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为阿Q立传，表面上看是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底层卑微小人物立传，实则是想通过塑造阿Q这一人物形象，将他的生存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位麻木的中国人身上，揭露当时国民的弱点而阿Q作乡土人物的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结局注定是悲哀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
阿Q的生存“信仰”——活下去鲁迅先生为阿Q立传，表面上看是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底层卑微小人物立传，实则是想通过塑造阿Q这一人物形象，将他的生存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位麻木的中国人身上，揭露当时国民的弱点。而阿Q作乡土人物的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结局注定是悲哀的。
《阿Q正传》中，阿Q的生存极其卑微，他将“精神胜利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精神胜利法”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人的“选择性记忆力”和想象力强，而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人的屈辱感的丧失。
文中三次提及阿Q感到心满意足：第一次是被闲人嘲讽他的“癞头疮”，“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阿Q心里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尔后“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第二次也是被闲人“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不到十秒，“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自我安慰得了一个“第一个”；第三次是在赌摊赌钱，“不幸赢了一回”，却因为有人打起架来，慌乱之中他赢得的洋钱不见了，但他也很快反败为胜，打了自己两巴掌，然后“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不管处于什么样尴尬的境地，阿Q总能让自己迅速地恢复，继续在未庄里存活。
再者就是阿Q竟然认为赵太爷打他嘴巴是一种荣耀，是一件值得向别人炫耀的事情，在他的思想中，能被赵太爷这样的人打嘴巴，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还换来了别人的尊敬，“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最可怕的是，在阿Q的思维模式里，强者的屈辱不算屈辱，而弱者的屈辱才算。这也折射出他的“变态心理”。
面对比他弱的王癞胡，荒谬的是阿Q居然和他比身上虱子数量的多少、比在嘴里咬虱子时爆发出来的响度，阿Q认为被王胡的殴打是他人生中第一件屈辱的事。此外，被“假洋鬼子”打，也被他视为屈辱。
在我看来，阿Q能不断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原因有二，一是自身性格的执拗，思想古板；二是他只有通过否定别人，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依然对生抱有侥幸的心理，试图掩盖住其不敢面对的灵魂深处的自卑感。而这都根源于阿Q的可怜的生存“信仰”。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是悲哀阿Q这个人物的一生，“不知姓名、籍贯也不知道行状的”，在未庄的土谷祠卑微地存活，卑微地维护这那小人物的可怜而自我安慰式的自尊。而“怒其不争”是同理心，包含了更广的含义。
怒的是阿Q的不争，一直沉浸在自己构建的自我暗示的胜利世界；怒的是除了阿Q之外的所有看客的麻痹不争，并以此来获得“满足感”，旁观者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除了“怒”之外，还应该包含鲁迅先生寄托在阿Q身上的希望和感同身受的悲哀与苍凉。
文中有两处描写让我印象深刻，一处是阿Q在酒店里调戏小尼姑，“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小尼姑被调戏后，骂阿Q“这断子绝孙的阿Q！”，阿Q和酒店里的看客都得意地笑了；另一处是阿Q和小D打架时，“‘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还是颂扬，还是煽动。”人性的冷漠和无知，不仅葬送了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民族黑暗的根源。
作家毕飞宇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先生的内心是覆盖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所有开碾过来的对象坍塌压缩成一个叫阿Q的精神符号，一个根劣性的集合体。
阿Q的悲剧结局让人觉得可怜，但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便是如此，他完全没有能力跳出那个时代去看问题，作为社会底层小人物，也难以获得新思想的机会。缺乏深刻的反思、奴性、欺软怕硬都是封建思想和生活教会他的，他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只是每天浑浑噩噩地讨生活。
《阿Q正传》就像是一个凹透镜，当时的人们就像是一束光，这束光穿过凹透镜集聚成了明亮的一点，而这一点就是阿Q，他的身上汇集了所有当时中国人身上的东西。鲁迅先生通过《阿Q正传》，所要批评的是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并不是针对某个人。对于这些生活在当时的国民，鲁迅先生应该也是同情的，同情封建对他们的残害。
从阿Q的奴性形象意识到革命的迫切性关于奴性，中国的历史有两种直截了当的说法，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年代。
鲁迅先生在文中明里暗里都有道出阿Q的奴隶性。最直截了当的是借书中人之口，直接指出阿Q（也包括麻木的中国人）的奴性——“‘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吆喝说。阿Q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下来，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却没有叫他起来。”
欺软怕硬、狡诈无赖的主奴心理和两面人格在阿Q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阿Q在未庄一直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未庄人对于他的死还算是就事论事，但城里人的舆论却令人心寒——“枪毙也没有杀头好看”、“游了这么久的街，竟没有一句唱戏，白跟了一趟”，这两个反应把血淋淋的杀人游街视为如平时看戏那般寻常，非但没有惧怕和警醒，反而嫌弃不够有看点，果真比饿狼还残酷。
阿Q还非常渴望得到权势、金钱、地位、女人，但只能在梦中得到实现。最荒谬的是他一心想革命，但实质上是想借革命的噱头，去建立一个属于他的“未庄时代”。那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功利性认知，他对于革命的意义根本是什么完全不求甚解。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把那个时代的人们描写得深刻而真实，尤其是最后的“大团圆结局”，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期望。这也就是鲁迅先生的魅力，于最黑暗中让人窥探到光明的曙光，正如诗人朱赢所吟咏：“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而这恰恰在传达一种观念：不要形式上的革命，是能从根本上让国民得到救赎的真革命。
《阿Q正传》流露出来的奴性思想使人感到悲凉，人一旦为奴，心便遭到桎棝。阿Q不仅仅在人身财产方面受到压迫和奴役，更重要的是阿Q在精神上被同化，奴性的意识成为阿Q的主流思想，甚至成为阿Q、阿Q们骨子里的灵魂的主宰。阿Q的革命观没有摆脱封建制度，走的还是原来的老路。
鲁迅先生认为正是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精神奴役，造成国民的愚昧、苟且。阿Q的奴性需要被解救，国民亦如此。革命的迫切性不言而喻，尤其是“思想革命”。
长期处在封建暴力统治和精神奴役下的中国百姓，饱受重压和杀戮，从来没有享受到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统治阶级“将人不当人”，对人的权利进行肆意践踏和剥夺，统治者把人治成死心塌地的奴才，希望老百姓是羊，虽死也应该是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鲁迅先生多处运用反讽的手法，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艺术冲击。“思想革命”太重要了，如果国人的奴性未得到根除，精神依然处在被奴役、被压迫、不自由的状态，那么个人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也无从谈起。
不妨借用鲁迅先生曾经举过的例子：假如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人人都在沉睡，只有少数人醒来了。这些醒来的人为了逃离铁屋子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搞得头破血流，死伤惨重，而睡着的人继续浑浑噩噩地活着。等一批人死伤完毕了，又有一批人醒来。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天能够找到逃离的方法。
“思想革命”的作用是逐渐唤醒沉睡的阿Q、阿Q们。鲁迅先生用他铿锵有力的笔杆子，不仅在反思，而且在承担，因为他也在解救自己，他也是这场“骗局”的受害者。
“破”和“立”是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两个维度，不破不立。“破”指的是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的束缚，健全人格，找回人性的尊严，“立指”的是国民精神的重新构建。而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唯有真正的革命是唯一的解药，革命刻不容缓。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勇敢的思想者不会泯然于宣传机器造就的“共识”，因为那只是本真生存“遮蔽”于言语的“欺瞒”。阿Q和阿Q们迫切需要被解救！
如今再看，倘若身处阿Q的生存环境，当狂热革命卷土重来，大厦倾覆果真只在一瞬间。“希望大家在大潮来袭之时，选择站在文明的一边，理性的一边。”如今也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矣，但真正仰望“高墙”之时，料想那种无力感还是会噎得人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