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诡道也。战求必胜，不论其术。
孙武讲：“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又讲：“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用兵如神，是我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常胜将军，号称“军神”。陈毅元帅赞誉他“用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连朱老总都说他有古名将之风。
刘伯承元帅发展了古代军事家的用兵方法，灵活巧妙地运用“杀鸡要用宰牛刀”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创下很多经典战例。
围歼苫米地旅团
“杀鸡要用宰牛刀”，必须在战役、战斗上对敌实施“以十击集中优势兵力，一口口地吃掉敌人。刘伯承同志一贯认为，“识众寡之用者胜”，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军不应受防守地方的制约，部队应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歼灭其任何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刘师长指挥的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战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本侵华军纠集了十余个联队，共三万多人，由榆次、太谷、洪洞、邢台、涉县、屯留分九路向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一举将我主力歼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刘伯承同志善于洞察敌情，寻找并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一二九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气急败坏地急于寻我主力作战时，刘师长却悄悄地集中了四个团的兵力，分三个方向与敌其中一路进行周旋迂回，并于四月十六日在武乡、长乐村一带抓住了孤立、冒进、饿困了的苫米地旅团的一一七联队，我军以极为勇猛、果敢的动作将敌团团围住，以绝对的优势，密集的火力打击敌人，激战数小时，共歼敌二千余人，敌死伤的人马、被毁的汽车和遗弃的武器狼藉满地。
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得过日本大本营勋章，自称和墨索里尼一样的苫米地，在刘师长“杀鸡要用宰牛刀”的战术面前，照样吃了败仗，受到上司的惩处。这一战，虽只严重打击敌人一路，却在精神上震慑了其它各路进犯之敌人，使其闻风丧胆，随即紛纷回窜。
可以设想，在当时敌人进攻锐气极盛的情况下，我军若以平分兵力对付九路敌人，那就会象刘师长风趣的比喻：“公公背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不但一路也不能歼灭，反而会使自己陷人被动的地位，反扫荡的胜利也将付之东流。
神头岭设伏奇袭日军
“杀鸡要用宰牛刀”要善于“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巧妙地调动、箝制敌人，以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奇效。
刘伯承元帅经常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作战方法，对敌人“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九师在刘师长的指挥下，继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日本重要据点旧关村，集中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主力设伏在长生口附近，一举歼灭由井陉出援旧关的日本侵华军一个加强中队后，在三月十六日，他又指挥了神头岭战斗。
在这次袭击战斗中，刘伯承师长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巧妙地使用箝制兵力，制造敌人的过错，调动，削弱、孤立敌人。
战斗打响前，他知道潞城的敌人有三千多人，考虑敌人一旦倾巢出动来援、我方兵力尚不能形成优势。于是决定七七二团派出一个连，在潞城背后袭扰敌人，敌人害怕我军乘虚攻城，便不敢倾巢出动了，只好留下一半，以解后顾之忧。而出援的一千五百人，刚好是我集中三个团优势兵力，全歼该敌的一个良好战机。
刘伯承以七六九团袭击黎城，吸引潞城的敌人来援，而以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为主攻部队，在浊漳河畔的神头岭三面设伏，一举全歼了敌人的十六师团，一0八师团的箝尾部队。
在运动中全歼整编第三师
刘伯承元帅一贯认为，快速机动、连续作战是我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必要条件。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要用运动来迷惑敌人，让敌人不辨我行动规律，伺机歼敌。
解放战争初期，敌整编第三师的覆灭，就是最好的例证。它是在运动中被我包围，又在运动中被我集中兵力歼灭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我军发起的陇海战役，打乱了敌人南线进攻的部署，敌人仓皇从其它地区调集三十二个旅约三十万人准备向我冀、鲁、豫地区进攻，妄图消灭我中原解放军。
敌第五“绥靖”区司令孙震指挥其三个整编师(整编第三师、整编四十一师、整编四十七师)集结于阳武、封邱地区，于九月一日以赵锡田所部的整编第三师为左纵队。陈鼎勋指挥的整编四十一师和整编四十七师所辖的两个旅为右纵队，对定陶、菏泽两地进犯。
刘伯承决心乘徐州、郑州两地的敌人钳形攻势尚未合拢，而进攻的敌人又较分散的态势时，用诱敌深入的方法调动敌人，将敌诱进我预设战场予以歼灭。于是我主动放弃了大黄集等地方，而把主力悄悄地机动、荫蔽在两侧便于出击的有利位置上，布下了杀敌的“口袋”。
敌人也深知刘伯承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而有所畏怯，但又迷信武力，自以为兵力优势而狂妄自大，并在作战方法上还提出“非一团不守，非三团不攻”为原则。他们以为如此用兵，就一定是谨慎稳妥、胜算可操了。
然而，刘伯承同志用“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巧妙调动敌人。敌人乖乖地按我军规定的路线、时间进入了我预设战场一大杨湖地区。九月三日下午，我军以迅猛的动作，将整编第三师所属的第三旅和第二十旅分别包围在大黄集和天爷庙一带，切断了两旅间的联系和增拨，而且敌其它各路也在我军的阻击下，无法相互靠拢。
于是，我以优势的兵力，首先歼灭了孤立无援的第三旅，尔后集中二、三、六、七纵队来解决二十旅。担任主攻敌二十旅的六纵队，根据刘伯承关于“在战术上要集中使用兵力”的指示，把炊事员、饲养员、甚至一些机关人员也用上去了。六纵队指挥员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紧要关头，添一根草就能压死一只骆驼”。全体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整编第三师终于被我全歼。
接着又挥师歼灭了敌右纵队的一个旅，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被我生俘的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感叹地说：“八路军善于机动，敌情明了，火力强大，士气旺盛，勇敢顽强，刘将军指挥之妙，使人惊叹!”
上党战役智取长治
刘伯承同志能神机妙算，就在于他对左右打仗决心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要素做到了如指掌，胸有成竹。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指挥打仗时，尤其是在敌强我弱，我军必须与敌周旋运动中，机断集中兵力歼敌时，其兵力集结的时机、地点、阵地的选择，攻击的方向、火候，友邻的协同，撤退时机的掌握，都要依照这五行，实施灵活果断的指挥，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
上党战役时，刘伯承同志鉴于该地区敌我兵力的对比仍是敌强我弱的态势，且中心据点长治敌人较强的这种情况，首先指挥我军集中兵力，一个个地攻克了长治外围的各县城，消灭了敌人兵力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治敌军完全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敌在城内主力共有五千多人，刘司令员决定于九月二十四日集中优势兵力开始攻城。并要求部队以勇猛坚决之战斗夺取长治城。我三八六旅已攻占了长治的北关村，但由于碰上大雨，土软路滑，长治未能按预定时间攻克。
正在这关键时刻，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敌人援兵两万多人，在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指挥下，从沁县方向直向东南而来，企图解救被围之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我继续攻城，可能在城未攻下之前，援敌从我背后赶来，我将腹背受敌，威胁太大，这是不可取的；如我放弃攻城，则前功尽弃，让敌人逃之夭夭，也是下策。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邓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继续佯攻长治，主力立即撤出，北上迎敌，然后再取长治。“故大军转动，而旌旗金鼓俨然原阵，使敌人不敢动。”
我能攻善守的英勇战士赶至老爷山一带给敌援兵当头一棒，一举歼敌过半，余敌向北回窜。“要速决，要全歼，岂容敌人逃跑!”为了赢得时间，保证我各路主力赶到围歼敌人，刘邓首长命令二十团，强行军追越敌人前头，截住敌人。
十月七日傍晚，刘伯承集中了冀南、太行和太岳的各路大军从左右、前后围了上来，将残敌装进“口袋”，就这样，两万多敌人除少数侥幸漏网外，其余全被我军歼灭。刘司令员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解决了这两万多敌人，长治守敌显然已成瓮中之鳖，不攻自破了。
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一万余人见势不妙，妄想夺路而逃，但终于也被我消灭殆尽。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同志就是这样机动灵活、运用自如地实践着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伟大军事思想，迭挫强敌，屡建奇功，并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风格的用兵方法，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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