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对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很疑惑，其实主要疑问就是两个：1，春秋战国的前后划分断代、不符合通常的以改朝换代为明确标志的断代规律（比如唐代隋、明代元）。2，比如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封建制、井田制到私田制、礼崩乐坏进一步加剧、铁器牛耕生产力提高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纵贯整个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渐变过程。所谓渐变，并非春秋、战国中间断代时的短时间内具有标志性的明显大变革。所以最多可以作为两个时代的部分特征区别，却不能作为准确断代的准确、合理依据。所以，个人就以以下三部分，说一下针对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毕竟本人也只是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只是喜欢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权当为真正的史学大神来前抛砖引玉了。
一，春秋、战国名称的由来，与史学界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次有意识划分。
关于名称的由来，有几个答主提到了，认为主要是跟孔子修订的《春秋》、和刘向编定的《战国策》这两本书有关。 个人虽不否定这种观点，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最多算是出处的由来，却并非对春秋、战国时代有意识的划分的根本依据。
先是《春秋》，这书严格意义上是鲁国的史书，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五十年左右（《左传》和《谷梁传》《公羊传》稍有差别，但也不大）。基本大致对应后来划分的春秋时代。
另外，再补充一本书，左丘明的《国语》，又称春秋别传，起点早了点（西周），但记载的终止时间也是距离断代很近的智伯被灭（前453年），也就是晋国只剩下三家最强的士大夫-韩赵魏。
不过，这两本史书的终止时间，很大程度是受限于修定者（孔子、左丘明）的所处年代。身处春秋末期的他们也不知道后面那个时代具体会是什么，只是自己活到哪，差不多就写到哪了。也就是无意识地划分了春秋时代的结尾。
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真正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了具有权威性的明确划分的呢？
这个人物就是太史公-司马迁。
我想各位肯定知道这位中国史学界绝对泰斗级人物所著的《史记》，但恐怕知道其“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里面的“十表”具体是哪十表的，就没有多少人了。 感兴趣的可以百度自查，这里就不展开哪十表了。 主要讲两个和本话题最有关的表：
《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
《十二诸侯年表》的结尾时间是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六国年表》的开始时间是紧接着的周元王元年（前476年），然后一直到秦统一天下。虽然《十二诸侯年表》的起点比我们现在认为的春秋时代早（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但两表之间的划分界限（前477年），却是现存权威史学著作里第一次对春秋、战国时代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具体表现为：直接拆分成两个表了），也成为了如今春秋战国断代时间的重要依据。
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司马迁会不会是觉得一起做表500年太长了，所以干脆在中间部分来个一刀切，就分成了两张表写？
答案是：不会。
索性我就再提另外一张表：《三代世表》
这个时间顺序上排在《十二住后年表》的《三代世表》，大家觉得指的是哪三代？可能有人会惊讶：司马迁原来把夏商周合在一起写了！果然够长！
但这个认为仅是夏商周三代的想法就错了。太史公的《三代世表》是从黄帝算起的，一直到西周的周厉王。这个时间段，够不够长？
所以说，太史公之所以在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这个时间点左右来上极为重要的一刀，不用说，一定有他的充足理由与道理。
也就是我们下一部分的重点主题：
二，太史公第一次有意识划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具体依据和理由。
首先，基本可以排除什么铁器牛耕、或者井田制到私田制这些理由了。那个时代如司马迁这样文人史学家，估计根本不重视、或者不在乎这些因素，甚至意识没意识到都两说。
那么，太史公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段这么分？
答案，就在《六国年表》的序文里。主要有两句可以作为最主要的依据：
·“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
先说后一句，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接在孔子的《春秋》之后，然后单独分出一个时代。
而头一句，则提到了两个所有将战国时代开端必定会讲到的重要历史事件“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以此为六国年表（这里的“六国”没算秦国，加秦国一起正好战国七雄），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开端。
换句话说，太史公这么划分的理由大致两条：
1，接着孔子的《春秋》来。
2，“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
这里再重申一遍，虽然太史公如此划分也是受到了《春秋》的影响，但是孔子（也加上左丘明）毕竟是无意识划分（圣人也不能预言未来啊），太史公司马迁才是第一位具有权威性的有意识划分。
而这里，个人还想再重点谈一谈“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这两个太史公也重点提及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提他们两个，或者说，凭什么以这两个事件来作为春秋之后新时代——战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呢？他们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第一个理由，很简单：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七个主要角色——战国七雄，终于凑齐了。
上个时代没挂的三位老朋友（秦、楚、燕），加上四张新面孔——赵、魏、韩、齐（战国时的齐国是田氏齐国，不是春秋的吕氏齐国了。虽然国号没变。），终于凑满七大主角的组队（当然还有些配角小国，就不提了），可以开新副本了。
第二个理由，则是个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司马迁所举的“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除了凑齐新时代的七位主角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
也就是到了最后一个部分：
三，个人对作为划分标志的“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理解与解读。
个人的理解和解读，基本是以下2条，分开一条一条说：
1，这两个事件是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几乎唯二的异氏士大夫成功顺利篡位国君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
感觉挺拗口的是吧？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几乎就这两次。
·篡位成功。把原国君踢下了宝座，自己坐了上去。
·进行顺利。也就是没有被国内原国君的遗老臣民反扑覆灭、或者被他国强烈干涉而功败垂成。
·篡位者是异氏士大夫，也就是不和原国君是一家人。国君及其继承者都换了个家族了。
其实，春秋时代，弑君篡权不是啥新鲜事，但是基本都可归为以下两类，而与上述不同：一个是叔叔篡侄子、儿子杀父亲、自家兄（弟）相爱相杀这样家族内部的篡位，说白了，篡位的新国君和被干掉的旧国君都是一家子的。另一个是与国君不同血脉（不同家族）的权臣弑君夺权，这种也很多，表面看起来和以上两个事件很像，但是那些案例中的权臣几乎全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新扶植一个原国君的子侄作为新国君，而不是自己直接成为国君。
另外，也有一些类似以上两个事件、几乎成功的，比如战国中期燕王哙曾把王位禅让给了国相子之，可新国君子之屁股还没坐热，不仅国内反对势力造成了极大的阻力，相邻的大国齐国也立刻出兵强力干涉，燕国几乎因此倾覆、被齐国险些直接吞并。其他小国偶尔也有类似情况，但大多都被周围的强力大国与国内反对势力联手绞杀。而“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的政权过渡虽然缓慢，但都较为平稳顺利，基本没有遇到以上的那种情况。
另外，再说一下，为何叫“异氏士大夫”，是不是有些绕口？改说“异姓”会不会更舒服？
但实际上，这样说更严谨。因为那个时代的姓和氏与今天现代汉语里的姓氏的意义有所不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比如田齐的国君，都是妫姓、田氏。原来的那支齐国国君血脉则是姜姓、吕氏，也就是最初受封齐国的姜子牙（吕尚）的后代。三家所分的晋国，是姬姓，而韩赵魏三国国君里面，韩魏的国君其实也都是姬姓，所以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异姓”士大夫。尽管叫“异氏士大夫”在现代看的确有些绕口。
再把话题从姓氏上扯回正题上，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又会问了，那符合这些条件，又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呢？
有，而且还很大。
之前的春秋时代，在继承周朝宗法分封制旧有秩序下（如下图），人们不敢轻易僭越自己的阶级。
其中，士大夫和士这两个阶层可能流动性稍微大一些，但是士大夫到国君、还有国君到王，基本都是难以逾越的红线。所以那些胆敢弑君的权臣也只能另外扶植新君，不敢亲自来当，偶尔有不怕死的，也基本坐不稳，立刻便被赶了下去，对华夏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大。因为在旧秩序尚在的春秋时代，人们在意识和整个时代共识上，就不认可这种僭越行为（尽管这种不认可度一直在衰减、趋弱）。因此一旦出现，则人人得而诛之，同时授蠢蠢欲动的他国群而攻之的口实。
咱们再想想春秋那些霸主们，提出的一般是什么口号，叫的最响的当属“尊王攘夷”。什么意思？国君们还是要尊重周天子（该叫爸爸，还是得叫爸爸），最高目标就是诸侯（儿子辈）里面称个老大，也就是霸主了。春秋时代，楚国大概是对周王室最具有挑战性的一股“叛逆”力量，毕竟早早率先称王。楚庄王大败晋国、夺得霸主地位、跃马黄河时，也曾向周王室“问鼎”，算是一次言语上的僭越或者说挑衅，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撤兵了事。难道，真的是周天子的使者王孙满用嘴炮把楚庄王大军吓退的吗？恐怕不是。试想，不要说楚国、晋国、齐国这些一流大国了，就是郑国、宋国、鲁国这些二流国家的军事实力，估计差不多都能把周王室那巴掌大的肥沃领地给灭了。但几百年的春秋时代，有人敢公然这么干吗？偶尔敢有与周天子开战的（郑庄公），也基本是被讨伐，而且事后即便赢了，也要主动“认错道歉”，给周天子个台阶下。毕竟，春秋时代，你可以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不去朝贡，爱理不理，这些都ok，但你敢公然进攻、甚至灭掉周王室试试？那么，你不是在灭掉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在公然挑战一个所有国家共同组成的秩序！而周王室，就是这个秩序的最大象征。
换作今天，恐怕也哪个国家敢劫持联合国秘书长、或者端掉联合国大厦吧？尽管有这样能力的国家可以够撮一簸萁的了。但是，又有哪个国家敢呢？按照外交部的常用话术来说，你这是在挑战二战以后的以联合国为主要框架（说白了就是五个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主导）的世界现有秩序！朝鲜可能敢用核弹炸美国，但试想，敢炸联合国大厦吗？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即便是牛逼轰轰早就称王的楚国，也就过过嘴瘾，心里痒痒，但从来没有真正敢出手灭了周王室，尽管对其军事实力来说轻而易举。
但是，“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却在事实和行动上，进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旧秩序瓦解。
他们破天荒地以士大夫身份，取代了本国的诸侯国君。
咦？！士大夫不能取代国君，与国君不能取代周天子，同为春秋时代的绝对红线！触碰者不是几乎无不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
他们不仅想了，而且干了！不仅干了，而且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成了，坐稳了国君的宝座，而且周围列国和国内百姓也都承认了！
在这个节点上，象征着旧秩序缓慢衰退的春秋时代终于黯然落幕，同时标志着：新秩序即将组建的新时代——战国，应运而生。
那么，问题来了，士大夫都能取代诸侯了，诸侯取代周王室，还会远吗？
进入战国后列国先后纷纷称王，与周王室公然平起平坐，就是最鲜明的体现。诸侯们看着周天子时心中的大概感想，用项羽的话说，就是一句：
“彼可取而代之！”
试问，还有谁，会再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新时代的主旋律，认可的不是维护旧秩序，那么，又是什么呢？也就是第2条观点：
2，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历史的主题（或者说各国的主要任务），转为了如何开创一条最强大的新秩序规则。
而这个建立新秩序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变法！
或者说，变法的大潮，来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战国时代的确各国纷纷变法，但春秋时不是也有改革变法吗？这并非战国时代才有的啊。
说得没错，但是，二者却有鲜明的对比。变法的力度，截然不同！这也是这两个时代历史主题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战国时代变法改革是怎么变？
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废除旧贵族世袭，重新选拔官吏！奖励耕战！胡服骑射！
这些措施中，除了选拔官吏这一条和春秋时代的改革稍有重复外，其他无一不是革命性的巨大变化。乃是不仅将极大地改变社会结构、重建国家基础、甚至势必动摇国本的强力改革措施。
对于国家而言，这些战国时代的变法，用汪峰的话说，就是：
因此，变法中无不充斥着旧势力的拼死顽抗，伴随着大量的鲜血和斗争，不少国家流于表面、或者未能坚持到底。当然，最后唯有秦国的改革最为彻底，也赢得了这场竞赛的头奖——整个天下。
而这套新秩序规则，面对天下一统安定的新环境，还是否适合，就完全另说了。
不过，仅就战国时代的变法而言，翻看史书，你会发现，战国时代的重要变法中，旧势力的坚决反对此起彼伏、十分激烈。比如吴起变法失败时，旧贵族不惜在射杀吴起的同时，射中了先王遗体，导致不少人事后也被处死。可见当时有多么急眼与冲动。
然后，再回头看看史书上是怎么记载春秋各霸主如何改革的？
挨个数数几位重量级人物：
楚庄王：先是装怂，暗中观察，然后一鸣惊人、选贤任能，重视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充实国力。
晋文公：历经磨难，登位后选拔重用六卿，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
吴王阖闾：搞个鱼肠剑刺杀，凭借SSR级的伍子胥，和SSSR级的兵圣孙武，来了个蛇吞象，几乎灭楚。
越王勾践：受尽屈辱，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艰苦节约，刻苦练兵，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完成复仇与称霸。
宋襄公：这个率领“仁义之师”的二愣子，不说也罢。
秦穆公：任用贤臣猛将，连续几次东进损兵折将后转而向西，局部称霸。
齐桓公：主要表现为管仲改革。这个似乎也是最像是次改革的。大致包括：官吏选拔考核、统一铸币、重视工商业、平衡粮价、推行法制。哦，对了，管仲还首创了妓院。。。
可以发现，他们的政策大多都是一个模板：选择贤相辅佐，君主也勤政，君臣共同努力，开创霸业。而细看这些具体政策，又基本都是一时的、表面的，大致就是推动生产、充实国力这几条来回说，偶尔新鲜一些的，就是再来个自虐的（勾践），也就管仲的改革最像个样子，多少有些措施可以在制度上延续、保留下来。所以，你在史书上很难发现这些所谓的改革，会遇到什么较大阻力，或者旧势力一派的坚决抗拒。
因为这些春秋时代的所谓改革，基本都流于表面，根本就未触及根本，基本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国君是否能坚持勤政，别太昏庸、偷懒、或沉迷享乐。
所以，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点：人走政熄。君主或者贤臣一咽气，改革基本就付之东流了。而不是战国时那样相对更加制度化、又极为深刻的。
而战国的变法，虽然也有流于表面的，只是光耀一时，但又很快暗淡（如燕国、韩国），但更多是触及制度的，前面的牛人君主挂了，后面偶尔碰到个二傻子君主（比如秦武王），国家机器也能照常运转。比如胡服骑射的改革后，赵武灵王虽然被饿死了，但赵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依然是战国后期唯一能和秦国一战的主要力量。
最后总结一下。
对于历史上为什么要分为春秋战国两部分，第一次做了这样有意识划分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十二诸侯列表》与《六国列表》）。而其主要依据是1承接《春秋》一书，以及2“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两个重要事件。这就是划分的原因（至少是司马迁如此划分的原因）。
而这两个事件的意义除了最基本的凑齐了战国七雄外，个人还认为有两个重要意义：1作为异氏士大夫成功顺利篡位国君的成功案例，标志着旧秩序（如尊王攘夷）的最终瓦解和以旧秩序为主旋律的春秋时代的谢幕。2新秩序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变法潮流，且力度巨大，和春秋时代的浅显改革形成强烈反差，反向证明了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历史主要任务的不同（旧秩序在被挽救中无法阻止的落寞与崩溃，与新秩序在不断残酷激烈斗争中的开创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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