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北伐”，失利者有之，得胜者也不在少数。但恐怕古往今来却只有刘裕一人在北伐成功的节骨眼主动且匆忙地放弃胜利果实——刘裕这么做，图什么？
一、北伐与南归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八月，一手把持东晋朝政的刘裕组织大军北上。这一次刘裕选择的对手是后秦。彼时最适合做他对手的也只剩后秦：义熙六年（410），南燕为东晋所灭；义熙七年（411），岭南的动乱被平定；义熙九年（413），巴蜀地区被并入版图；义熙十一年（415），，夺取荆州、江州一带的东晋大军班师回朝。
这次出兵后秦，东晋正抓住了其因帝位更迭而陷入内乱的时机。再加上刘裕制定了合理的策略，并派出了规模足够庞大的军队，这次北征进行得相当顺利。次年八月，后秦都城长安被破，后秦君臣投降，刘裕即成功取得北伐的最大胜利果实。
但让人惊诧的是，在入主长安后，刘裕又迅速整顿大部队南归。南归后，先前攻下的后秦领土很快因防守不利而落入胡夏的赫连勃勃之手。刘裕本人，则在东晋迅速撕下伪装，先后绞杀晋安帝，扶持傀儡帝王司马德文，并最终自立为帝。
二、南归与天命
虽说北伐推进得极为顺利，但东晋也不是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再者，在刘裕南归后，东晋也迅速失去了新占领的大片土地。因而按照人之常情，刘裕那时候应该为胡夏的截胡而捶胸顿足，甚至重新整兵北上，而不是连布置都不完善就匆匆撤走大军，并在南归后迅速推进改朝换代。
那么刘裕到底为何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决策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因还真不是刘裕能拒绝的。
首先，刘裕做出南归决定之前接到了刘穆之突然去世的消息。刘穆之是刘裕麾下一名要员，在刘裕北伐期间负责统揽朝政。虽然此时的刘裕已经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大权，但朝中忌惮甚至反对他的势力也不在少数。故而当定海神针刘穆之突然因病辞世，刘裕不得不面对二选一的难题：是及时率大军赶回都城稳定大局，还是留重兵于长安巩固对新领地的统治。在刘穆之去世的前提下，刘裕会作何选择显而易见。
其二，刘裕南归后的迅速称帝与所谓“天命”有关。十六国时期的东晋是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家。即便个人实力强劲如刘裕，也十分笃信天命一类的思想。
刘裕对于天命的在意，在义熙三年（407）刘穆之向其的一番进言中就可以看出：“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作为刘裕信任的心腹，刘穆之自然是不会敷衍刘裕的人——这正好证明了天命在刘裕心中的地位，不然“天命已移”也不会成为刘穆之用来说服刘裕的第一理由。而在南归后接连受封宋王、接受九锡，乃至于元熙二年（420）正式称帝，也与刘裕所笃信的天命息息相关。
三、符瑞与造宋
在刘裕称帝前后，东晋朝野出现了诸多“符瑞”，甚至连不恋红尘的高僧在圆寂前都留下“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为信”之类的遗言。如果说此前刘裕积累军事、政治力量还是在为易代进行物质上的准备，那么这些玄乎的符瑞和预言，就无疑成了刘裕易代的精神上的准备。
且除了天命，刘裕长久以来还人为制造易代的文化氛围。虽然刘裕本人是一位从基层崛起的武夫，但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统治力的影响。
东晋继承西晋的门阀之分，士族与普通百姓之间横亘着巨大沟壑——刘裕起初即是站在士族的对面。但随着实力的增强和权力的扩大，刘裕产生了拉拢士族的客观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极为耗时却也十分好使的一招：尊重文化，主动学习，并鼓励士族去进一步书写。
在刘裕北伐后秦期间，刘裕的上述策略也在继续施行。一些士族以幕僚等身份跟随刘裕出征，期间或领命歌颂，或自发抒情，将刘裕和东晋大军一路的成就悉数书写。在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战功和夺取的土地面前，文人的笔墨乍一看并不重要。可积累起来，刘裕通过北伐却获得了士族事实上的大规模肯定。许多士人也在北伐期间彻底转向支持刘裕。
所以当最后一大对手被消灭，刘裕的文化拉拢政策也得以告一段落。换句话说，他在士族之中的美名已经足以引起一场质变。易代过程中最重要的声名问题刘裕已有解决的软实力。
稳定后方的心腹突然辞世；支持自己易代的“符瑞”和预言频频出现；最可能否定自身正统性的士族已被拉拢，易代的氛围已经足够浓厚——这些有利、不利的条件叠加在一起，刘裕又怎会舍东晋而优先后秦故土呢？当然是立刻回中央，继续自己的一统天下之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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