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1916年，北大红楼始建，次年北大迎来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蔡元培。历任校长中，不是首位也非任职时间最长，却只有他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也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北京城政权再次更迭。范源濂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邀请人在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执掌北大。
“蔡元培时代”不停被人怀念，因为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书院，唤醒过大学精神的精髓。
改革从向校工脱帽鞠躬开始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从1917年1月4日站定在北大门口那一刻就开始了。
“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吃惊。”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大的顾颉刚曾回忆。
受聘之前，许多好友都劝蔡元培不要接这块“烫手山芋”。彼时的北大被视为官僚养成所，生活作风腐朽。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只想混张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学生课外大多进行的是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想要将这所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
但孙中山十分支持他到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最终从黎元洪手中接下了委任状。
第一次面向全校师生发表就职演说时，蔡元培即指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一方面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择优录取，使许多优秀青年得以进入北大;另一方面，用人唯才的同时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改变北大顽固守旧风气。
不论政治立场、年龄、资历，新校长的聘任果然不拘一格。
三顾茅庐之下，“青年导师”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来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随即，蔡元培又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与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致力于文科的改革。他们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27岁。
此外，虽留续长辫、效忠清室，但辜鸿铭精通英、法、德及希腊文，仍延聘请他讲授《英诗》;刘师培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24岁的梁漱溟仅是中学毕业，但自修哲学写作《穷元决疑论》一文，被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展期所长，一视同仁，绝不歧视。
蔡元培一直想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一改曾经的衙门办事风格，他把学生的各种建议送登《北京大学日刊》，则择其可行的督促职员实行。当时，有一学生因违反校规被开除，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竟一直关注该生的情况，还多次约到办公室谆谆劝导。最终，这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学生，却也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
“为学问而学问”的论战
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在北大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蔡元培也十分乐于见到这“百家争鸣”的景象。
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蔡元培便请教授各开一课，“唱对台戏”。例如胡适与梁漱溟对于孔子看法不同，他们便各开一课;文字学也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原中央主席王昆仑当年就在这个课堂上。王昆仑当时选修了钱玄同的课程，他回忆，正上着课，对面教室讲课的黄侃便大声骂起钱玄同来，钱却满不在乎，照样上课。后来王昆仑就将两人的课都听一听，两相对照。
而这也正是蔡元培的题中之意。他主张学生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观点，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不同学派对比中引发新义，以便提出自己的创见。
蔡元培也身体力行，营造师生间问难质疑、相互切磋学术争辩，各抒己见的风气。例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定义孔子“仁”为“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梁漱溟就批评他定义空洞笼统;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胡适指责其书中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蔡元培则写文为自己见解辩护，但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经蔡元培大力改革和《新青年》《新潮》等的积极鼓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很快引起封建统治阶层及守旧势力嫉恨。
被公认为译界泰斗、桐城派拥蹙的林纾极力反对北大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蔡元培看到后，当天立即撰文。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有据有理有节，一一反驳，并郑重宣告：继续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面对蔡元培义正辞严的答辩，6天后林纾《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所求尊重孔子、不悖伦常、不摒弃古文等要求均得到合意的答复，“心遂欲，畅遂无言。”
“教授治校”、“选科制”、“打破文理”
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及课程上，许多“破天荒”的改革，使北大向现代化大学更进一步。
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1917年底，重要学科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教授会有权决定教学方法、教科书选择、学科废立、图书设备添置等。
同时，在国内最早成立大学研究所。蔡元培组织了国文、英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经济9个研究所，本科毕业生、高年级学生以及他校本科毕业生可以被纳入研究员。范文澜、冯友兰、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
同一阶段，蔡元培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大致与如今的“学分制”类似：学生修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须修满40单位，其中半数为必修科，1/4位选科，本科学生入校时，应择定教授一人为导师。选科制迅速被全国大学采用，被公认为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1919年末，蔡元培又提出废科立系，打破文、理、法的学科界限。
有些学科难以明确划分文理，而学生仅学习本科专业课程对于他们的教育也是不利的。这样一来，理科学生势必放弃文、史、哲的爱好，受到机械论支配，可能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文科学生因回避复杂事物，厌恶学习理、化、生等科学，难以抓住事物本质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观念。“因此，我们决心打破存在于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学习的学生之间的障碍。”蔡元培认为。
在校内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其中，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随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
综合发展也在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序列，讲求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和谐发展。他认为研究学理必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做法。他反对把青年学生弄成“书痴”相，也反对社会上，一些把所谓文质彬彬、弱不胜衣，看作是君子风度。
很快，北大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新景象。
执掌十年，八次请辞
从1917年到192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职有10年时间，8次提请辞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第一次请辞的缘由是张勋复辟的闹剧。1917年7月1日，张勋辫子军进驻北京城。第二天蔡元培便提交辞呈，称“近日北京之空气恶化到了极点”。12天后复辟宣告失败，出走天津的蔡元培又回到北大。
一战后，法国巴黎和会上，决定由日本接管战败的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蔡元培得知后立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知此事。于是，北京各大中专学生原定于5月7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提前于5月4日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中专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32名学生被军警逮捕。各大专校长坚请保释，蔡元培愿以自己一人为学生抵罪。在全国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
为拔掉蔡元培这颗眼中钉，北洋政府计划任命顽固派接任北大校长，严办游行被捕学生，对蔡元培进行威胁。为“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离京，留下启事，宣告已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是他的第三次请辞。
蔡元培被迫离职事件引发全国学生关切，“挽留蔡校长”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蔡元培在师生恳劝之下打消辞意，于9月12日回京主持北大校务。
1922年末，北洋政府无辜逮捕北大兼课讲师罗文，1923年初，蔡元培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说：“元培目击时艰，通信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认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唯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次日晨即离京。
北大师生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坚持挽留蔡元培的斗争达数月之久，北洋政府未敢批准蔡先生的辞呈。但是，从这时起，他也未再回到北大亲自主持日常的校务。
蔡元培频繁辞职，学界有声音认为是其以退为进，用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和人格魅力，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简介】
蔡元培（1868年~1940年），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曾在北大红楼里办公。在这座红楼里，蔡元培引领群星璀璨的教授团，提出“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
【声音】
研究学理必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做法。——蔡元培反对把青年学生弄成“书痴”相。综合发展也在其教育理念序列，讲求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和谐发展。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刘佳妮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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