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骈文发展的繁盛时期是在魏晋南北朝，东晋的时候一直处于没落状态。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因素，经济状况，以及时代风气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人雅客关于骈文上的称颂是多于质疑的。
到后来的文运转关之际，出现了一批对它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宇文泰、苏绰等人。但是在六朝骈文的繁盛状况下，这些声音又显得微不足道，那么在当时的六朝，骈文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东晋骈文低谷期的原因据史料记载，在东晋这个被大家忽略的朝代里，骈文有过被冷落的一段时期，人们往往只笼统的概括，六朝赋予了骈文一个近乎华美的时代，更甚者是，六朝文甚至成为骈文的代言词，于是便有了六朝骈文的说辞。台湾学者廖志强用这名词出了本名叫《六朝骈文声律探微》的书，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绵延了104年的东晋，更是给骈文的繁盛，提供了强力的条件，在这几百年间，各类名士辈出，人才如林，各领风骚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很多人会有疑惑，高手如云的背景里，骈文的创作又达到了怎样的高潮呢？
历史是时代的必然，以褥丽著称的西晋文给骈俪之分开了个好头，到了东晋时期，延系先人的传统又加以创作对骈文有了一定的改造。从内容上讲，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东晋的骈文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继承老子庄子的意志。他们分为四大类：一是应用文，二是规格比较小的单篇文章，三是，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录，四是，文序集序诗序。
应用文：用现代化来讲，意思就是“公文”，主要表述的是军国之类的文章，而用于表述日常生活之类的则很少。
单篇文章：要是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类文章也可以称为骈赋。举个例子，东晋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正属于这类。历史文：对各个朝代历史人物，历史事迹，包括对一些情况的不同见解，都用骈文的形式记述下来。集序文序诗序：王曦之的著作《兰亭集序》等。
东晋时期骈文的特点以及意义跟其他五朝相比，东晋的骈文创作还有以下特点。数量少，质量也不高。百年之久的东晋在清人所做《骈体文钞》中只录入了20篇。
而脍炙人口的东晋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均未入选，这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六朝的骈体文在东晋未被延用，今可见晚年王羲之与亲朋好友的私信遗言中采用的是散文体，一些历史著作和志怪小说采用的记述方式也是散文体，这种有意识的灭文散采，弃整用散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永嘉丧乱，灭国之痛，导致生灵涂炭，在如此强烈的社会共识下，人们逐渐升起了一种，亡者不可追，生者犹可谏的追求。由此在东晋初年，广大文人雅士痛定思痛，深刻的吸取历史的教训，如此下来，玄学、玄风，便成了被批判的首要对象。
人们普遍认为，中朝的有些做法是不当，要想社会长此以往的，繁盛下去，就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嵇康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在玄学上，更多的关注与那些赋予知识，教有实际意义的命题。
后来的王导运用舆论之风，更加变本加厉的流放骈文。阮籍不拘小节，放浪形骸，遂被冷落许久。为了改变西晋的高尚空谈，遗落世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骈文这种做作的，不实用的“美文”自然是受到抵制的。
要想成为大文豪，就必须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下打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反之，如果不顺势而行的话，就不会成为大文豪。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东晋，这种情况却反其道而行之，郭璞，孙绰，陶渊明等人经史书记载，则各有各的难处：才高位卑的郭璞在政治上不受重用，难免郁郁不得志；孙绰则被同代文宗许询抢风头；而众所周知的陶渊明，本性使然，不与恶俗同流合污，与嵇康断交绝义之后的种种也无需赘述。
在南北对峙的时期，北强南弱是历史常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曾经的白月光，那些永恒美好的回忆，遥远的复国之梦也在时间的洪流里被渐渐的冲淡了，于是人们开始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本根同源，从文化上来讲，两晋还是有沿袭之处的。
但是出于对，生死存亡的考虑，在某些方面上还是有所收敛，这点具体就表现在了骈文的选材内容上，在当时，拥有华丽辞藻的文章往往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而对家国大事领域加以详述的骈文是被人们所接受的。
因为，骈文咿咿呀呀略显小家子气本就适用于台阁，在很多方面都不合适，用之以国家大业为主的作品，对没必要的采取忽视的态度，由此可见，东晋骈文的没落也是有原因的。
另外，东晋的骈文大多出于东晋初和东晋末这两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算得上是东晋骈文作手的两个人是葛洪与孙绰，其他的人从一定角度来讲并不主攻。然而即使如此，这两个人的单篇骈文的数量也是少之又少。在东晋文坛上，可以称得上是骈文大家的人几乎没有，如此说来，“晋无文”一说，也是有理有据的。
尚口鄙著的骈文发展阶段崇尚口谈而鄙夷著笔者是东晋玄学之风的又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讲出来可以写就算了。原因是因为，讲可以使内容生动形象活泼有趣；而写出来过于刻板乏味有麻烦之嫌。
若所有的文士，都过于强调这一点，这当然是不利于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善清言而不长于笔”的结果。
故而，东晋名士生前大多口述其详而忽略著书，这样，言论不易被流传和记载，等他们死后，便无从考究，自然也就无法领略其中的妙义。所以，东晋的文士在他们的著作上面都很少下功夫去记述，更不要说骈文的创作了。
玄学讲究简单明了，因此，即便是在记述应用文时，也大多言简意赅不太注重辞藻，史料记载，东晋的骈文大多朴实无华，故而有“东晋文不文”之说。
但是在六朝里，不得不说东晋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以及入仕之途还有骈文的发展之中，东晋都是一个值得被考究的时代。那么话说回来了，骈文是在什么时期被重新拾起了呢？答案是晋宋之际。对此，古人看的很清楚，“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号称七行俱下”于是在统治阶级意识的领导下，骈文之风便又开始盛行起来。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东晋时期，骈文并不曾取代散文的地位，其实是在应用文方面，也不能说明它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六朝之中，骈文一直被赋予很大的地位，华美瑰丽一直是个代名词。但是在东晋百年之久的时间里，出于一些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骈文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谷期，但这并不影响它所给予的历史意义。所以，可以笼统的说，骈文盛于六朝，但是要加上东晋除外这个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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