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起自隋朝，发展于唐，渐盛于宋，完善于明，衰落于清，纵观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你会发现这也正是文官制度趋于成熟，并逐渐腐朽的历史演变过程。
由此可知科举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乃至于今天的考试制度都有对科举的一些规程加以继承和发展。
就连孙中山先生都曾道：“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选拔真才的制度。”
今天笔者不聊其他，单以明代成熟的科举体系为例，说说科举当中都考什么试题，而那些投身举业的读书人考前又是怎么复习备考的？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出于国初人才匮乏，朱元璋正式开科取士，同时为了规范科举内容，引导士子们应试，朱元璋还颁布施行了《科举条格诏》。
在合适这道诏书中，朱元璋对乡试、会试的文字程式做出了规范，定下科举考试共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疑问，《四书》义、《五经》本经义各一道（本经是指从五经中的《诗经》、《礼记》、《尚书》、《易经》、《春秋》选一门专修）；第二场试礼乐论一道，并作诏、诰、表、笺这些公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等中式十日后，考生还需复试五事，分别为骑、射、书、算、律，最后的殿试考时务策论一道，便是整个科举的考试内容。
可以看出，朱元璋希望选拔的人才都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不过实际选拔的士子并不都能让朱元璋满意，因此洪武五年后，科举制度又被罢黜，直到洪武十七年，实在找不到比科举更为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朱元璋下令第二年恢复科举，并颁行《科举成式》再次对科举进行严格规定，由此奠定了此后科举的主要程序。
在《科举成式》中，第一场取消了《四书》疑问，专考义题（义是阐发议论性质的文章），《四书》义三道，字数要求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字数三百字以上。
而四书五经的教材范围也有硬性规定，《四书》以朱子集注版本为主，五经的《诗经》朱子集注版，《易经》程朱传义版，《尚书》蔡氏传及古注疏，《礼记》以古注疏为主，《春秋》主要以左氏、公羊、榖梁、胡氏、张洽版本的。
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然后判语五条（模拟案件的裁决判词），作诏、诰、章、表常用的公文体文章一道。
第三场，经史策五道，都在三百字以上，之后的面试被取消了，等考生中第，殿试策论一道后便是新科进士。
乡试的文字程式与会试相同，不在列举，倒是之后数朝，对科举内容稍有调整，比如在永乐年间，随着《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修成，此后四书义、五经义便以此两本大全为主要教材，作为出题标准。
明廷除了对考试内容做出规范化要求外，还对考生的答题试卷也有严格的规定。
首先考试的试卷有按顺序排列的页码，每页有固定的行数，文章一定要按照页数一页一页书写，禁止隔页书写，如果隔页书写则被判为“越幅”直接取消本次考试资格。
再者，文章的文字一定要注意避讳，比如《科举成文》中要求“文字回避御名，庙讳及不许自序门地”。也就是说，整篇文章内不能出现皇帝的名字、庙号，更不能自报家门，泄露身份。后来亲王的名字也要避讳，但避讳的字多了，实在要用到怎么办？成化十三年时，朝廷给出了解决办法：“令举人文字，凡遇御名、庙讳，下一字俱要减写点画。”
另外文章的文风也是有要求的，应当纯雅晓畅，明白平实，不能艰涩奇险，不许浮华，更不能引用杂书。
成化朝开始，科举的文体逐渐转变成了八股体，将文章定型为破题、承题、原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小结这些个名目。从格式上讲八股文比传统的四书文、经义文主要多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所谓“股”，便是“比”、“对”的意思，八股就是八句对仗句。
这种严格的文体格式，方便了阅卷官的评阅，更为考校考生们的才华，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中，做好一篇八股文实属不易，被称为戴着镣铐跳舞。
明朝建立以后，起于微末的明太祖极其重视教育，官办的社学和义学遍及全国各地，即使农村子弟也能在乡村接受教育。
因此从幼童开始接受教育，等掌握了读写技能，熟知了基础百科知识，便开始熟读经典，习作八股。
在经历县试、府试、道试的洗礼，才有资格以生员的身份入官学继续深造。
生员属于科举道路上最基础的功名，只有考上了生员才有可能参加乡试、会试这样的国家大考。
生员想要在之后的乡试中举，乃至终极目标进士及第，需要读的书太多了，仅官方颁定的书籍就有《四书》、《五经》、《大学衍义》、《性礼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等一些经史子集，还有律法、典制、大诰之类的律法典章。
所以为了应试，读书，熟读很多书成了士子们必须要做的日常功课。
但读书只是基础，背会了经典考生才能根据考题作出一篇符合题意的文章。为了练习作八股文，官学都有规定，每月三六九日学官会教导作文，每月初旬士子们要作《四书》义三篇练习，中旬作经义三篇，下旬则论、策各一篇，表、判各一篇，诏、诰也有特定时间习作。
明中期以后，科举首重第一场的四书五经义，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阅卷官的评阅任务繁重，为了保证如期公布榜单，本来就在三场考试中占很大比重的首场考试，其结果的好坏就成了科举中最主要的评定标准。
故此，考生们为了取巧，自然是想法设法多做四书五经义的练习，就像当今考试前考生的专项练习一样。
八股文又叫做时文，不是没有原因的，正是取其当时作文之意，文风及遣词造句都有很强的时代性，明初的文风和明中后期的文章对比起来就有很大的不同。时文除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主考官的喜好文风有很大关系。
因此，考生们考前必然会到书店买一些，前科考试编纂的科考程墨文章来读，这就如当今大型考试前，考生们会去买历年真题来做一样，无他都是为了预测今年的出题路数与可能出的题型。
当然死读书也是不行，士子们还会举行一些文会，共同交流心得，模拟些考题作答。
等考前的一个月或者更早，心思活泛的考生就开始打听主考官可能是谁，确定人选范围后，研究下该人之前作的文章，细加体会，以求文风能投其所好。
考官的预测其实并不太难，乡试的主考多是朝廷翰林或者御史，一些书商们为牟利经常在考前的一段时间花大力气打探内幕消息，然后出一些考官的文集卖给考生获利。
而会试因为在京师举行，主考通常是内阁大学士和礼部侍郎等领衔，只要有心总是能猜对的。
例如弘治十二年会试，大才子唐伯虎和举人徐经赴京应试，考前就多次造访高官府邸，礼部侍郎程敏政、大学士李东阳都被拜访过。那一年的主考正好是李东阳和程敏政，因徐经和唐伯虎曾花钱向程敏政请教过治学道理，而后又因考试中一道生僻题的出处两人刚好知晓，到处矜夸，被人眼红，舞弊风声四起，最后说不清嫌疑，程敏政被罢官，唐伯虎和徐进被革去功名，甚为可惜。
整体而言，士子的备考虽有官学可以教习，但实际上明代中后期以后，学校荒废，士子多以自主复习为主，有钱的人家还会延请名师，或赴有名的书院求学，比如晚明时期，士子最为推崇的“东林书院”。
这些都是明代科举兴盛下士人们的真实生活，寒窗苦读，饱读诗书，一朝中举便得富贵，科举已经成了那个时代读书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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