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王羲之学书自述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浥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处见张旭《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书笔阵图后》）《晋书》王羲之 “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别传》云：“羲之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其所措意，皆自然万象，无以加也。” （陈思《书苑菁华》）
王羲之
如上所述，王羲之的书艺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成就首先得力于卫夫人的教导，继学诸家，尤其是向篆隶方面取法颇多。他所借鉴的李斯、曹喜，就是秦汉时期的篆书大家。曹喜所擅长的 “垂露” “悬针” 之法，对后代的楷、行书体很有 “滋阳” 的作用。蔡邕三体石经中的隶书对王羲之有很深影响。其书 “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袁昂《书评》）”、 “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 （张怀瑾《书断》）。而三体石经 “字画谨严”，也正是王羲之所以心仪的。在他自述中所提到的张旭，是草书大家张芝之弟，所写隶书、章草颇有 “妍华” 之致。这些都对王羲之书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到他手中，东晋时期王谢大族所爱好的 “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演变成 “安详严肃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终于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爱好”（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从而传之千古。
卫夫人
正因为王羲之学书的根底厚，路子广，转益多师，尤其借鉴了篆隶的笔力、笔势、笔意、才形成了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的雄强风格。概而言之，王羲之书风既妍丽又雄强，而历来学书者都夸大其妍丽之致，忽视了雄强之气。宋代的黄庭坚感叹：“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骨无金丹。” 清 何绍基更以讽刺的口气说：“怀仁《圣教》，集山阴棐几面成，珠明鱼贯，风矩穆然，然习之化丈夫为女郎，缚英雄为傀儡。” （《跋张荐山藏贾丘壑刻阁贴初扩本》）他们正在针对俗书姿媚，还自诩为得右军法乳而发的感叹。这种俗书，就衍化为后代帝王所推崇的 “院体” 书，扼杀了王字生气勃勃的命脉。
黄庭坚
一般来说，贴学的源头只上溯到王羲之父子，特别是他们 “妍丽” 的一面正是顺应了书法发展的趋势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要正确理解其 “雄强” 的意义谈何容易。而写碑的，大多上溯到篆隶，强其风骨，而成为不同于贴学流美之风的书体。其实与王羲之的源头是一致的。所以，若求他的 “雄强” 之气，也当如王羲之那样精熟篆隶，才能脱去凡骨，这也许就是黄庭坚所向往的 “金丹”把。另外，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美之极，即雄强之极。”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就是对王羲之书风 “雄强” 的又一个解释。
王献之
作为 “书圣” 王羲之，也如孔夫子一样，是一位集大成者。后世学者也只能得其一体，具体而微。孔门七十二贤人，能学到和强化其老师某一方面即可称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后代书坛的虞世南、欧阳询、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文微明、董其昌、王铎、刘墉、王文志、何绍基、翁同龢等，虽基本同出一源而风貌各异，也如孔门弟子一样各有成就，给后代如何学习传统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虞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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