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是一个懂得赏罚重要性的人物，也是一个善于运用赏罚之人。秀是一个懂得用利益来影响他人为自己服务，或者说化解危机的人，这就与赏罚措施中行“赏”的手段与目的非常相似了，也足以看出刘秀本人是具有领导能力的一个人。因为在乱世之中，很多人都希望能趁着社会的无序而趁机发一笔横财，他们往往被一些利益所迷惑，以至于在生死攸关之际失去理智的判断。
但胸怀大志并且有领导能力之人，则能够冷静地看清楚钱财利益的作用，他自己本人不会贪于眼前的利益，相反他反而会用这些利益去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真正具有权谋手段之人，是乱世争雄中真正可怕的对手。刘秀在“定天下”的过程当中大量运用了一系列的赏罚措施，为其统一天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封侯
封侯上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自西汉初年刘邦陆续消灭异姓诸侯王并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后，非刘氏宗亲者，其能够在西汉王朝中获得的最高奖赏便是封侯，而且要想获得封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获得封侯的条件是有功，对象是有功之人。
据《史记 高祖功臣侯年表》统计，高帝年间分封功臣多达一百余人，且如萧何、曹参等显要人物，封侯户数高达万户以上，可见其封赏力度是很大的。武帝时期，四方多事，因军功而封侯者在这一时期亦有明显的增多，据《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统计，武帝朝因功封侯者多达三十余人，封户数目也是非常可观的，足见西汉统治者对于用封侯形式奖赏有功之人的重视。
刘秀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对西汉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多予以恢复或者保留，因功封侯的形式也被刘秀继承，并作为其对跟随自己定天下的功臣的主要奖赏措施。刘秀对功臣的分封早在其开国之前便已有，不过较为零星分散，且呈现着因事而封的特点，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目的性，例如封吴汉，冯异所封的应侯是有着实际封地的，而吴汉的“建策侯”只是一个荣誉称号罢了，这可见在东汉建国之前，刘秀对功臣的封侯奖赏，是松散不严谨的。
据史书记载，刘秀主要对功臣进行了三次较为系统的大规模分封，分别为建武元年一次，建武二年一次，以及建武十三年一次。据钱大昕《后汉书补表》统计，建武初年到建武十三年，刘秀总计分封功臣九十七人，其封侯对象主要有本集团军事功臣、本集团文官功臣，投降的敌对集团人员等，其中尤以对本集团军事功臣为主要的封赏对象。
刘秀在建国初期的分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对大多数功臣都进行了改封，这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致。刘秀是在鄗地仓促登基的，当时他在河北也只是刚刚站稳脚跟，四周强敌环绕，且他还没有一个较为稳固的中心，所以这个时期的对功臣的分封也同样是仓促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分封，而其行分封的目的就是奖赏这些拥立自己登基之人的拥戴之功，因为刘秀不可能只顾着自己做皇帝而不顾及其他将士的封赏。
而到了建武二年的时候，刘秀集团的境况就比先前有了较好的改观，例如起码有了一个稳定的中心，即定都于洛阳，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到处流浪，而且刘秀集团此刻能够控制的地盘也有所增多，为改封功臣的封地创造了条件。
所以，建武二年的分封是刘秀在集团稳定之后的一次较为正式的分封，也可以看出刘秀封赏功臣是随着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次，对功臣封赏的力度加大。刘秀在建武二年的大分封中，普遍加大了对功臣的封赏，主要表现在增加他们的封地与封户数量上。
我们可以看到，刘秀对分封功臣的态度是明确的，同时对功臣受封之后的态度也做出了说明，珍惜他们得到的封赏，要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曰”。
东汉开国之初刘秀面对的是一个强敌环绕，群雄逐鹿的格局，他虽然登基称帝，但当时称帝者不只他一个人，且力量最强者也不是刘秀，刘秀集团并非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刘秀要想夺得天下，就势必要延揽天下的人才，尤其是安抚已经投靠自己并立下军功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本集团内部的军功人士给予封侯奖赏之外，刘秀对非本集团人员与敌对集团的人员亦有封侯之举，但其目的就与封赏本集团内部人士不同。
庆吾、韩湛、黔陵、张步、帛意、彭宠、苍头子密、随昱等人，他们或者是与刘秀争雄的割据领袖，或者是刘秀敌对集团的部下，或者是与二者毫不相干只是立了功之人，都被刘秀封侯。而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刘秀封非本集团人士为侯有以下几点特点：
首先，不看出身，坚持有功封侯的原则。那些被封侯者，出身不一，有官吏将领，也有平民百姓，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要为了刘秀的事业立过功，刘秀都对其封侯，而不会太斤斤计较被封对象的出身如何，这样做的其目的亦是为了让天下人看到自己对于功臣的友好态度，进而鼓励天底下更多人为自己立功。
其次，封赏不及本集团功臣。虽然这些有功之人被刘秀封侯，但从其所封侯之名称与待遇来看，肯定是不及刘秀本集团的功臣的。例如张步虽被封为安丘侯，但他也被强制迁徙到洛阳居住，实际上是受到刘秀的严密控制的，后来张步逃跑便是明证。
这一点其实非常好理解，纵使这些人为自己的事业立下功劳，但和自己本集团的人士比起来，其功劳只算小的，刘秀明白不能让他们的封赏超过本集团的人士，否则可能会引起本集团人士的不满。
最后，刘秀行封赏也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刘秀对苍头子密等人的封侯名非常有意思，如“不义侯”，与刘邦封其大哥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类似，是一种戏谑的手法。但刘邦封刘信为羹颉侯是为了报“其母不长者”，当初没有收留刘邦私怨，刘秀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则是为了批判其杀主求荣的不义之举。
苍头子密等人杀了彭宠，替刘秀解决了一个很麻烦的对手，刘秀不得不予以奖赏，但其杀主之举则是刘秀绝对不认同的。刘秀非常重视部下对自己的忠诚，也十分痛恨背叛自己的行为，所以他绝不赞赏这种部下杀主的行为。“不义侯”的分封，可以看出刘秀对这种行为的态度。
物质赏赐
《东汉会要》中列举了东汉一朝赏赐的物品主要有：“钱帛、衣服、衣冠、安车、什器、帷帐、养牛酒、羊酒。”种类可以说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了衣食住行。与封侯奖赏相比，这种以钱帛、衣物、车马等为主的物质赏赐其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多为就某事某人一次性的奖赏，与可以世袭的侯爵领地相比，其赏赐力度是不及的，但这作为刘秀赏赐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赏赐数目非常巨大。刘秀对部下的赏赐，绝不会是一点点的小气之举，往往是非常慷慨大气的，在战争年代，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刘秀开国之初其经济状况肯定也不是很好东汉朝廷上的一应器物，还是在灭公孙述之后拿来的战利品充数才勉强具备的，这还是在刘秀当皇帝十三年后的事。
可想而知，在东汉立国之初的时候，东汉王朝在经济上又是何等的窘迫。然而就是如此的困难，刘秀面对有功之人依然是大手笔的赏赐，不得不说是非常有气魄的举动，与历史上许多爱财如命的君主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行赏有很强的目的性。刘秀行赏并不是随意为之的举动，他往往有明确的目的。
对卓茂的赏赐，不是因为卓茂本人有什么战功，而是因为他是当时的名儒，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且年纪很大，刘秀极力尊崇赏赐他，一方面是本人对其敬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尊儒敬老，品德高尚，为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声誉。
比如杜诗的赏赐则是为了褒扬他整肃军纪，同时对其荣宠以震慑其他不尊法度不安分守己之辈。对窦融的赏赐，则是为了赢得河西势力，而且以赐书这种特殊的赏赐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拉近自己与窦融的关系，势必让窦融增加对刘秀的好感，更有利于刘秀经营河西的政策。最后，赏赐很有针对性。
刘秀往往赏赐部下一些他们缺乏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例如上引材料中因为贾复的马羸弱瘦小便赏赐自己的马匹给贾复，赏赐牛马牲畜给马援，是因为马援以前便以放牧为业，对牲畜有亲切感等，足可见刘秀赏赐的灵活性与智慧。
物质奖励具有激励功能，虽然这种一次性的物质奖赏不比封侯奖赏来的贵重，但这是赏赐手段的重要补充。获得赏赐的人士，往往会更加感激刘秀的恩德，从而继续奋力为刘秀效力。这种激励功能，对加强刘秀集团的团结，提高刘秀集团的战斗力是非常有帮助的。而这些获赏的人员，也因此提高了自己的财富与地位，算是实现了自己荣宠一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梦想。
精神赏赐
相比于物质赏赐，精神赏赐亦是刘秀赏赐手段中的重要一项内容。物质奖赏虽然能够让功臣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却不一定能满足功臣们在精神方面渴望获得满足的要求，彭宠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史载彭宠在刘秀前期对其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刘秀帝业的奠基者之一，刘秀也给予了他丰厚的奖赏：“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但是彭宠对此仗着自身的功劳，却并不满足，朱浮向刘秀解释彭宠的心思为，认为彭宠想要一种与刘秀平起平坐的待遇，最终彭宠反叛。
彭宠之叛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于其本人心意甚高与刘秀对其的忽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部下在精神领域也需要获得满足，功臣尤其如此，单单只有物质的奖励可能还不够，他们也需要在精神上获得奖励，从而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所以，精神赏赐虽然没有物质作为后盾，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精神赏赐能够产生的效果也丝毫不比物质赏赐要差。
刘秀在定天下的过程中，对部下行精神类奖赏的措施是种类繁多的，主要有口头嘉奖、下诏嘉奖、当众表扬、荣归问老、照顾遗孀等等。而从这些措施当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刘秀精神赏赐的一些特点：
首先，用语言赞赏来打动功臣。语言是人类表达自己想法的最直接手段，刘秀经常口头褒奖自己的部下，赞扬他们的勇敢、忠诚、功勋等等，而人最喜欢听别人表扬自己，尤其是来自自己领导的表扬，更何况这个领导是皇帝本人，那么，这种赞赏势必会极大地满足功臣们的虚荣心，也会让他们更加感激刘秀的恩惠，更能促进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一举多得。
其次，当众夸赞他人。夸赞的话如果只对被夸赞的人说，私下夸赞，效果可能还不是非常明显，可如果当众夸奖某人，那一定能让人心理获得极大的满足。刘秀对他人的褒奖大多都是当众说出的，甚至专门下诏予以褒奖，那么以这种公开的形式表扬别人，其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得到的效果也肯定十分明显。
再次，与部下共利。就拿贾复的例子来说，他打仗受了重伤，可能命不久矣，刘秀为此感到十分伤心，并说如果贾复的妻子生了女儿就让自己儿子娶，生了儿子就让自己的女儿嫁，以这种与皇帝联姻的功利形式表彰他的付出，试想贾复如何不肯替刘秀拼死效力。
而且不光是贾复，其他听到刘秀此话的将领，也肯定内心能获得极大的安稳与保障，因为刘秀能说这话就说明他是一个不会忘记部下功劳的君主，他也是一个愿意把部下当做自己亲人的君主，这样的君主自然会受到部下的鼎力拥戴。
最后，给功臣荣归故里的机会。例如让岑彭归家上冢，其实就是允许其回家祭祀先人。其实这种赏赐不光是让其祭祖，更是让功臣能够享受到荣归故里的那种荣耀。秦汉时期的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在外发达之人更是愿意回乡，其中不光有对家乡的思念，更有那种享受荣归故里时荣耀的期盼，汉高祖刘邦在晚年也曾回到沛县，光武帝刘秀也曾回南阳故里，这其实都是想要荣归故里，落叶归根。
由此可见，这种给功臣荣归故里的机会，无疑能极大的满足功臣们的虚荣心。同时，对功臣的家属，上到父母，下到妻子都予以照顾，则更加让功臣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替刘秀拼搏。因此，精神赏赐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刘秀通过这一系列精神赏赐，不但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功臣们的内心需求，更是做到了对功臣勋将的极力荣宠，也拉近了刘秀与功臣之间的距离，大大缓和了君主与臣子之间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刘秀的赏赐措施手段是高明的，它帮助刘秀在“定天下”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为刘秀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