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封建王朝一项重要的国策，自秦始皇北征匈奴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末年停止，共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漕运是指将征收的田赋通过水路运输到京师或是指定的地点，清代的漕运十分发达，其制度也最为严谨。本章节就具体讲一讲清代的漕运。
漕粮被称之为“天庾正供”，朝廷向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八省征收漕粮，额定400万石。除去改征折色及截留他用的部分，实际征收一般在300万石左右。漕粮是宫廷及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因而漕粮的征、运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江、浙、皖、赣、湘、鄂六省所征漕粮为征米，是漕粮的主要部分，作为八旗旗人兵丁饷米和王公百官的俸米。其中22万石为糯米，又称白粮，从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太仓州，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征收，供应内务府、光禄寺，也作为宫廷和紫禁城兵丁、内监与王公官员俸米等。
小麦主要征于河南，供内务府宫廷之用。豆（黑豆）征于山东、河南二省，作为京师官兵畜养马、驼的饲料。
每年这大批漕粮，都是由水路，主要是大运河北运至通州，在通州卸船以后，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师，分仓储存。其中输送京师粮仓的部分，称为“正兑米”，供八旗兵丁饷米；留储通州仓的部分，称为“改兑米”，是供王公百官的俸米。王公百官的俸米，须自行前往通州领取。以上几项，以入京仓的八旗甲兵之米粮数额最大，每年约240万石。
清代漕运较之明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将所交漕粮交给运漕粮的运军称为“兑”。所谓军民交兑，是指交漕粮之户将粮运至本州县码头，交兑给运军，由运军代为北运，但漕粮纳户须贴给运军耗米（补贴费）等。
清初也曾沿用这一旧制，不久，因运军借机向漕粮纳户随意勒索，此项费用大增，民不堪其苦，遂于顺治九年改为官收官兑，即纳户将漕粮交与所在州县官，与各省运军互不相见。
这一做法，引起了清代漕粮征收、运输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漕粮从征收到交兑、起运、督催、稽查、交仓等一系列过程中，事务繁巨，涉及的机构、官员、兵丁甚多。漕运中的弊端也以新的形式出现，征收漕粮的州县官往往借机向纳户多收，此外，有些地方州县官还趁机刁难勒索运军，运军也借此要挟州县官，关系十分复杂。
漕粮征收运的机构、官员及其职掌负责漕粮征、运的官员，既有专职官，又有征漕、运漕相关诸多兼职官。中央的总负责机构是户部云南司，地方上的总负责职官位为漕运总督（设一人，正二品），驻江苏淮安府山阳县。
漕运总督掌漕粮运输，督理直隶、山东、江南等七省兵丁运漕。其下还设有直辖的“漕标”绿营，兼辖淮安城守。有漕粮的八省及直隶省的文武官员凡有漕务职掌者，都归其管辖，咸丰十年后又兼南河事务。
粮道。也称督粮道、粮储道，有专职粮道，也有兼守、巡道或其他事务的粮道。各省有设粮道的，也有不设粮道的。有漕八省所设粮道，每省一人，掌督催州县征收漕粮及各项随漕钱粮，监察兑粮，督押运漕，统辖军卫以及佥选运丁和修造漕船，并管用于漕运的钱粮经费。
监兑官。掌州县漕粮监兑上船，验米色好坏，稽查兑运之迟速，并查禁运军苛求、衙役需索及奸商包揽、掺和等事，以本省府同知、通判担任。运漕帮船开运之前，监兑官须查验，若兵丁与州县官因米色等争执，则监兑官将现兑米样封存，送漕运总督、巡抚查验。
各漕船领运者为军丁，称为运军，或称运丁、旗丁，每船一名。另配水手九名，由运军自己雇充。漕船分帮起运，每省数帮至数十帮不等，每帮漕船数十只不等。每帮以守备或千总一人为领运官，另置随帮一人，专司押运。
此外，还设巡漕御史，乾隆二年定为四人，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于运河分段巡察，稽查漕船粮米、旗丁夹带私盐及各种违禁品。此外还巡视河道，稽查河道之疏通，以及巡视仓储等。
运漕的终点是京城以东四十里的通州，设有户部仓场衙门，置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总掌漕粮之接收、储藏、保管及转运等事。下设坐粮厅，置户部司官，专掌漕粮之验收、转运输仓等事。京城、通州两处共有粮仓十五六处，每处有仓廒数十至一百多不等，每廒贮米万石。
各省漕粮的征兑截至限期为每年十一月，届时，各监兑官须坐守码头，验明米色，将各船米数兑足，面交押运官。漕船起运日期，各省不同，根据路程远近而定，南方六省的漕粮称为“南粮”，南粮定有运过淮安的时间期限，称为“过淮之限”。
漕粮由征收到运抵通州入仓，手续繁杂，运费繁巨。道光年间，关心国计民生的包世臣曾总结说：
“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载黄达卫，以行一线运河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牵，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虽不能知其确数，所费岁皆以千万计矣！”各种漕耗、漕费与漕粮一起征收，由漕粮纳户负担，而纳户的实际负担，要超出额定之征。各州县征收漕米之时，利用淋尖、踢斛、划削斛底、改换斛面、取样米、取斛面余米，以及利用米价的变化折征等手段，盘剥纳户。
贪官污吏利用浮收勒折中饱私囊，道光以后“浮收中饱由来已久，官民习以为常，故每办一漕，额多至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漕务败坏，是清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至道光年间，漕政败坏已是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失败的漕运改革
道光时期，漕运发生的另一大问题，是运河淤塞浅阻。道光四年，苏北一段大批漕船搁浅，不仅运输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严重影响漕粮的如期如数运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官员，力图通过变河运为海运，来革除漕务中的各种弊端，并解决庞大的运河治理费用问题。
道光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任命陶澍、贺长龄等试办海运。道光六年，陶澍在上海督办海运，招集商船兑运江苏漕米160多万石，结果商船海运顺利，安全抵达天津。
由于省去了河运中各地机构的诸多规费、开支等，海运运费大大少于河运，每石漕粮运费不到一两，运期也缩短，减少了中途船耗，所雇商船也得到了利益。
海运利国、利民、利商，本来可以扩大推行，但却遭到了以河运为利益的漕务官及一些保守官员的反对。道光帝是典型的保守皇帝，行政一贯以率由旧章、谨守祖制为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变革祖制。另外，他还担忧一旦扩大海运，原以河漕为职业的大批沿河贫民、运丁水手等，将成无业之民，影响社会治安。
在试行海运之时，道光帝就把它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同时又拨款疏浚运河河道。更兼有些官员又极力反对海运，因而当改革者们正积极筹备来年海运诸事之时，道光却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为由，停止了海运。
二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由于财政拮据，又曾再次实行海运，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由上海雇商船海运至天津。咸丰初年以后，由于太平军攻占了江苏、安徽等地，加上黄河决口，改道入海，河运已极端困难，所以大部分漕粮逐渐改为海运。
河运漕粮制度的废除洋务运动兴起后，海运漕粮开始由轮船招商局承运。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商人以轮船运漕，盈亏自负，每年海运漕米约二十万石。不久，南方省份的某些地区漕粮改折征银，统一在上海等地购买本色漕米，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运。
光绪四年后，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进一步扩大，约为六十万石，占全部海运漕粮的一半左右，其余为人力商船办运。至光绪末年，人力商船经营海运漕粮者已所剩无几。江北的运河漕粮，同治末年以后也试办海运，但江北、山东及河南始终有少部分漕粮保留着河运，直至光绪二十二年，清廷仍在江北办理河运，其目的是“留此一线运输，以备不虞”。
随着漕粮官方军运向商运的不断转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漕粮改折并废除漕运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光绪朝，由于全国商品粮食市场的发展，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废除漕粮的征运实际上以成为可能，于是一些关心时政之士纷纷提出建议。
开始，由于钻营于漕务之利的官员们阻挠未能实行。庚子赔款后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多方开源节流以度危机，于是想废除征漕运漕，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廷宣布：
“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库，下抑民生。当次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靡费，逐加整顿。着自本年为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听候户部拨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责，责令和盘托出，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谕旨下达后，有些官员提出应在江苏、浙江两省保留一百万漕粮的征收，与白粮一起运解京师，获得批准。此后，除这两省外，其他有漕省份，基本废除了漕粮的实物征收。
次年，清廷宣布废除各省的漕运屯田，裁撤所领运官及服务于运河的各河道官员。光绪三十一年，又将漕运总督一职取消。至此，历代相沿的河运漕粮制度彻底结束。只有少部分漕米仍保持本色折收，实行海运，与清王朝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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