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以来，我曾辗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苏州、湘潭、长沙。悠悠的江南水乡姑苏，同处湘江之滨的湘潭与长沙，这三座城市都遇水而生、依水而建、围水而居。
你若问我哪里是故乡？吾心安处，一路为乡。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江南水乡姑苏，因着太湖的烟波浩渺、水巷的低柔浸润，千百年来流溢着风流、潇洒、灵秀、温情，养育出一代代文人墨客。在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句里，姑苏城的房屋都临河建造、屋宇相连，水巷里小桥林立，夜市上卖菱藕的声音不绝于耳，河中的船上则满载着精美的丝织品。
1974年，我出生在这方软水温土之上，并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孩提时光。苏州，是我的第一故乡。
水是苏州的生命，也是吴文化的魂魄。印象中的苏州有着水乡独有的明净与温润，小时候我随祖父母住在城中的一条巷子里，每天清晨一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家家户户传出的昆曲调调，或是缠绵哀婉，或是韵律优雅。午后，大人们孵茶馆、听评弹，我和伙伴们就围在园子里捉蚂蚁，跑来跑去，追追闹闹。
天天品茗，日日听书，这是老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往哲先贤，抑或官宦显达，还是平民布衣，苏州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总是那么富裕。也许正是这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让苏州人总是显得那么知足常乐、与世无争。
70年代的沿海城市，物产相对来说是丰富的，吃食也很多，八珍糕、叫花鸡、生煎、海鲜……当季的水果更是一年四季都吃得上，以至于至今我对苏州的记忆还大部分停留在味蕾上。我们在苏州的生活也可称得上是富足的，祖父母专门请了阿姨照顾我和表妹的生活起居，祖父时常会带我去园林里闲逛，看碑林字画，听虫鸣风声，它们的声响、形状和运动的方式都让我着迷。
幼孙承欢膝下，祖父母竭尽所能给了我所有的爱，一如这姑苏水乡，温润、亲切。这种爱滋养了年幼的我，这些美好的事物也形成了幼时我对于“美”的认知，在后来我的主持生涯中给予我无穷的灵感。
1979年，5岁的我离开苏州，来到父母工作生活的湖南湘潭上小学。至此，我已在湖南生活了41年，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伢子。
相比于之前在苏州的生活，湘潭的生活水准一下子就降低了。我的父母亲在建筑单位工作，要养育我们三个子女，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几十块钱，水果自然是吃不起了，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猪头肉。
第一次看到人家吃槟榔是小学一年级，班里一个女同学嚼着一个看起来像棕扫把的东西，我当时心想：“湘潭同学怎么穷成这样，连棕扫把都嚼？”后来才知道这是槟榔花，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嚼起了“棕扫把”，觉得蛮有味。
在湘潭，我跟随父母住在单位的家属大院里，跟着院子里那帮孩子混。那时候物资贫乏，只有防空洞里经常会放一些没有全熟的香蕉，年纪稍大的同学就带我们去防空洞里，趁人不注意拿几根吃，现在说起来其实也是偷。钻防空洞也是我们爱做的事，胆子大点的男同学手持火把，从防空洞的这头走到那头，要走三十分钟，黑咕隆咚的，衬托得自己特别牛气。身为男子汉，我自然也要跟着他们一起钻。起初以为父母不知情，打死不承认，“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没有钻防空洞！”“棉袄上的洞是怎么烧的？”“钻防空洞烧的”……跪下，然后是一通死揍——飞到衣服上的火星子出卖了我。
我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刻板、严谨的知识分子，在崇尚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年代，我没少挨父亲的打，他的爱是严苛的。而母亲和姐姐给了我与祖父母、与父亲不同的爱。姐姐大我7岁，母亲上班去了，我就趴在姐姐的背上，是她背着我在房间里慢慢地走着、安抚着。在70年代出生的多子女的家庭里，都是哥哥带妹妹、姐姐带弟弟，大家相互扶持着成长。
我的母亲是湘潭人，特别开朗、豁达的一位女性。她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一句话说得好，说得别人笑；一句话说得不好，说得别人跳，做人一定要说话说得别人笑起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所以我们从小都是尽可能地口中出好言、心中存善念，不用语言去伤害别人。
说起来，后来我当上主持人也跟当时生活在湘潭的环境有关。20世纪50年代，湘潭建市，开始迎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当时，为了支持湘潭工业的发展，在国家财力十分紧张的状况下，依然筹资新建或改建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湘潭钢铁厂、湘潭电机厂、江南机器厂等6大厂矿就是在那个时期崛起的。
工业建设蓬勃发展，能工巧匠也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湘江之滨，记忆中，父亲单位的同事中有来自上海的、江苏的、四川的、湖北的……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到一起，大家讲的家乡话都不相同，于是都讲塑料普通话，并把它称之为“厂矿话”，其实就是普通话与当地话的结合。到了我们那一辈，孩子们都继承了父母亲的那一口标准的塑普，也或多或少会讲一些各个地方的方言。
这时候我的优势就出来了，因为从小在苏州长大，我讲的是相对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口才也还可以，于是一直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广播站站长，时常被老师叫去念稿子。也是因为这么一个机缘，后来走上了吃“说话”这碗饭的道路。
离开苏州后，湘潭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留下了我童年很多美好的记忆。记得那时加入少先队，要是听说谁能去韶山宣誓，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2008年奥运圣火在韶山传递，我有幸成为韶山站的火炬手，路过毛主席铜像时，我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敬了个礼。
如果说湘潭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人，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儿时伙伴，那么长沙于我来说则是梦，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也是成就我的地方。
长沙有两座“名山”，一座是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记载了半部长沙史。10岁时我第一次来到岳麓山春游，激动地头天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带着母亲准备好的茶叶蛋，跟同学手牵手登上了岳麓山，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湖南这片土地上散发的苍茫、辽阔的气息，这与我从小看惯了的苏州园林的情致是不一样的。
另一座“名山”则是浏阳河畔的马栏山，它见证了“电视湘军”崛起史。1994年，20岁的我考入湖南广播电视学校，迫切地希望能在这座省会寻找到什么，却怎么也意想不到，马栏山、电视湘军会与我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6年11月，我进入刚刚开播的湖南经济电视台工作，第一年台庆晚会，我负责守体育馆，人也睡在里面。到了第二年做台庆晚会时，我提前趴在横梁上，嘴里叼着手电筒，等待着到了某一个节目环节剪断一根吊着箱子的绳子。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了，1998年，《真情对对碰》缺一位男主持，我得到了一次试镜机会，就这样开启了主持人生涯。再后来，“电视湘军”声名远播，长沙也成为文化创意之都，享誉国内外。
回想20岁那年，其实想法很简单，毕业后能进厂矿电视台就好，哪怕铁路电视台也行，哪里敢想湖南电视产业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哪里敢想自己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但仔细一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也会造就一批人。
90年代，湖南媒体改革兴起之初，很多人不相信改革能成事，但总有些湖南人敢于先行先试。回想当年广电大厦还没装修完，大家就在刺鼻的油漆味和飞扬的粉尘中进场工作，晚上不想下班，不想回家，大家为每个节目细节热烈讨论或冥思苦想，实在累了就在折叠床、办公桌上过夜；各电视频道长期彻夜灯火通明，电视台和频道负责人们经常充当深夜送加班盒饭的“小二”。这一切，只为先一步、早一天跟同行“追着打”。
可以说，从1400年前长沙人李畋发明了烟花，到媒体人风起云涌的改革，到中国最成功的真人秀节目《超级女声》在长沙诞生，再到如今的数字媒体、手机动漫等新型文化业态加速发展，三千年来，创新因子一直在长沙人的血脉里延续。而我何其有幸，将我一生中最有活力、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长沙，献给了湖南的电视事业。
20多年前，离开湘潭、离开父母，初来长沙时，我想自己终于自由了。现在父母老了，我年纪也大了，就想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曾到欧洲住过半个月，走到哪都是复古的建筑，满屋子的艺术品，文化气息很浓厚。我挺喜欢国外的生活，可是一旦回到国内，两只脚踩在湖南这片土地上，我又会觉得心里踏实，因为这里是我的根。异国异乡虽然好，又怎么能比得上家乡呢？
中国所有水系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惟有湘江北去。不循规蹈矩、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是湖南人身上的特质，也对我影响至深。我在湖南生活了41年，在湖南电视台工作了20多年，湖南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之中，我的未来也一定会和湖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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