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除了降妖除魔，唐僧师徒每到一地，首先会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找到途经国家的国王倒换“关文”。这里所谓的“关文”，就相当于现在出国过关时的查验护照。
《西游记》唐僧师徒造型
小说的描写是现实的折射，现在生活中，古人要远行，是得有官府开具的身份证明才行的，那份证明就是“路引”，又称“节符”，是由出行人所在地的官府开具的个人身份证明，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如果没“路引”、“节符”而到处乱跑是违法的，要受到官府的处罚的。
唐僧负笈图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户籍管理，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古人出行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路引”，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要想获得“路引”也不是容易事，因为，在古代，官府是不允许民众四处流荡的。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抗战时期印刷路条（路证）的刻版
记得以前的抗战片中，常会有儿童团的少年手持红缨枪站立路口查路条的镜头，那是特殊时期防止敌特混入根据地的有力举措之一。那时，全国各地的人需要外出，也都人持有当地行政机关开具的路条的。日战区则以“良民证”代之（这与现代的身份证非常相似了）。
良民证
其实，在开始使用现代身份证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要出差或是外出旅游、访友，仍是以单位开具介绍信为依据的，那性质与古代的“路引”更接近。生于六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会对“介绍信”深有了解。
我是有证的人
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先秦时就已有相关规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就有一则《游士律》：“游士在死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旅游者把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弄丢了，是要受到罚款处理的，金额为一身甲衣的钱，年底时一次性结清。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法规”了。
鱼符
到了隋唐时期，又有一种固定的身份证明诞生。这种身份证是很金贵的东西，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会拥有官方认可的“身份证”——一种可长期有郊使用的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最早都是为官员准备的，是用来表明官员身份职位的。
古代的各种证件
比如“鱼符”，它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见《新唐书·车服志》）。
隋唐时期，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的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大辽巡防
“身份证”是不可转借他人的，否则也得受罚。据《大唐六典》规定，各地检查站（关防“的长官要切实负责起对过往人员身份的查验：“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这里的“过所”，也是“路引”一类的证明文书）。”如果冒用他人“过所”，或是不应该持有而持有“过所”的，要判处一年徒刑。
腰牌
“鱼符”在宋朝时被废除，但官员仍可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通俗小说中称为“腰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腰牌
常听单田芳评书的朋友，对腰牌不会陌生，开封府的人外出公干，都是以腰牌来证明身份，并参与地方办案的（单田芳在评书中，又把腰牌称作“龙纹信票”）。
据明人陆容《菽圆杂纪》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途已经不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方面发展了。
这面腰牌是属于皇城里一个厨师的
到了清代，这一身份地位的证明制度又进行了改革：腰牌取消了，代之以能表明身份地位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一个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宝石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
清朝的顶戴
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会拿出真金白银去向官府捐一个顶子，我们常说的“红顶商人”，就是拿钱捐来的名誉“官僚”。比如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拿钱损了个正二品的“顶子”，还被皇上赏了件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清朝官员的朝服
胡雪岩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胡雪岩
古语有云：“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而变得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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