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
——唐·白居易《步东坡》
经过乌台诗案的事件之后，苏轼的足迹踏上了黄州大地。来到黄州后，苏轼最初寓居定惠院，后来搬迁到长江边上的临皋亭，逐渐开始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
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苏轼也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租借了黄州城外的59亩荒地。这之后，苏轼置办农具，亲自劳作，躬耕田间地头。
辛勤的耕耘换来的是丰收的喜悦，当庄稼喜获丰收，苏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为此还饮酒相庆，并写诗庆祝：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苏轼诗中的“东坡”指的就是这块地，由于苏轼开垦的荒地正好在黄州东门之外，而且是一块坡地。于是，他想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故事，便将这块耕作之地命名为“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也就是说，苏轼是在黄州期间才有这一名号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写有《步东坡》诗：居士原是对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称呼，这里指追求清高、对世事淡泊的人。
原来，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达忠州（重庆忠县）。在任职忠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白居易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工作之余，他会遍游忠州山水，体察忠州风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里很很喜欢养花种树，到忠州后，这一习惯也保持良好。他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开垦荒地，亲手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在《东坡种花》一诗中，白居易就这样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到了春暖花开之际，东坡上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案牍劳形的白居易，特别喜欢在工作之余到这里来，一来可以欣赏花草，二来可以放松身心。
有时候他会整日待在东坡，沉醉于东坡的美景而不忍离去，他在另一首诗里，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的：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
两年的时光匆匆而过，随着一纸调令，白居易即将离开他工作生活了两年之际的忠州。就在他要离开忠州，离开他心心念念的东坡时，他心中是有许多不舍的，尤其是他亲手栽植在东坡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
所以，白居易将美好的希望寄望于将来的忠州刺史，希望他也是一位喜爱花草的人士，希望他能看护好东坡上的花草树木，希望他能延续种花植树的习惯。于是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即使白居易离开忠州到长安任职，可是他仍然怀念忠州东坡上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最忆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檎。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在黄州的苏轼，对白居易心生钦慕之情，如果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则刚好与苏轼谪居黄州的背景相吻合，他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仕途履历。
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上表请求彻查此事，缉拿肇事者，还事实一个公道。此时的白居易，以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但他的举动却被主政者认为是越级言事，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恰在此时，白居易的母亲去世，而他所作的诗中又有“赏花”“新井”等字眼，这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机会，进而大肆渲染了一番。于是，所谓的“新井诗案”便被炮制而出，白居易被贬江州。在江州的白居易，还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江州没有迎来曙光，随着一纸调令，他又来到了忠州。忠州虽然偏僻，交通状况不佳，但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恪尽职守，心态已有了转变，他也从被贬江州时的沮丧情绪中走了出来。
白居易在忠州种花种树，就是心态转变的具体体现。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希望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一份心灵的安宁。
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因此，在黄州两年后，苏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的故事，也在黄州城外开辟荒地，躬耕于此，给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是苏轼对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植的一种仰慕和认同。
其实苏轼并不是一到黄州，就自号“东坡”的，而是居黄州两年后才有了“东坡”之号。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书生意气，满怀自信，有兼济天下的志向。
然而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躬耕于东坡，此时的他对仕途、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灵更多地转向自然之趣味。
如他在黄州游蕲水清泉寺时写下的：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首词的上阕描写的是兰溪幽静、雅致的风光和环境，景色自然明丽，雅淡清美；下阕抒发使人感奋的议论，表达有关人生感悟，启人心智。全词寓情于景，写景纯用白描，细致淡雅，抒情自然流畅，隽永绵延。苏轼以顺处逆的豪迈情怀，抒发了仕途上失意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催人奋进，激励人心。
再如他和友人游赏黄州时，野外的一次野炊，也能让苏轼诗兴大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叶和鲜菜的鲜美色泽，显示出词人与自然亲密接触时的欢愉的心情。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尝山间嫩绿的蓼芽蒿笋的春盘素菜。
苏轼在品尝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寄寓了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在苏轼看来，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这种清淡的、新鲜的滋味是令人欢愉的。
再如苏轼在《临江仙》一词中写的：“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经历过改写人生命运与仕宦轨迹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初到黄州时便已萌生归隐之意。彼时的苏轼，踌躇满志，无所适从，所以才会透露出归隐的想法。
其实苏轼的这种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归隐思想的影响。苏轼羡慕白居易晚年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他对白居易的道德称赞有加。
除了对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赞美之外，苏轼对白居易最大的认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白居易曾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白居易看来，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在心灵的一沃净土中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找到心灵的归宿。
小隐和大隐恰似一条线的两端，但白居易并没有在这条线的两端踌躇徘徊，举足不定，找不到合适的立足点。但经过白居易一番严谨的审视后，他将这条线对折了起来，并将目光聚焦在了这条线的折点上，也就是中点，他觉得中点才是最合适的立足点。
换句话说，这时的白居易与隐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找到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隐”——这条线的中点。
中隐是一种介于小隐和大隐之间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白居易对闲适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认可的，他的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在黄州的苏轼，不仅在寻求一方心灵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适应黄州的生活，他要与自己达成和解，甚至要与生活达成和解。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苏轼认同白居易“中隐”之处世心态，并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保持内心的泰然，并结合自身的思想修养，加以提升，在处世态度上达到旷达而超脱的境界，这更进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隐”的深度和广度。
哪怕是后来不是在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的苏轼，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么闲适安乐，他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境，这样的心态与他选择的“中隐”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也可以说，苏轼直接从白居易的“中隐”中获益。
在黄州及以后的岁月里，苏轼觉得自己在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方面都与白居易有着相似的轨迹，他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异代相逢成知己的贴切与默契。那是苏轼在历经了世事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这种感悟往往意味着各种不为外人所道的心灵体验。
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人生际遇有诸多相似，常常在诗词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赠写真李道士》一诗中的“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赠善相程杰》一诗中的“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都是苏轼钦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证。
苏轼诗中的“香山居士”和“乐天”指的都是白居易本人，白居易晚年定居在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而乐天其实是白居易的字。
苏轼晚年贬官惠州，经过虔州天竺寺时，曾记起小时候他父亲对他说，天竺寺的墙壁上有白居易亲笔手书的一首诗。所以，苏轼怀着激动的心情打算到天竺寺一睹白居易书法的风采。
可惜，当苏轼进去后才发现白居易的墨迹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从墙壁上剥落，只剩后人临摹的石刻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轼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苏轼取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所以，异代相逢成知己，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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