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些著名篇章我们耳熟能详，比如《蒹葭》《桃夭》《关雎》《硕鼠》《伐檀》，我们常常说着“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说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中国光芒璀璨的诗歌时代从《诗经》开篇。
但是，如果我们只将《诗经》作为文学篇章，就太小看它了。春秋时期，它频繁出现在贵族的生活里。清代赵翼在《陔餘丛考》中说，《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涉及列国公卿论议、宴享、赠答等各种场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说明《诗经》的意义远非“文学作品”所能概括。实际上，懂不懂《诗经》，是春秋时期贵族的门槛之一。
孔子非常看重《诗经》的教育功能。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杨伯峻翻译为“诗篇使我振奋”，恐怕不对。《尔雅》解释兴，说是“起也”，《诗经·小雅》“夙兴夜寐”，兴指的是起床。它也有振奋的意思，但最根本的意思还是指，《诗经》可以作为教育的开端。
再结合其他几则材料，更能看出孔子以《诗经》为教育之始。《论语·季氏》中记载，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夫子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教诲吗？孔鲤说，有一次孔子在院子里站着，他路过，孔子叫住他问道，你学《诗经》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没法说话。《论语·阳货》又说，孔子对孔鲤说，你研究过《诗经》的《周南》和《召南》吗？如果这都不学，就会像正对着墙壁站着，后面有些啥都看不见。
孔子提醒孔鲤学诗，应该是在孔鲤年纪还小的时候。《孔丛子》记载，孔子嫡孙子思教导儿子：“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从《诗经》开始循序渐进地教育，这大约是孔门的习惯性做法。
据说孔子曾经删定六经，六经分别指《诗》《书》《礼》《乐》《春秋》《易》，这些都是孔子授徒教学的材料。开启学途的话，《诗经》最适合：
第一，《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歌谣。它的语言生动，节奏感和趣味性都比较强，采用大量回环复沓，朗朗上口，便于接受能力层次尚低的少年进行理解和记忆。
第二，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原文的“思”是没有实义的发语词，孔子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诗经》的思想很正派”。如何“正派”？《诗经》收录的国风明明有很大比例是爱情诗，相当自由活泼。有两种解释，一方面，按《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献诗有一定的规程、要求，以“教化”目的层层筛选后，还要经过太师和乐师们的整理，因此能够选入《诗经》的都符合雅正要求，多多吟诵和体悟可以修身养德；另一方面，在贵族生活中，《诗经》各篇充当着吉、凶、嘉等各种礼仪场合的“背景音乐”，当时，《诗经》的文本意义远不如它的礼制意义重要。读《诗经》时，他们联想起的是各种各样的礼仪场合，当然“思无邪”。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参考，也都说明了《诗经》的淳厚平正，适合初学者。
《陈风图》局部，宋代，马和之
第三，在以《诗经》进行教育时，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锻炼“普通话”。《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按杨伯峻解释，春秋时代，各国语言不能统一，“雅言”就是较为通行的语言，贵族们在正式场合是用“雅言”来交流的。因此学《诗经》就是磨炼“雅言”的过程，也是使语言表达更加适宜、丰赡、华美的过程。
第四，《诗经》中包含大量作为贵族应该了解的文化内容，比如商、周的主要历史就包含在《商颂》《周颂》等篇章之中，在没有系统的历史教科书时，《诗经》承担着史书的功能。学习《诗经》，能够了解国史，提高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诗经》包含着周代的话语体系和礼乐制度，细读《诗经》，可以贯彻周代的治国理念，汲取政治智慧，了解民众感受，它对于治国理政有很实际的效用。
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壁画
孔子谈到《诗经》的作用时，说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六大作用，“兴”，可以引出话题，“观”，可以观察风俗民情，“群”，可以从中体悟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怨”，可以讥刺时政，其实可以理解为获得政治智慧。近可以孝养长辈，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博闻广识，增长见知。仔细体会这六大功能，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从政服务。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接着谈。
（二）《诗经》与周代礼乐《论语》中有两位学生受到了“可以言诗”的评价。一是子贡，一是子夏，二人的共同点都是可以将《诗经》中的语句联想到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礼，孔子称其为“告诸往而知来者”，可见《诗经》是学习礼的重要手段。
什么是礼？礼是在社会活动中需要共同遵守的要求，它是伦理道德的反映。不过礼的最初意义可未必如此。礼是从祭天祀地、敬拜祖先等原始宗教活动发展起来的。《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即以祭祖祀神的吉礼为首。
商代已经出现了完备的祭祀制度，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诗经》中的《商颂》。虽然学界对于《商颂》的作期还有争议，但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指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中已经有“学商”、“奏商”、“舞商”的记录，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乐、舞一体的祭祀仪式体系。司马迁说“余闻之先人曰，汤武之隆，诗人歌之。”以赞美神灵、追述祖先的口头文学很可能在商代时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商颂》就是传自商代的祭歌，赵明《先秦大文学史》认为 ，“《商颂》是殷商盛世商人祭祀先公先王的颂辞，当出于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丰富历史知识的巫祝之手。”
周代建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商代的祭祀仪式。刘雨发现，西周金文的二十种祭祖礼，有十七种殷周同名，“周初几乎全盘继承了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马银琴认为，周公成王时代，是祭祖祀神之歌大盛的时代，《诗经》中《大雅·文王》《大明》《思齐》《周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武》《桓》《思文》《丰年》《烈文》《振鹭》《有瞽》都作于周公时期，这些诗歌绝大部分用于郊天祭祖，周公就是当时祭祀仪式的主持者。
洛阳周公庙
为什么周公要做这么多诗篇作为祭祀之用？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字崇拜，谶语、符咒、避讳都是文字崇拜的表现。文字的诞生是人类走向理性、步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淮南子》说仓颉造字时“天雨栗,鬼夜哭”，王徵在《〈西儒耳目资〉叙》中解释原因为“泄天之灵,鬼神攸忌”，这固然是一种夸张，但文字创立并得到使用时，先民们内心必然有强烈的神秘感和崇拜感。文字规范和强化了原本通过语言祈祷进行的巫术，在商代，巫术成为人与神交际的中介，因此文字的使用权长期掌握在巫史手中。周代建立之后，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可，解释周取代商的正义性，就需要打破商代的巫术体系，用诗歌、舞、乐建立属于周代的神圣仪式，这同样需要文字发挥作用。这就是周公创作大量诗篇的原因。
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体系中，诗、舞、乐是一体的，它们不仅仅是遣情怡兴的工具，还都承载着祭祖祀神、记录历史、训导教化的功能。《诗经》的核心部分是“雅”和“颂”，《商颂》是商代流传下来的祭歌，《周颂》和《大雅》反映着周代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政治，是对周代先祖事迹和价值观念的言说。它们不只是一首首诗歌，还意味着一个个在周代反复进行的仪式体系。在周代，祭祖、婚姻、宴飨、迎宾、丧葬……每个环节都有仪式，通通与《诗经》有关。《诗经》和各种仪式绑定在一起，时刻干涉（或者说引导）着周人的社会生活。
这些进入《诗经》的诗歌作为仪式乐歌来使用，经过国家推行，代表着周代的权威意志。如何感念周代先祖的功绩，如何感受周代的文明与光荣，如何体会从商代狂热鬼神信仰之后周人宝贵的理性，都可以通过《诗经》的那一系列歌、舞、乐。《诗经》强化了周人的家国观念，支撑着周人对本国本族的信仰，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诗经》意味着形成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基础。
（三）《诗经》与春秋时期的政治虽然人们常常以为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实际上，代表阶层等级的“五等爵制”在春秋时期还是重要的准则无论朝聘会盟还是诸侯交往，人们都极其重视名分，甚至列鼎制度还在贵族中保持得相当稳定。因此李学勤说：“东周时期。社会动荡变乱，礼制规定的等级遭到冲击，出现了一定变化，列国的制度也不尽一致，不过决不能认为等级的阶梯已经彻底摧毁了。不同的等级间，常常还维持着很难逾越的界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在等级制度下，贵族必须了解《诗经》，熟悉礼制，认可并遵守这些规范，这是与周天子、各诸侯国、各贵族交流的基础，也意味着个人名誉的建立与维护。
《诗经》的各个篇章被用在吉、凶、军、宾、嘉等不同场合之中，相应地，它就产生了固定的“仪式意义”，这种仪式意义和文本意义未必一致。这就好比我们一听到《难忘今宵》就知道晚会要结束，而对于其歌词却未必熟悉一样。对周代人来说，与礼制相对应的是配合吉、凶、军、宾、嘉等活动的仪式意义，那么相比文本意义，仪式意义更有应用性。贵族们研习《诗经》，文本意义还可以慢慢琢磨体会，但仪式意义是必须非常明晰地运用于具体政治活动之中的。
孟庙加冠礼
举个例子，《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穆叔到晋国去，晋侯演奏《肆夏》等三首曲子，穆叔不拜，乐工演唱《大雅》中的《文王》等三首曲子，穆叔还是不拜。接着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三首曲子，穆叔三拜。因为《肆夏》等曲子是周天子用来招待招待诸侯的，《文王》等曲子是两国君相见所用的，《鹿鸣》等三首才是国君对大臣所用的，符合穆叔的身份，因此穆叔行礼答拜。这件事情也记载在《国语·鲁语下》中。
《文王》的文本内容是关于开国事迹的，与两君相见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它被贵族群体所认可的仪式意义恰好就是两君相见，仪式意义超越了文本意义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如果说在西周建立初年，《诗经》篇章意味着通过祭祀仪式而获得神灵的认可，那么，到了东周时期，由于长时期的频繁演奏，各个篇章的意义已经被“条件反射式”地固化了——不同的篇章代表着不同的规格、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它成为社会等级制度和生活规范的一部分，是隐藏的律令，是贵族们认可的尺规。它形成了稳定的模式，只要出现某种表演模式和表演内容，贵族们就立刻懂得它的内涵，了解它表达的特殊意义。这是一套只有贵族们才会理解的“密语”。如果好好利用《诗经》这门外交语言，能够为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加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录的重耳见秦襄公一事即是如此。反之，不懂这一套语言体系的人被视为没有素质，不被贵族阶层所承认。
李唐《重耳复国图》局部，文字部分即是重耳见宋襄公赋诗之事
《左传》中说，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大夫庆封出访鲁国，鲁国执政大夫叔孙豹招待他，他有失礼节，叔孙豹吟诵《鄘风·相鼠》来讽刺他无礼，他竟然不知，更谈不上回应。第二年，庆封因家臣之乱而出逃鲁国，依旧是叔孙豹招待他，庆封依旧无礼，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不见于今本《诗经》），庆封依旧不知。这种情况当然会在贵族中传为笑柄。
《左传》《国语》中记录的这类由于不了解《诗经》而被贵族群体所鄙夷甚至抨击的人还不少。宋国大夫华定因为不懂也不回应鲁昭公吟诵的《小雅·萝萧》，被鲁昭公评价为“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给他下了个“必亡”的判断。晋平公与诸侯在温地宴饮，要求大夫们舞蹈，且所唱的诗要与舞相配。齐国大夫高厚的诗不相配，晋大夫荀堰发怒说“诸侯有叛离之心了！”令诸大夫与高厚设立盟誓，高厚逃回齐国。于是叔孙豹、荀堰等大夫盟誓说：“共同讨伐不忠于盟主的国家！”这堪称不懂《诗经》而引起的外交危机。
《诗经》在春秋时代的贵族生活中，成为高度固化、浓缩的政治外交话语，附加了很多政治内涵及隐喻，这是春秋时期特有的外交现象。因此《论语·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当然，这并不是说《诗经》的文本意义就完全不重要了。在“八佾舞于庭”、礼制逐渐衰落的春秋时期，《诗经》的礼仪意义逐渐下降，文本意义慢慢成为学习的重点。汉代以后，《诗经》基本作为文学作品而存在。
宋代马和之作品
总之，《诗经》不但可以因其文本意义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高，培养自身“温柔敦厚”的德行气质，还可以用来了解政治事务，在外交场合谈判酬酢。对注重德行的孔门弟子南宫适来说，前者重要；对出入外交场合的子贡等人来说，如果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稍差，不但会影响个人声誉，甚至可能导致外交灾难。春秋时期贵族们言必称《诗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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