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为了切断百姓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他们开始实行残忍的“扫荡”、“三光”，许多村落和居民都惨遭毒手，许多古建筑、文物或是被破坏或是被掳走，给我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失。
对于这些几乎丧失人性的士兵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但在山西一个小县城的一片古宅面前，他们却停下了脚步，思索再三后竟然避开了这里，没有对这栋老建筑产生一丝一毫的破坏。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户老宅在当地可是以富庶而闻名的，它有怎样的魔力让日本人放弃了对它的搜刮劫掠呢？
这片老建筑便是赫赫有名的“乔家大院”，说起乔家大院则不得不提在这里绵延数代的乔家，而说起乔家便不得不提曾经辉煌无比的晋商。
在很久很久之前，清代乾隆年间，在山西祁县东观镇的乔家堡，出现了一个名为乔贵发的人物，这个人的童年是很不幸的，几岁时父母便双双去世了，他被舅舅抚养长大，但是舅妈对这个白吃自家饭的孩子一直冷眼相待，周围的人因为他孤儿的身份，也不是很看得起他。
这让年幼的乔贵发就已经看淡了人情冷暖，他甚至讲话还有些口齿不清，但他的性格却十分沉稳，做起事来非常踏实。
随着年纪的增长，乔贵发也不想再寄人篱下，于是便孤身一人前往遥远的内蒙做起了生意，因为刚刚创业、手上也没什么钱，只能搞一些小买卖，后来他认识了当地另一位姓秦的商人，两人便合伙开了一间草料铺。
虽说是草料铺，但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卖，豆制品、烧饼、蔬菜、杂货，随着生意稍有一些起色后，他们又拓展了一间小银铺，卖一些首饰品。
由于这两位合伙人志同道合，很懂得为人处世，在做生意上又都有些天赋，没过几年，顾客越来越多，慢慢的生意就做大了，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
在那时，大一点的商人是要有自己的商号的，就像现在的“某某公司”一样，乔贵发和秦姓商人一合计，觉得自己也要有个商号了，最终确定下来后，决定称为“广盛公”。
而他们决计想不到，这简单的三个字会被载入史册，也是后来辉煌至极的乔家所使用的第一个正式字号。
有了商号以后，生意更是越发红火了，传到乔贵发的儿子乔全美手上的时候，他想要进一步拓展财路，于是和秦家一起将“广盛公”改为“复盛公”，接着一连开设了当铺、估衣铺、钱庄、油店、米店、粮店等一系列铺子，规模完全上升了一个台阶。
而当时的内蒙古包头是非常偏远的地方，当地根本没有官署，对地方的管理完全就依赖商会的势力，而当乔家、秦家把这里的生意完全垄断之后，他们几乎就成了土皇帝，别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只能慢慢被收拢到他们的旗下，复盛公就这样陆续拥有了多大十四家子公司。
而到了后来，鸦片传入中国，并且在短时间内“风靡各地”，复盛公的不少股东也沾染上了这种恶习，有些抽大烟抽得倾家荡产，于是只能撤资，于是乔家便顺手拿回他们的股份。
到了最后，股东只剩下秦家，便也撤了出去，从此以后，乔家就独揽了复盛公的名号，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虽然乔家生意的创业者是乔贵发，但他在创业初期并没有那么富裕，传到儿子乔全美手上时才算的成了富商，所以乔家大院也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乔全美在和两位兄弟分家以后，在当地的十字口置办了几处宅院，开始兴建房屋，用硬山顶砖瓦的制式打造了里五间外三间的别院。
主院和偏院之间有一座土地祠，顶上有四个石狮子和一柄玉如意，寓意“四时如意”，墙上有六对石鹿，寓意“六合通顺”，十分讲究，这就是最早的乔家大院，也被族人称之为“老院”。
而乔家真正的富贵还尚未开始，到了嘉庆二十三年，这个大家族的家主乔全美诞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乔致庸。
此时乔全美夫妇都年事已高，不久后便双双亡故，年幼的乔致庸便失去了父母，在大哥乔致广的抚养下长大，这份经历倒是和乔家的创始人乔贵发惊人的相似。
其实乔致庸本来不会经商，家里的生意都是大哥在经营，他衣食无忧，一直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但后来乔致广因病早逝，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乔致庸才不得不放弃学业，全面接管家族生意。
乔致庸有着两点不同于人的地方，一是苛求做生意以“诚信为本、薄利多销”，二是做事情不拘一格，绝不完全照搬祖上的法子，也不拘泥于某些行规。
与他做过生意的人，还想做第二次，而且从来放心不会被骗，在这个所谓“无奸不商”的行业内，乔致庸却极为注重诚信道德。
同时，他对人十分尊重，眼界极高，譬如复盛公里有一个最普通的小伙计叫做马公甫，常人只知道使唤他，但董事长乔致庸却觉得这个人有大才，直接指认他成为了下一任的复盛公大掌柜，后来果然将字号经营得如日中天。
复盛西的马荀、大德通票号的高钰、平遥蔚字号的阎维藩，无一不是如此，对待有些能人，乔致庸甚至十分恭谨相待，这些人感念乔老爷的恩情，没有一个不拼尽全力经营生意的，这便让乔家的各大字号都越发兴隆。
在乔致庸的手里，乔家成为了晋商中毫无争议的第一大家，从包头向外发展，垄断了整个蒙古市场，进而把生意做到了京津、东北乃至东南各地，乔家的商业之路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这样的家族自然和清政府关系紧密，加上乔致庸本人口碑极好，他所结交的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从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到山西省抚、道、县的官员几乎都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此人脉可谓遮天蔽日。
乔致庸生活、治家特别讲究节俭，所以他本不愿兴修老宅，但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列强来犯、朝政衰微，并且大量白银外流。
于是他开始在老宅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加购了一大片地基，又盖起了一座相同的里五间外三间的楼院，和老宅相对，从空中看去是一个大大的“囍”字。
而后在乔致庸的子辈、孙辈等人手中，这所大宅又经历了多次翻修、扩建，逐渐越来越大，几乎成为了一座如城堡般的建筑群。
不过时代终究在不断变化，即便乔氏子弟中也还出了如乔荩臣、乔映霞等人，但仍然免不了走向没落，说到底，还是晚清的时局太乱了。
北洋军阀彼此之间东征西战，免不了在各地筹集军饷，别人拿着枪由不得你不给，乔家的不少商号因为垫付军饷而损失一两百万银元；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外蒙古宣布独立，乔家在那里的许多资产干脆直接就被没收，再加上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都让乔家损失不计其数。
虽然逐渐走向没落，但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帝国仍然是相当阔绰的，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少在山西一隅之地，乔家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富户，而随着家族人口的不断增加，乔家大院还仍然在不断扩充面积。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有一场巨大的战争全面席卷而来，对于商人来说，战争就是最大的悲剧，中国各地区迅速沦陷之后，乔家在当地的生意自然也被日本一律侵吞，他们只能不断缩小规模苟延残喘。
而随着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山西多地很快也被占领，乔家的家主带着主要成员早已外出避难，但这么大的一间老宅总不能直接舍弃，所以大院里仍然留下了一部分人负责看守。
可是在年底，太原保卫战全面溃败后，日军占领了这座山西境内最大的城市后，他们也急需补充军费物资，岂能放过闻名全省的乔家大院？
于是日军指挥官很快便专门派遣了一只小队前往祁县，准备劫回那富可敌国的金银钱财，如果真叫他们得逞，恐怕留在宅院里的族人难以存活，那片传承了百年的老宅也可能被夷为平地。
但当那支日军小分队真的抵达乔家门前时，远远地便停下了，他们望见了一样东西，忽然变得十分犹豫，在经过和上级的请示之后，这些士兵最终竟然全部撤走了，让这间老宅毫发无伤。
真要说起来，这件事情还是得追溯到乔致庸的身上。
在晚清光绪年间，乔致庸已经年岁很高了，虽然早已退出生意管理，自己闭门在家修生养息，但他的目光仍然在时刻盯着时局变化。
当八国联军侵华的铁蹄踏入国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之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反对、仇视洋人的浪潮，当时的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下，根本不懂具体情况，以至于对各处的教堂、十字会机构都多有打砸。
而祁县附近就有一所意大利人开办的教堂，自然也受到这般待遇，其中七位修女被迫逃离，一路跑到了祁县，但身后追赶的人依旧紧逼，这些有火无处发的老百姓几乎要将所有外国人赶尽杀绝。
正当这几个女人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乔致庸老爷子却对她们伸出了援手，他自然是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些修女从来无罪，同时他一生行善，赈灾捐钱无数，现在也不能看着惨剧发生在面前。
当修女们进入了乔家大院之后，追来的人自然只能望而却步，随之纷纷退去，一段时间过后，乔致庸又托人将她们全部送回了自己的故乡。
在回到意大利之后，修女们便将这件事传开了，意大利政府特意送来一面本国的国旗以表彰乔家的善行，原本这可以说是乔致庸的随心之举，但却没想到在无意间挽救了几十年后的晚辈们。
当日军的小队来到乔家大院时，族人们早已将那面意大利国旗高挂，其实完全抱着尝试的态度，而意大利是日本在二战中的轴心国盟友，出于影响的考虑，日军最终放弃了对乔家大院的想法。
于是这片古建筑群就这样得以完整地留存了下来，直到如今，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4A级旅游景点，是全国最知名的北方汉族古民居建筑之一，被盛赞为“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
这所院落见证了乔家大族百年的兴衰起落，也闪耀着晋商的光辉，其中所藏的万人球、犀牛望月镜、九龙灯等文物都是极为罕见的国家珍宝，而若非当年乔致庸之心善，那么此时可能早已流落海外，令人不得不感叹因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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