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天前，101岁的李桓英再获殊荣，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
提到她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年轻时，她舍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投身中国麻风病研究与防治，改变了十几万麻风病人的命运。2016年，95岁高龄的她申请入党。
95岁高龄的李桓英参加宣誓仪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邓伟 摄）
她用执着和信念书写着对党和祖国的忠诚。
01 出身名门，择医而行
1921年8月17日，李桓英出生于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
李桓英属名门之后，李氏家族在京城颇具声望。她的祖父李庆芳是清廷最后一批公派赴日留学生中的一员，归国后创办了《宪法周刊》，呼吁法制。抗战时期，面对日寇诱降，李庆芳大义凛然，捐躯赴国难。这种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对李桓英影响至深。
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瑞也曾被公派留学，学习电机专业，学成归国后在杭州电机厂工作。由于父亲职务不断变动，李桓英辗转在几个城市求学，十二年间先后在北京、德国柏林、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的九所学校上学。1939年7月，19岁的李桓英在香港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1929年，李桓英与父母在德国（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1940年，同济大学因战乱搬迁到四川李庄。在李庄的求学生活非常艰苦，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因为没有电灯，李桓英和同学们只能点油灯看书。到了傍晚，他们会伴着夕阳在江边散步，这是他们那段回忆中最美好的时刻。
1946年5月，李桓英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进修，在细菌系做特别研究生。因为勤奋好学、工作认真，李桓英深受恩师特内（T.B. Turner）教授的青睐，入学仅四个月，就被聘为导师的助手，正式进入实验室。
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桓英作为助理研究员，在实验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她的表现受到了特内教授的肯定，1950年7月，她被特内教授推荐到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成为了首批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性病专家。
1951年-1953年，李桓英把在约翰·霍普金斯卫生研究院学到的公共卫生知识应用到了印尼雅司病的治疗上，并取得了成功。随后，她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到缅甸开展性病防治，成效显著。
1954年，李桓英（左一）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畔与缅甸技术人员合影
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的七年里，她的年收入也从6000美元增长到了9000美元。
然而，丰厚的报酬并没有留住李桓英。1958年冬，李桓英瞒着父母毅然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北京。
02 医者本心，为国为民
根据李桓英的专业特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她分配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李桓英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配合国家彻底消灭性病的规划，做“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TPI）。尽管当时螺旋体还不能在体外培养，李桓英在国外也没有相关实验成功的经验，但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她勇敢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实验室条件简陋，连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面对这种情况，李桓英因陋就简，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土法上马：用二氧化碳的喷雾水进行消毒、自制二氧化碳卵孚箱、自己饲养试验用兔……就这样，李桓英圆满完成了实验任务，并以此向1960年“五一”献礼。
随后，李桓英又开展了麻风抗原检测。她依旧利用土法，成功提取了麻风菌脂质抗原（PGL）。为明确药物效果，医学博士马海德和李桓英决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麻风病没有特效药，如果不幸感染，可能会陷入极危险的境地。但为了研究，他们愿意冒这个险。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其实，在六十年代初期，李桓英就在相关实验上取得了成功，早于国际同行20年。她提取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与她在80年代从美国取来的麻风菌素是同样的东西。但当时大家对麻风菌不十分了解，为避免实验室将麻风菌不慎扩散，实验被迫停止了，而当时提炼出来的抗原也未能保存。
1962年-1965年，李桓英又在我国首先开展了荧光抗体试验，使我国的免疫荧光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期间，组织上安排李桓英到香港与父母相见。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她回美国。可李桓英却说：“我回到中国比在美国工作、学习、生活心情舒畅。能为祖国人民服务我感到自豪。”省亲结束后，她马上回到了大陆，还带回了一些自费购买的实验室急需的仪器和药品。
李桓英赴香港探亲时与父母合影
十年动乱期间，李桓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她所在的中央皮研所（后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全所被下放到江苏泰州市，她被分配到长江北岸的滨江医院。当时，当地的麻风病院约有三四百名患者，于是李桓英一边治疗麻风病人，一边学习补充新知识。
李桓英（左）和患者
在此期间，李桓英还有另一个收获，她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她牢记毛主席所说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实事求是”，学以致用，把辩证法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去。
李桓英立足之前的工作经验，在苏北地区（苏陈公社）的巡回医疗中，利用一支灰黄霉菌株，采用土法将农副产品成功研制成灰黄丸。这款灰黄丸，她自己先服用了3天，确认无毒副作用后，才给患儿服用，成功为苏陈公社160余名头癣患儿摘掉了“头盔”，解除了痛苦。该研究成果被选为落实毛主席“6.26指示”的范本，在1972年参加了北京“全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1978年年底，李桓英被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参与了由WHO资助的出国考察麻风的任务。1980年，她前往美国为父母扫墓，与弟妹们团聚。这一次，她依然坚定地拒绝了弟妹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及其他几国的医疗成果和经验后，她如期返回祖国。
她用自己节约的外汇，为热研所麻研室购买了1台Olympus双筒荧光显微镜，以及英文打字机、幻灯机、幻灯片和相片等设备，还从美国麻风中心带回了千余人份的麻风菌素，后来这些麻风菌素用在了山东潍坊地区的麻风病氨苯砜治疗后复发的预测研究中。
李桓英“舍财，舍己”“舍小家，顾大家”的行为与选择，正是少年时祖辈熏陶的结果。她从祖辈那里传承来的奉献和爱国精神对她一生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她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03 载誉之后，与党同行
随着科技进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可以制服麻风恶魔的方法，即WHO倡导的实施多种药物的联合化疗。但这个方法在当时争议较大，所以国内没有做大面积的推广。
李桓英敏锐地意识到，麻风菌尚不能培养，没有疫苗，就只能靠联合有效药物进行治疗。于是，她向WHO申请了100人份的特效药物，用来研究如何克服原有疗法造成的耐药和复发问题。在她的努力下，WHO同意在中国率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
李桓英首先选择麻风重灾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做试点。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她把实验室“搬到”了麻风村。之后，她又选择山东省潍坊地区作为另一个试点。通过对云南、山东两地的治疗状况进行客观对照，她用详实、可靠的数据证明了短程联合化疗治愈麻风病可以完全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期效果。
1984年，李桓英在勐腊县治疗麻风病人途中过罗梭河上的独木桥进入麻风寨
实验证明，联合化疗方案具有疗程短、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的优势，有效率达100%。基于此，李桓英因势利导，向WHO请求国际专家技术支持，申请药物治疗、设备购置、交通工具等的资金，把短程联合化疗试点扩大到云、贵、川的7个地州，59个县。1986年11月，卫生部在成都召开“全国麻风联合化疗座谈会”，宣布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麻风联合化疗方案。
1990年的第一个泼水节，勐腊县政府郑重宣布：勐腊县南醒村长达30多年的麻风寨帽子正式摘掉了。
李桓英实施的“短程联合化疗”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WHO规定的1％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派专员考察，一致看好。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向全世界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
2003年，李桓英与云南文山州的孩子
肆虐人类数千年的麻风病魔被彻底驯服，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李桓英居功甚伟。也因此，从1987年开始，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等众多奖项和荣誉纷纷涌向李桓英。
然而，她没有一丝的自满和懈怠，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她说：“人活着就要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这样活得才有意义。我从来没有年龄的压力。事业没有完成，就不能半途而废。”
2016年，第十九届国际麻风会议在北京召开，主席特为大会祝贺词。在会上，李桓英获得了“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坐着轮椅出席会议的她在此刻忽然意识到，此生如果没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才是一生最大的缺憾。
于是，她果断向党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1958年，我先后辞去了世界卫生组织聘任的印度尼西亚、缅甸的亚司和梅毒两种热带病专家的职务；告别了已迁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国。我对投报祖国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我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诚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救治麻风事业奋斗终身！请党组织考验我吧！”
这一年，李桓英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她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全国妇联决定授予李桓英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2022年3月，李桓英又入选2021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
李桓英一生获奖无数，在她百岁的人生中，她以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维护着医者的圣洁和荣誉，用行动诠释了医生这个职业的真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今后，她将继续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续写医者的伟大和光荣。
李桓英
(1921.08—)
麻风病学专家
来源：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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