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大师课’上有人引用了一句我以前说过的话，‘有时我觉得自己朝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千万个人都和我逆向而行’，虽然我有点不记得了。”
Lapid低头猛喝了几口珍珠奶茶，露出一个疲倦又孩子气的笑容。早上他受邀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的“电影学堂”，前一晚刚到中国，时差让他几乎没怎么睡。
“很多人会把我的电影形容为‘激进’或者‘很有实验性’，也有人说很奇怪、很沉重甚至很不友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似乎这些词很容易就把你归去某些‘边缘’，很多人可能会嘲笑你，作品只能在很小众的影院里播放。”
黑色高领衫：Thom Wills
白色衬衫：Ermenegildo Zegna
黑色西装：Fendi
黑色风衣：Boss
黑色西裤：Brioni
这位以色列导演今年44岁，年初，他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凭《同义词（Synonymes）》获得了主竞赛单元金熊奖，这当然给他带来了种种改变。“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另类’的。我坚信我的电影是拍给世界上所有人看的，因为它们讨论的是有关生存的基本状态。”
那座金熊奖杯像是一种宣告，“这种电影也是电影，它们也是一种类型，重要性和好莱坞式的电影不相上下，‘电影究竟该是怎样’，它在当下的环境中提出了另一种主张。”
早在2011年，Lapid已经凭电影《警察（Policeman）》拿下过第6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得奖为他的创作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益处，“之前我们找到投资也不算难，得奖后，突然所有人都想在你的项目中投钱”，但对于创作本身真正的困难，奖项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电影《警察》（2011）
“电影最难的地方在于，你要理解你为什么真的想做这件事。我能感觉到心底那种澎湃的冲动，但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个念头，电影可能会沦为地球上最无用的事情：它既没有实际意义，又没有功用，我不希望自己陷入这样的情景中。你一定要有故事想讲，有想法要表达。讲故事也只是一个借口。我想要创作一种感觉，把某个直觉、念头，或是某种想象、某种有关生活的敏感转变为电影。”
白色衬衫、西装外套、西装裤子 均为Brioni
有时他会有一种荒谬感，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想拍电影，可是否想看电影的人数反而在减少？“可能有时候，那些想拍电影的人自己都不想看电影。我想，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解决世界上其他问题的钥匙是保持好奇，对新的想法和旧的想法同时感到好奇，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关键。”
站在走廊里的人
我们用英语交谈。这是Lapid在希伯来语和法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于我是第二语言，于是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挑选尽可能准确的词汇。
回答问题时，他常常会不由自主从某一个词滑出去，“……的，的的……的主张”，又或是在斟字酌句时犹豫不决，“非常……极大……对，极大”。这或许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觉——Lapid以小说起步，他的作品往往围绕着语言的主题，所以他明白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下千变万化的可能。
《同义词》里的男主角Yoav从以色列逃到法国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拒绝讲希伯来语，“因为他觉得以色列语系中的每个词语都包含着一种身份感，有关价值观系统，有关社会地位的看法。”
电影《同义词》（2019）
翻译再精准，仍然无法完全填补两种语言间细微的空隙，“希伯来语和法语的逻辑完全不同，如果你把一些希伯来语直接翻译成法语，即使一个个字对照着来，在希伯来人眼里，那些表达可能还是极其粗鲁和不礼貌的。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一些词语你并不会真正意识到它字面意义下的东西，你甚至会因此变得勇敢和无畏。”
白色衬衫、西装外套、西装裤子 均为Brioni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也代表了自我身份的一种审视。虽然Lapid已经移居法国多年，能熟练掌握几种语言，但希伯来语仍然是他在创作时的主导思考语言。
“语言与身份的认同息息相关，你的出生地会以某种深刻的方式深植在你的骨血里，这是它的‘入侵’方式。”这些渐渐交融在一起的元素，让他对两种文化都有既有归属感又存疏离感，“就好像一直站在一条走廊里，你可以推开任何一边的门，但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Lapid这样定义自己：作为自然人，他出生在以色列，作为导演，他出生在法国。他并不是从小就把电影视为最佳表达渠道的痴迷者，十几岁的时候他也不过随大流，看所有人都会去看的电影，对导演、演员等等知识都一知半解。服完兵役后他移居巴黎，在一个当地的朋友的引导下，他开始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电影。
“他在电影方面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那些电影让我感到很震撼。我意识到，电影是我最强有力的表达工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座影院。”他非常确信，如果达·芬奇生活在现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你看，他画画，做雕塑，又很着迷于研究各种移动的方式，又钻研技术……把这些综合在一起，不就是电影吗？”
相比语言本身，电影是一种完成更恰当表达的工具。“我不是说要把电影和文学做横向的比较，只是在文学里，词语是绝对的主导，因为它是唯一的形式，但在电影里，你可以使用语言的同时用影像来反驳它。”他觉得这种矛盾性把语言推到了一个有趣的位置，“你可以建构，也可以解构。”
至今，所有作品的剧本都由Lapid自己撰写，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出色的编剧。“我的剧本非常简单，没有那种非常跌宕起伏的东西。我会先构想几个场景出来，然后以此为线索一点点扩展开——我的意思是，对话是我最后考虑的部分。”曾有一个画面跃入他的脑海，一个浑身赤露的男人突然来到空荡荡的法国街道上，后来这成了《同义词》的开头。
自我与自我的对弈
《同义词》中Yoav的故事和Lapid的自身经历所有重合，写剧本的时候，谁会来扮演主角Yoav还没个定数，他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其中。
“选演员的时候我一度有点沮丧，甚至还想，其实我自己来演可能是最合适的，但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18年前的我，但他已经不复存在了。”Tom Mercier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曙光，“他就是那个‘过去的我’更好的版本，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那束光，是希望。”
许多创作者会有“近乡情怯”的心理，故事中交缠越多自己真实的过去，就越希望与之保持距离。时过境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剖析曾经的自我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我提起前一晚在电影节上观看的阿莫多瓦的新作《痛苦与荣耀》，那个不得不把自己曾经的故事匿名交给一个演员才感心安的导演，是否让他感同身受。
“不管我的电影是好是坏，它们都非常‘电影化’。我可以看一本日记来回忆过去，也可以借助其它的记录形式来看看那几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模样都不是文学式的自传。我的生活只是石料，我可以根据需要，用各种方式慢慢雕刻出形状。”
在拍摄现场，他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控制狂”，“我会在开拍前准备许多、许多个月，我不喜欢即兴发挥，不喜欢演员改动台词，也不能忍受有太多自己别出心裁想法或者是有太多疑问的演员。”比如，他觉得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回答诸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样的问题，但他也知道这种控制之下的弊端。
“这样的危险在于，即使你很有天赋，但最后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只看到了自己，银幕就好像只是一面镜子。在电影里，所有人更崇敬的是演员，所有人都盯着镜头跟随演员移动，可电影是按照导演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想尽己所能，演员只能遵循导演而剧本本身欠缺的话，整个电影就会超级无聊。”
电影里需要一些元素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而它们的迸发并不完全出于设计。《幼儿园教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执迷写诗的幼儿园教师发现自己的学生中有一个天才诗人，他的年纪还不足以向他揭示这份天赋的意义，却引起了教师难以表述的嫉妒。
电影《幼儿园教师》（2018）
在拍摄现场，有20多个五六岁的孩子，开始Lapid和摄影指导都试图把他们当成成年人，不断告诉他们，这是一条线，你要移动到这里，这个时候你要跨这一步……
“但到了某个节点你会明白，如果你写了一个有关幼儿园的剧本，内容又着重于童年，那么把孩子当成成年人的意义何在？剧本本身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它描写了童年，而是抓住了‘身为孩子’的意义，你可以用自己的姿态、节奏和动作去描述‘孩子’是什么。”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孩子是孩子，但镜头还是成人视角的镜头，“所以矛盾感就应运而生了：表演理应有一定的逻辑，而演员们按照他们的逻辑去表演，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他最为看重的演员特质是“相信”，“他们要相信那件事，而不是只想成为好演员。好的演员并不表演。对我来说有几个表演的层次，一个是有非常出色的演技，但按自己的方式表演，还有一个更好的层次，就是他就是角色本人。”
Mercier的表演无疑是《同义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与角色的契合度，让Lapid感到“仿佛有神袛降临”。“他大概每天会把剧本读上五遍，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读《圣经》那样，简直在膜拜它，所以两个星期之后，他对剧本的了解已经更甚于我，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
这种熟悉的程度，也让Mercier得以把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的意义演绎到了尽可能的深刻和饱满。“句子本身很简单，‘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讲故事，一边摇着腿’，他却能用最大的能量把这个情景展现出来，好像身体里埋着一颗原子弹。
所以我们只需要讨论和剧本有关的生活，在现场的交流就变得异常简单，而且准确。我记得一次我只是说，‘Tom，我觉得无聊了’，他就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他能够立刻抓到我的言下之意。”
作品在成型后，也会生长出意料之外的走向。《幼儿园教师》后来被翻拍成了美国版，制作方曾邀请Lapid执手，却被他谢绝了。“电影属于导演，我已经拍过一次这个故事了，好像没有理由再做一遍。”
看翻拍的版本时他有种奇妙的感觉，“它极其忠于原著，但是却带出了另外的一个主题。我的那版《幼儿园教师》也讲述了一些思辨性的东西，但主要是有关某个真实的片刻里，那些不被欣赏的敏感、脆弱的特质。但是美国版讨论的却是女人的中年危机问题。”
这种方向的转折让他觉得有趣。“我觉得美国人挺沉迷于‘中年危机’这个话题的，可能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到了40岁还没感觉到危机，反而是种可怕的感觉——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时间为此困扰。但这是一个普遍而且合理的主题，很多人都会受其影响，所以电影很自然进入了这个范畴的讨论，可能是因地制宜。”
从早期的短片故事开始，Lapid的作品就在戛纳、柏林等地播映，一路可谓顺风顺水。
“我的故事基本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没法坐在一张桌子前冥思苦想，‘好吧，那下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往往是，故事来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拍出来。”但创作的惶恐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那是一场场自我与自我的对弈。
白色衬衫、西装外套 均为Brioni
“每当你拍了不错的电影，或是别人觉得不错的电影，它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我最大的敌人，因为我要战胜它，想要拍出更好的作品，就好像两部电影在一场拳击赛里互相对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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