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其实就是中学西渐之成果。世界上曾有那么多人读中国书、关心中国历史、想了解中国文化，而遂形成了这么些学问，是我们当感谢或感动的。而他们又各有传统、各有特点，值得我们分别关注。
国人常以为老外不可能懂中国文化，遂忽略了这其中文化互动、共同提升的意义。更忽略了：外国学者之研究，由于具有新视角，其成果也常值得参考。
一
例如李福清（本名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弗京（Борис Лъвович Pифтин / Boris L. Riftin，1932-2012）主编过《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这就是俄罗斯的特点，其他国家对此较少关注。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处，都收了大量中国年画。而中国人对此却不熟悉，故需要他们来介绍。
俄罗斯当然并不专收藏年画，年画只是中国民俗画这大类中的一部分。他们注意图像数据，注意庶民生活，故民俗画作为藏品的一大特色，从181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亚洲博物馆就开始了。
早期主要有五笔来源。一是斯特罗干诺收藏的外销画，共有233幅，分为鱼、花、船舶和装在一只欧式风格硬纸盒中的67幅硬纸画。这些外销中国风俗画题材包括帝王、名将、建筑、官员、少数民族人物、宗教寺庙的仪式以及市井生活等。第二笔是中国蒲草画册，共26幅。三是波波夫的画册，5册515幅，所画内容为手工艺人、商人和农民。最后一笔来自布列特施涅德的12册562幅，布列特施涅德对植物学很有研究，努力促成了欧洲农业接纳来自中国的植物。年画则是后来陆续收的。
之前，1934年，徐悲鸿到列宁格勒讲演、办画展，也曾见到这里收藏的大批中国年画，很是惊叹。当时是阿列克谢耶夫陪同他演讲。阿列克谢耶夫能从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视角来解释中国绘画，使得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画展非常成功。事实上，这位阿列克谢耶夫译着有《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中国文学论文集》《中国风情录》《东方学》《中国古典散文》《中国民间年画》《中国财神》等。他翻译、作序的几种《聊斋志异》故事集也曾多次再版。在他谢世15年后的1966年，装帧精美的《中国民间绘画——中国民间绘画所表现的救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亦得以出版。而那时，年画根本还没进入国人的研究视野呢！
一般认为年画不过就是新春期间在房舍厅堂张贴的木版雕刻民俗画，所以不以为意。其实用以考古、考民风、考版画艺术，都极有用。
二
何况，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国最早的版画，正是存在俄国斯。
那是1907～1908年间，俄国Π.Κ.科兹洛夫探险队在我国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西夏黑水城遗址）一古塔中，发现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俗称四美图）和《义勇武安王图》(俗称关公图)。那是金代以来流传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的作品。
当时《四美图》入藏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191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狩猎直喜去俄国考察，获得了影印件。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标明：宋金时代的中国版画。这才逐渐为国人所知。
《四美图》高57厘米，宽32.5厘米，从左至右为班姬、赵飞燕、王昭君、绿珠。画中人造型体态丰盈优美，人物背景为盛开的牡丹、嶙峋的太湖奇石、折曲的玉石栏杆。线条细腻，姿态各异，服饰不同，细致入微，令人惊叹。整幅画作布局巧妙，造型生动；雕刻刀法娴熟，线条流畅，是中国古代版画的旷世珍宝。画中一竖雕有边框小字：平阳姬家雕印。
《关羽像》高72.3厘米，宽34.2厘米。关羽处于画面中心，端坐于椅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炯炯，美须飘然，神态安详。画面布局丰满，人物细腻生动。画幅周边饰以回纹，上方也有一通栏横披，楷书“义勇武安王位”。画框上有“平阳府徐家印”字样。制作年代，从关羽封号推断，应在公元1123年——1128年之间，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天会元年之后的几年内（我去年应山西运城政府之邀去参加其关公文化节，说起这张武安王像，当地竟然都还不知道。对世界关公崇拜之无知，令人惊讶）。
三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本金代平阳刻印的《刘知远诸宫调》唱本。
诸宫调，是宋词和元曲间的过渡。宋词已唱故事，但用一个宫调的词牌，音声不免单调，金诸宫调才用许多宫调来唱，而《刘知远诸宫调》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是对后来的戏剧、说唱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全书12则，今存《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君臣弟兄母子夫妇团圆第十二》5则，前4则并有残页，但首尾完整。叙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南戏《白兔记》即取材于此。
没这本书，戏曲史就不好讲了。
这本书，1958年由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赠还中国，现藏北京图书馆。国内1937年北平来熏阁书店的石印版本和1958年文物出版社的影印版本，其实根据的都还是1935年郑振铎依这本书做的校订版。
北宋太宗时，日本僧人携来中土已佚的郑玄注《孝经》等书籍，给中土士人造成极大震动，也引起朝廷对域外汉籍的重视。宋哲宗元佑六年，乃向高丽访求佚书。晚清民国时期，学人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陈榘、张元济、王古鲁等人，纷纷搜求海外中土佚书，斩获甚丰。《刘知远诸宫调》之回归，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四
比上述文献还要重要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实物。
印刷术乃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沈括《梦溪笔谈》关于毕升在宋仁宗年间发明泥活字印刷的记载，只是孤证，当时的活字印刷品没有流传，后来中国印刷的主楼又不是活字而是雕板，所以国际上普遍怀疑中国首创活字印刷术。加上韩国现存金属活字比我们早，更是极力强调韩国的发明权。
现在，不用争了！俄罗斯收藏的中国黑水城文献，就有大批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问世，说明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中原地区发明不久，就很快传播到了西部地区。它们与流失于海外的近千枚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实物（只不过，西夏使用的是方块字活字，回鹘活字则是一种包括了词、词缀和字母在内的混合型活字）。
这些材料，当然也说明了活字印刷如何由东向西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去。
俄罗斯所藏西夏文文献举世无双，其中木刻本印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也有13世纪头25年间的印品。西夏文最多，其次为汉文和藏文。一些书籍可确定是用活字版印制的。佛经数量极大。西夏皇帝印经动辄一万两万册。视作功德，常无偿布施给官员和老百姓。装帧则以汉地书籍为蓝本，有写本双蝴蝶装、蝴蝶装、卷轴装、折叠装和梵夹装。这些，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汉文典籍之西夏文译本也很多，例如儒家有《论语》，残存第5、11、15、19章，有部分注释。据吴其昱教授说在我国福建发现的《论语》中，有相似的注释。也有《孟子》译本，残存两件，第4～6章和第8章。《新集慈孝记》，则节选译自《司马光·家范》。史部有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军事有《孙子兵法三家注》，用曹操、李荃和杜牧注；《六韬》卷一、卷二；《黄石公三略》等。
西夏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门类，是模仿我国辞书而编的。例如《文海》成书于1124-1131年，是仿汉语韵书《广韵》，词汇按韵和字形编排，释义和注音借助于汉文反切法，不能按韵编排的词汇则归入《文海杂类》，按声母分组编排（本书已翻译成俄文和中文出版）。
《同音》，则将西夏字同音字按声母分为九品，每个字符后都有注释，或用同义词，或注明词性，或用它的反义词释义。
《文海杂类三才字杂》将文字分为天、地、人三大类，之下再分小类。成书于1223-1227年。此书由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和索夫罗诺夫出版。
《同义》是一部关于同义词的字典，成书于1189年，按照发音的清浊，巧妙地进行分类汇编。
《五音切韵》之第一部分按汉语习惯将辅音分为九品；第二部分则自上而下，无中间音节；下面是西夏语特有的带中间音的音节。
木刻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尤其重要。它是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刊于1190年，西夏骨勒茂才编撰。自左向右看，是汉文西夏文注音；自右向左看，则为西夏文汉字注音。这部书收字数千，如果没有它，西夏文恐怕至今还难以破译。价值略等于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破译埃及文字的罗塞塔石碑。
五
跟活字类似的重要文物，还有些也颇可述，例如针灸铜人。
针灸术在我国流传已久，但穴位终显神秘，不好掌握。宋代天圣四年(1206)，宋仁宗诏令太医院铸造仿真人体模型，供医学生学习和考试使用。次年铸成两具铜人，史称“天圣铜人”。体内有木制的五脏六腑和骨骼，体表有354个小孔，代表人体354个穴位，每个小孔旁还用错金文字标识了穴位名称。铜人内部可以灌入水银。如用细针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流出。太医院进行针灸考试时，会用黄蜡把铜人体表的小孔和穴位名称封住，各个考生要根据老师出的题目，在铜人身上施针。水银流出，考试才能通过。
其后辗转到明朝，天圣铜人已严重损坏，穴位名称模糊不清了。因此，正统八年，英宗下令太医院仿照天圣铜人再制一具，世称“正统铜人”。
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原放在太医院药王庙的正统铜人也丢失了。直到1958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时，才发现这个集医学理论、手工业技术和艺术灵感于一身的稀世奇珍，也是中医针灸学象征的正统铜人就在那里。
六
以上所说，俄罗斯所藏数据之丰富与独特，足以令人想见一斑。
年画收罗之丰，来自长期关注；西夏文物之富，由于探险劫掠，性质虽或不同，但需要眼光是无疑的。跟敦煌一样，东西就在那儿，但国人不识货，英国法国人俄羅斯人却知宝，千里跋涉来觅。
取得文物后，解读与研究则需要学力。伊凤阁1918年就发表了《西夏文文献》等许多论文，提供了有关《同音》《文海》《杂字》方面的信息。1919年更编成《西夏文字典》。而那时，我国研究西夏的学者又有多少呢？
聂历山只和我国中国的罗福苌、罗福成兄弟，以及着有《西夏研究》的王静如有些合作。
1935年聂历山编出《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提出了今后西夏文文献研究的四项任务。本来还要做《基于西夏字典和碑文的西夏语音研究》，但1937被捕入狱。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迁往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留下其分所。由戈尔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щй)担负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工作。1963年出版了《西夏文写本及木刻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订写本及刊本目录》。
但1963年的目录仅列出了西夏文佛教文献。1999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几乎将所有西夏文文献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这也可看出俄罗斯汉学的国际互动很热络，与日本合作尤其多。前面提到的聂历山，就对日本研究贡献很大，在日本南部宫古岛平良镇，竟有一条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并立有纪念碑。另外，俄罗斯学者在台湾的调查研究，也早在一百年前即开始了。
是的，这种互动，早在二十世纪初。1910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从欧洲汉学界学习归来，途中绕道中国进行三年的考察（见в·м·阿列克谢耶夫，《在旧中国-1907年旅行日记》，莫斯科，1958年）。返回彼得堡后，即着手对亚博所藏中国写本和刻本进行全面整理。与此同时，继续有计划地充实图书文献资料，首先，通过在中国的使馆人员和俄国北京教会同北京的几个出版机构进行联系，得到许多图书。通过在日本学习的俄国学者н·а·涅夫斯基等人又得到一批有关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学方面的日本文献。
其目的在于把亚洲博物馆营造为进行中国学专业创作活动的园地，并由此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们组织出版中国小说和诗歌作品，制定研究中国和日本佛教的计划。
1910年，法国伯希和访问彼得堡，发现黑水城文献的重要价值，揭开了亚洲博物馆研究中国西北劫获品的序幕。1925～1932年，他又到东方所作访问，并在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讲授中国民间宗教和戏剧。日本学者也对奥登堡所获敦煌文献极为关注。
十月革命后，舒茨基（研究中国的道教），瓦西里耶夫（研究中国文学），弗鲁格（文献编目），德拉古诺夫（研究汉语），斯卡契科夫（从事俄国汉学的研究），施普林钦（研究汉语）都很有成绩，国际合作更形扩大。1960年，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七
敦煌文献的收集和研究也显示了他们的实力。
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俄罗斯梵文、波斯文专家鄂登堡带了一队人，于1914年至1915年间到敦煌住了半年，收集到的写本和文物资料，占全世界敦煌文献的12%左右（可能还不只这个数。我见过当时的探险笔记和几千张照片⏤⏤毕竟住了大半年呢⏤⏤就还没公布，公布的只是敦煌文书和一部分图像），使得俄罗斯成为敦煌的世界研究重镇之一。
敦煌文献名气大，众所瞩目，可实际上它和黑水城文物一样，都属于一个大类。
从19世纪末到1915年，俄国先后多次派出考察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察”，劫获大批文物，敦煌及黑水城即其中两个点。同时，俄国驻新疆等地区的外交人员也以其便利的条件和特殊的身份收集散在当地民间的文献文物。这些物品多收藏于亚洲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由于所获来源分散，数量庞大，加上文种和内容的庞杂，中间又多经转手，考察收集时的原始记录及入库时的入藏登录均不完备，造成库藏记录混乱，记录的文献来源与实际不符，数量与实际有出入，有些收集品在库藏记录中找不到，存在的文献又不见库藏目录者甚多。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破损成601件残片，其缀合、归类，工作十分繁难。所以到底还有多少东西，耐人寻味。
但不管如何，敦煌的写本、壁画、丝织品等文物至少在18000件以上（早年我老师黄永武先生编出包含全世界敦煌文献的《敦煌宝藏》时，台湾仍在戒严，故俄罗斯所藏敦煌资料无法收得。到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将之出版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17册）。
吐鲁番劫获品也很可观。1898年，俄科学院д·а·克列门兹率领考察队在高昌故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阿斯塔那墓葬区进行了勘察，获得许多梵文和回鹘文文献及壁画。1906～1907年，а·д·科卡诺夫斯基又获得不少梵文、汉文、回鹘文和藏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也去了吐鲁番，同样收获颇丰，见他所著《1909～1910年俄国土耳其探险》，圣彼得堡，1914年。
南疆收集品，第一组是н·Ф·彼得罗夫斯基自19世纪80年代至1903年任俄驻喀什噶尔外交领事期间，陆续从喀什、库车、库尔勒和阿克苏等地收集到的中亚写本和文物。第二组是с·а·科罗可洛夫继任喀什噶尔总领事期间，寄回给亚洲博物馆的一组梵文写本。
北疆收集品，第一组为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н·н·科罗特克夫寄回亚洲博物馆的一批梵文、龟兹文、粟特文写本（收集于吐鲁番地区）。第二组为俄驻库尔勒领事а·а·吉亚科夫得自吐鲁番民间的回鹘文和汉文写本。
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原亚洲博物馆下设三个分支机构：东方学收集品部，突厥学会和佛教文献室。三个下设机构连同图书馆藏书一并归入东方学所，以25万种图书组成东方学所图书馆。图书馆新设两个特藏部。一是穆斯林文献收藏部收藏穆斯林文献，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苏联本土各突厥语民族的文献。二是东方古写本特藏部，专门收存包括前述中国西北地区所获汉语和其它语种写本在内的全部东方写本。1963年以后，分所再将中国部分成几个专题组：敦煌手稿组、中国刻本组、文学组、语言组和思想史组。
这样的组织，可充分显出它的实力。关于穆斯林文献、突厥学、佛学，另有机会再说，仍回头说敦煌文献。
八
从1963年开始，м·и·瓦洛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等《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便已出版，次年还获得法兰西科学院优秀创作奖。л·и·楚古耶夫斯基四卷本《敦煌汉文文书》也已出。较近的则是2009年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主办，在圣彼得堡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2012年出版。
其中许多问题是交叉或结合的。例如叶甫根尼·克恰诺夫（E. I. Kychanov）《敦煌作为西夏王国疆域的一部分（982—1227）》、基拉·萨玛秀克（K. Samosyuk）《西夏及元朝的黑水城、莫高窟、榆林窟绘画艺术风格》、索罗宁（K. Solonin）《西夏文禅宗文献及其内容特色》等，都是敦煌与西夏的交叉研究。索罗宁认为西夏禅宗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派，其学说主要和契丹地区的“华北佛教”以及吴越地区的佛教有关，则又关联于辽史。
同时出版的还有高田时雄编《涅瓦河边谈敦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是2010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会议论文集。
2008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东方文献研究所为纪念亚洲博物馆创建190周年又举办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大型展览，同时出版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展览图录》。同年出版了波波娃主编的《二十世纪转折点时期俄国的中亚探险》，汇集15篇讨论20世纪初俄国各支探险队的论文，也包括中、日、英、匈牙利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后来这个展览部分陈列品移到日本京都，2009年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丝绸之路古文字巡礼——俄国探险队收集文物”展，并出版了同名的日文展览目录。2012年莫斯科又出版的波波娃主编《中亚的党项：纪念克恰诺夫教授诞辰80周年论文集》有论文35篇。
诸如此类，不再往下一一叙述了。我去年访俄，虽然老友李福清、季塔连科、谭傲霜等俄罗斯汉学大家均已凋零，但新人辈出，仍是气象峥嵘。会见了莫斯科大学尤里耶维奇，远东研究院鲍列夫斯卡娅、谢门能科、谢德照、刘宇卫等汉学家。也见到了新的成果，如《史记》《淮南子》《郑和下西洋记》《金瓶梅》等的全译，及六大卷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等等。而且他们已经认识到：目前世界汉学已到了新的整合阶段，一方面是国内应与国外整合，一方面是各国不同汉学传统之间的整合。针对后者，他们现再也已有“世界中国学口述史”之项目在推动，未来自然很可期待。
“我们查阅敦煌写卷在东方学研究所一楼的大厅里——据说是沙皇亲王宫殿的浴室改建的，现在成了会议室。”潘重规先生1973年去东方学研究所寻访敦煌抄本后曾经在《列宁格勒十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这个所仍有一种神秘、古老的气质，但显然比当时更有活力了。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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