激和食物、使之受到激活，并得到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报纸又耗尽了书信的许多源泉、使之为自己谋利…
报纸卸掉了私人通信的包状，使私人不必报告新闻——能不能说，它把书信文学推上了真正的文学道路——狭义、深刻、完全心理的和亲切的文学之路呢？如果这样想，那恐怕是一种幻觉。我们的文明越来越都市化，我们的朋友不断增加，亲密程度却反而下降：由于这些原因，在我们交谈和通信的对象中，个体的人越来越少，群体却越来越多。我们真正的交谈对象，我们真正的通信人是公众，这个趋势日益明显。因此，报纸上的公告和广告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私信增加的速度，这就不足为奇了。私信和公务信大不相同，应予以区别，私信亲切，比较闲适。也许，我们有理由相信，私信的数量会继续减少，长度会继续缩短。在一些报纸的“私人通信”栏目里，就连情书也异常简约——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现象做出私信趋势的判断。电报文字和电话交谈因为实用而比较简短，它们侵犯着书信的领地，对亲密书信的文风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报纸的侵略，另一方面是电报和电话的侵犯；在两面夹击之下，即使邮政统计数字表明，书信至今犹存，那也是繁荣的假相，那也是因为公务信有所增加而已。
亲切而详尽的私信被报纸扼杀了，这可以理解，因为报纸胜过书信，是书信的等价物，或者说报纸是书信的延伸和放大，是书信普世传播的一种现象。报纸和书籍的源头不同。书籍起源于讲演、独白，尤其是起源于诗歌和歌咏；诗集的出现早于散文集，圣典的出现早于世俗的书籍，书籍的源头是抒情的和宗教的情感。相反，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日常的东西、它来自于私信，私信又来自于交谈。因此，报纸起初像私信，其对象是个体的人，它只是私信的若干份抄本而己（然而报纸仅仅是舆论的一个源头，而且是刚刚露面的游头。我们把报纸放在优先的位置米研究，那是因为它最为明显。不过我们还应该对交谈进行研究，而且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这是明智之举，因为交谈是一个尚未探索的领域，是形成舆论的一种媒介。我们认识到，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是一条看不见的消消细流，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虽然它未必很有规律。
总之、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于私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利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正在给它们提供最丰富的营养：它正在成为全世界每个人阅读的相同的东西。每一天每个人读的报纸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起初，报纸是对闲聊和通信持久的回应；末了，报纸反过来成为闲聊和通信惟一的源头。书信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尤其是活在它最浓缩、最现代版的电报之中。一封私人的电报，发给报杜总编辑，成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轰动新闻，立即在欧洲大陆的大城市激起群众的兴趣。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很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并且将其命名为舆论。如此看来，报纸完成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事业，它始于交谈，通过闲聊和通信而得到延伸：然而，它始终处在稀缺而分散的状态，只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个人的意见融合为地区的舆论，地区的舆论又融合为全国、全世界的舆论，这就是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我说公共头脑，而不说民族头脑和传统头脑：因为尽管受到理性而严肃的国际性的双重夹击，民族头脑和传统头脑还是保留着各自的特色：一般地说，民族头脑只不过是大众对国际性的回应和反响。这个公共头脑非常强大，只会增加，因为个体的人需要和公众保持一致，需要按照舆论来思考和行动，随着公众人数的增加，舆论的强制力随之加大，个人与公众保持一致的需要随之得到满足：于是，这个需要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谁以抗拒。由此可见，看见同时代人在舆论中随风摇摆，我们实在不应该大惊小怪，也不应该妄下断语说：人的性格必然软弱了。白杨和橡树被风操刮倒，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如以前坚挺，而是因为风力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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