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每集《清平乐》中都藏着很多知识点，捡几个有趣的和大家分享。
佳人剪牡丹
张贵妃出场时还是宫中舞蹈队的一名舞女，因仁宗长女百日，要献“佳人剪牡丹”舞。
宋代宫廷中用于礼仪、典礼和欣赏娱乐的节目主要是"队舞"。宋代队舞也是规模宏大，多姿多彩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个是72人表演的"小儿队";一个是由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小儿队的节目有《柘枝》队、《剑器》队、《婆罗门》队、《醉胡腾》队、《诨臣万岁乐》队、《儿童感圣乐》队、《玉兔浑脱》队、《异域朝天》队、《儿童解红》队、《射雕回鹘》队。
女弟子队的节目有《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拂霓裳》队、《采莲》队、《凤迎乐》队、《菩萨献香花》队、《彩云仙》队、《打球乐》队。各队都有特定的服饰、乐曲、歌、舞、道白，表现不同的内容。一般在酒宴第三盏时演小儿队舞，第七盏时演女弟子队舞。杨贵妃领唱的《佳人剪牡丹》，是宋代队舞“女弟子队”的重要节目。《宋史·乐志》说，队舞的化妆是“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86版电视剧《包公》中，张尧佐宴请包拯，看的正是这支舞。
宋代队舞的成员有严密的分工：队舞有一名指挥者，称“竹竿子”。因为他照例要拿着一根特制的指挥棒——五彩装饰的竹竿，所以才有这个名字。为队舞伴奏的乐队，称“后行”，队舞的主体是“歌舞队”。队舞中有五个演员引舞，他们的位置往往在队形的核心，所以称“花心”。
队舞的表演也有固定的程序：竹竿子引着领舞的四五个人上场，列队站稳。竹竿子念“致语”。说明本场演出的节目内容，并加几句吉利话。如果在皇帝面前演出，当然少不了要歌功颂德。致语完毕，指挥人数众多的歌舞队出场，称“勾队”。奏乐，演员唱着歌，跳着舞，排成一定的队形。竹竿子和花心问答，引出最精彩的歌舞表演。其中有双人舞，也有花心的独舞。竹竿子继续出来念致语，引出新的歌舞段落。队舞变换着队形。反复几遍之后，竹竿子再念致语，说明“歌舞既终，相将好去”，宣布歌舞已经表演完毕，可以退场了。在乐队的吹奏声中，全体跳舞，竹竿子指挥队舞退场。这个结束的段落，叫作“放队”或“遣队”。
宋代的队舞不仅在国内流行，而且传到朝鲜等国。 这个队舞传到朝鲜后，《进馔仪轨》说：“设牡丹花樽于盘，女伎12人环立于樽边，各取樽花一枝，进退旋转而舞。”并且提供了唱词和场记图。
浴儿包子在昨晚播出的《清平乐》中，朝堂上，宋仁宗准备赏赐给诸位大臣们一人一个“浴儿包子”，这浴儿包子是为何物呢？
婴儿出生的第三日，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均会为婴儿举行洗浴活动，俗称“洗三礼”，这是诞育礼仪中最为隆重的礼仪。
在宫廷，为婴儿洗浴的“洗三礼”仪式举行后，君臣都参与到这项热闹、隆重的庆贺活动中。皇帝对参加洗儿礼仪的大臣赏赐“洗儿钱”，为新生婴儿送上祝福。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lài，赠送）巨臣戚里。”
所谓的“浴儿包子”，是指“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此外，如果诞生的为皇子，在赏赐“包子”后还要秘密赏赐诸宰相，其余大臣则无此殊荣。江休复记载：“公主诞庆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银、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钱，三舍人独二人权修注得之，四待制三讲筵得之。”其赏赐之滥，可见一斑。难怪仁宗年间的刘敞上奏疏抨击“洗儿钱”是“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且过于“夸示奢丽”。
张茂则讲墨敕鱼符
《清平乐》中，张茂则给入宫的小内侍讲受宫廷礼仪规章，提到皇城诸门一待天黑必须关闭，日出之前绝不可擅开。若确有要事，必须夜开宫门者，皆应有墨敕鱼符。受敕人要先写下时间、详细事由、需要开启的门名称，及出入的人数、身份，送至中书门下。墨敕指由皇帝亲笔书写，不经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的命令。《宋书·王昙首传》：“既无墨敕，又阙幡棨，虽称上旨，不异单刺。”
宋司马光《论夜开宫门状》：自今宫殿门城门,并须依时开闭,非有急切大事,勿复夜开。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俱诣合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虽陛下慈爱至深，然门阙之禁，不可不严。若以式律言之，夜开宫殿门及城门者，皆须有墨勅鱼符。”
勾当官接上条，在介绍张茂则职务时是这样说的“内东门勾当官张茂则张先生”。咱们分解着看哈。
这内东门司，是宋宦官官署名，原名内东门取索司，景德三年(1006)改内东门司。掌检查宫禁人员、物品出入，承接机密实封奏牍、内外功德疏及回赐僧尼、道士等物。凡宫中须索、修造、宴设，皆先期排办；若太医诊视，则引押入内；按时发给皇亲衣物节料，向有关机构索取宫廷所用宝货。设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任。而勾当官，是官名。北宋置，勾当公事别称，三司及许多机构皆设，为主管某事务的官员。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十说：“国朝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诏三司举系通判资序朝臣二人充三司勾当公事。”南宋时避高宗赵构名讳，改称干办官。
范仲淹进《百官图》
因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把自己的门生亲信一个个破格提拔起来。范仲淹对吕夷简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有一次上朝的时候，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的身份向皇帝出示了一幅他自己编制的《百官升迁次序图》。他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官吏的考察、提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还要有政绩的佐证，按照规范的手续办理。”他又指着《百官图》上的次序说：“像这样的就是按顺序升迁，像那样的就是不按顺序升迁；像这样的就是按公事办理，像那样的就是按私情办理。如今破格提拔成风，许多官员都是靠裙带关系，不按次序获得提升，实际上造成了公务员队伍的混乱。我建议凡重要的岗位，如需破格提升，不能由宰相一人说了算。”
吕夷简听了范仲淹的话，嘴上说不出什么，但是心里很不高兴。从那以后，吕夷简处处找范仲淹的麻烦，在皇帝面前说范仲淹的坏话，最后把范仲淹贬出朝廷，到江西做官去了。范仲淹被贬的第二年，吕夷简罢相。由于西夏李元昊不断进犯，朝廷再度起用范仲淹。不久，吕夷简也再度出任宰相，仁宗对范仲淹说，不要计较和吕夷简的旧怨。范仲淹说：“我过去议论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对吕夷简个人并没有什么怨恨。”
范仲淹在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是一位难得的人物，他无论是在政治上革新朝政，还是在军事上防御外寇，以及在作风上廉洁为民，都值得后人的称颂。他生活俭朴，不是招待客人从来不摆两种以上的荤菜，一家人的衣食也是刚够就好；然而他乐善好施，曾把皇帝赐给自己的一百两黄金全部用来犒军。可以说，范仲淹始终奉行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座右铭。他死的时候只有六十四岁，《宋史》说他去世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
刘太后穿天子服谒太庙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刘太后谒太庙，想穿天子才穿的衮（gun）服和冠冕。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礼仪制度，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为对，大臣薛奎甚至说：“太后必御此见祖宗，若何而拜？”
最后刘娥只得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礼官议皇太后宜准皇帝衮服减二章，衣去宗彞，裳去藻，不佩剑，龙花十六株，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 ，以衮衣为名，诏名其冠曰仪天”。
二月，刘娥穿着帝王龙袍，头戴仪天冠，接受了群臣赠予的“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尊号，当众还政于宋仁宗。算是圆了她临终前的心愿，也对得起她十多年来为家国社稷的付出了。
三月，刘太后去世时，宋仁宗召见大臣：“太后临终，口不能说话，但不断拉扯衣服，似乎在嘱咐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薛奎回答说：“太后示意脱下身上穿的天子衮服，换其他礼服，如果穿着天子衮服，九泉之下，如何见先帝真宗呢？”宋仁宗恍然大悟，立即让人脱下刘太后所着天子衮服，换上皇太后的礼服入殓。
尽管当时的朝廷和民间对刘太后垂帘听政颇有微词，但就历史记载来看，她称得上是一个贤惠的皇后，一个慈祥的母亲，一个称职的执政者。历史评价，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占城稻剧中，宋仁宗拿着一盒稻子来找曹皇后说话，说的正是这占城稻，可以说占城稻的广泛种植， 让宋朝突破了1 亿人口大关。
关于占城稻引进一事，北宋成书的《湘山野录》中说:“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大而粒多，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由此看出，当朝皇帝宋真宗是听闻这种水稻品种具有耐旱特性，才以珍货求其种子。真宗皇帝竟以珍贵物品求取这一稻种，说明当时社会存在着对耐旱水稻品种的迫切需要。而《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则补充了后续情况。宋真宗推广占城稻的原因正是为了应付“稍旱，即水田不登”的形势。他首先把换得的二十石稻在福建试种，再从福建取三万斛稻种，推广到浙江、江西、江苏、安徽等地。为了推广成功，还按“良种良法”的要求，告知农民有关占城稻的具体栽培方法。
不仅如此，在推广占城稻时，宋真宗还把占城稻栽种在皇宫后苑，组织皇室和官员参观。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九月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天禧二年(1018年)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月，又“召皇子、宋室、近臣玉宸殿观稻，赐宴”。其间真宗还亲自撰写《占城稻颂》等文章来赞颂占城稻 。足见宋真宗对占城稻引进和推广工作的异常重视。
《知否》中演绎了英宗在宫中种麦子这一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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