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日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聚焦点，身处聚光灯的正中央。经济、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的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短时间巨大的腾飞像是酒精一样刺激着国民的思想并使之癫狂，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90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5000美元，比美国还要高。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曾经的繁荣就像一场黄粱一梦。回头审视日本30年的发展过程，是什么造就了日本的停步不前？又是什么造就了“低欲望社会”，或是“低智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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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商社会”—大前研一
“低智商社会”一词是由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智商社会:如何从智商衰退中跳脱出来》所提出，这位来自于麻省理工的博士从政治、经济、网络社会、教育等各个范畴去分析，指出了日本社会各种现实存在的低IQ现象，同时呼吁日本国民反思面对的问题，开阔视野，思考未来，走出“低智商”的怪圈。
本书共分为十个章节，分别从不同领域阐述了作家的思想，让我们看一看其中值得思考的部分。
第二章 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在日本，不论是官员、政治家还是媒体工作者，对这种问题能够进行全方位思考的人非常少，这样一来，“政府萧条”、“政府失业”的状况将加剧。绝大多数国民什么都不思考，只知道和媒体一起制造混乱，最后只是按照政府的意愿来行事。
第六章 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
经历了偏差值教育的这一代人都陷入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偏差值高=智商高”。所以他们在这个时代是不会有危机意识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社会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将由那些“偏差值高”的人来解决，而自己用不着去浪费脑细胞。
第七章 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
教育新生会议罗列了一大堆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校园凌辱现象”、“素质教育的弊端”、“平均主义”、“形式主义”、“封闭性”、“隐蔽保护主义”、“消极主义”……而最终提到的解决办法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废除“素质教育”、加强德育教育、消除校园凌辱现象和啃老现象以及自由职业现象，仅仅这样就能改变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吗？
关于日本如今的社会状态，学术界众说纷纭，视界君将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回顾战后七十余年日本教育与社会兴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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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复兴, 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惨败，国内百废待兴，为了重振经济发展，日本官方看中了文化兴邦、科技崛起的路子，倾尽国力搞教育，首先推出了九年义务教育。
早在1953年，日本就发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确定只有让日本人少去研究不切实际的人文历史，多掌握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人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件事必须从娃娃抓起。
而文部省在1962年发表了教育指导意见的白皮书，《日本的成长和教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论述：
“要使日本复兴, 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 ，我们由于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
随后日本人又颁布了《关于改善当前教育制度的迫切期望》, 《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关于推进技术教育划时代的振兴措施的要求》等等一系列纲领性的文件，发誓要让日本未来的年轻人，人人都变成爱迪生。
教育投入带来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后连续20年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同比增长，1968年GDP总量跃升全球第二，迎来了发展的高光时刻，不仅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当时每个家庭手里可支配的金钱也呈直线形势稳步上升。
日本的经济直接就起飞了，日本人的腰包马上就鼓了，日本人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按照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的说法：“一般说来，振兴国家、肩负国家重任的是人。民族的繁荣与衰退, 也是这样。资源小国的我国, 经历诸多考验, 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 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
—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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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教育”—40年前的教育减负
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20世纪70年代开始，迎来婴儿潮到来，家长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多，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少。
激烈竞争的大学入学考试，蔓延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众多家庭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课外补习班上，同时考试舞弊、录取黑幕等层出不穷，家长们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要求“减负”的浪潮响彻日本。
因此，日本的教育专家提出了“教育减负”，以及如何让教育适应经济的相关讨论之后，家长们迅速成为了摇旗呐喊的一批人。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顺应民意，发布了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
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
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1989年，文部科学省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订，把目标修改为“培养能够自主应对社会变化、有丰富人格的日本公民”。
1998年，《学习指导要领》再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目标是精选、严选教育内容，引入了“综合学习时间”的科目，强调体验，要让学生自己找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新的学习观。
但是，修订的内容公布以后，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社会上对于“宽松教育”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很多人认为，“宽松教育”导致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下降，因此当时的文部科学省大臣远山墩子提出了“劝学”倡议。
4月，日本中小学全面实施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
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而伴随宽松教育改革三十年余来的教育减负，诞生了在“宽松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的“宽松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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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世代”—“虽然我们都是废物”
2016年4月17日，日本电视台（NTV）播出了一部名为《宽松世代又如何》的电视剧。
剧中三位1987年出生的主角被视为日本社会第一代的“宽松世代”人，大量写实的细节，让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关注，他们的经历、他们从学校进入社会之后的困惑、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评价，让与他们同龄的日本年轻人感同身受。
“宽松世代”成为最热的话题之一。
何为“宽松世代”？《宽松世代又如何》的宣传海报上的关键词让人一目了然：2002年日本进行教育改革，全面实行一周上学5天的双休日制度；削减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导入绝对评价（不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的情况下评价特定学生）。1987年出生的人上高中时刚好赶上这一教育改革的正式实施，他们也就成为了第一代的“宽松世代”。
“宽松世代”是怎么炼成的？从社会背景来说，经济低迷、少子化、老龄化都是推手之一，但最直接的推手，则是“宽松教育”的盛行。
“宽松世代”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特点：
他们纵情享受当下，不关心明天和未来；
优先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们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米内的事情”；
抗压能力差，缺乏忍耐力；
缺乏行动力。他们不想工作、不愿奋斗，连恋爱都懒得谈；
他们沉迷于动漫、游戏、爱情动作片，能靠幻想解决的问题，绝不付诸实践。
......
除此之外呢？
宽松教育带来教育不公平，加剧社会分层，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
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宽松教育的减负只能是有利于富裕家庭，间接剥夺了寒门孩子的希望。于是，阶层就此分化，一部分孩子在学校减负、在校外增负，获得社会竞争的优势。
由于受宽松教育影响的主要是公立学校，也就是普通人的孩子，而有钱人的小孩大部分读的是私立学校，他们依然在刻苦读书，照样上各种补习班，所以双方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后在日本的名牌大学里，集满了上层社会的子女，他们毕业后纷纷进入了高收入阶层。
这让日本的普罗大众，感到彻底的绝望，也让日本社会彻底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
无论是公开媒体报道还是社交网络上，我们都把日本当成一面镜子，但提到日本时却都是宅、低欲望、老龄化、低生育率、经济停滞不前、老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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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宽松教育”政策成败，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但回顾日本的“宽松世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现象—“躺平”。日本如今的社会状态或许不仅教育层面成，四十余年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因素都在潜移默化改变着日本的国民思想，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宅”，没有欲望，更没有有理想。
他们是否也曾努力，也曾有过理想？还是在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之后选择了“躺平”。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社会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将由那些“偏差值高”的人来解决，总会有“天才”挺身而出，而自己只负责“躺平”。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如今的“双减”，我们似乎可以在日本的教育中找到我们的影子，而部分青年人也愈发“宅”、“颓废”、“没有理想”。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发出了“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时代声音。最后，视界君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要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出处：《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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